作者：赵勇峰 牟妍 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法律系 吉林大学法学院
所谓对公司经营范围的限制，实际上包含了以下两种情形：
（1）法律规定的限制（下文简称“法定限制”）；
（2）公司章程中规定的经营范围的限制（下文简称“章程限制”）。在各国有关公司的立法上，普遍存在着对公司经营范围的法定限制，此项限制的性质，学者看法不一，大体有三种观点：
（1）权利能力限制说，认为对公司经营范围的限制，是对公司权利能力的限制，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当然无效、确定无效；
（2）行为能力限制说，认为对公司经营范围的限制，是对公司行为能力的限制，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发生与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为行为相类似的法律效果；
（3）行为限制说，认为对公司经营范围的限制，并非是对其能力的限制，而是对其行为的限制，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可能因为欠缺法律行为内容适法的要件而归于无效。行为能力限制说的优点在于，主体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并非当然而确定无效，其效力事后有因公司经营范围扩大而得到补正的可能。行为能力限制说的缺陷在于理论构建上的不严谨；对于法人的本质，《民法通则》和我国学界通说均采法人实在说，依据法人实在说，法人是客观存在的，具有意思能力，因而具有行为能力，其意思表示可以通过法人机关而进行。可见，主体是否具有行为能力，应该依据主体的自身情况（是否具有意思能力）而做事实上的判断，此主体内部的事实状态不会因为是否存在外部的限制而有所不同。行为限制说的优点在于简洁，它强调只要某限制是源于强行法（效力性规范），法律行为违反该限制，即属违反强行法而无效。行为限制说的缺陷在于与法律行为传统理论体系的冲突。为了确定法律行为的效力，传统理论将影响法律行为效力的因素划分为三个方面，即主体因素（当事人的能力）、意思表示因素（当事人内在意思与外在表示的一致性）、标的因素（意思表示的内容）。据此划分，主体资格的限制无疑应该属于第一方面的因素，即当事人能力问题。
而行为限制说将主体资格的限制作为对主体行为的限制，其所谓“对行为的限制”，可以有两种解释：
（1）是对上述第三个方面（行为内容）的限制；
（2）是对整体意义上的行为（上述三个方面的总和）的限制。前种理解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主体资格所限制的，是谁可以做出行为，而不是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如果我们承认上述三个方面因素的划分，就必然要承认主体资格的限制是当事人能力问题，在理论上别无选择。后种理解，实际上是取消了上述三个方面因素的划分，对这三个方面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的限制，都可以理解为是对整体行为的限制。这种放弃现有的分析法律行为效力的立体结构的理论体系，而回归于平面化状态，实际上是理论的倒退。因此，我们认为，行为限制说是以对主体资格性质问题的掩盖代替了解决，是不可取的。对于公司经营范围限制的性质，我们持传统观点，即权利能力限制说，认为主体资格限制是对主体权利能力的限制。对权利能力，学界有不同看法：否定说认为，权利能力平等是现代法的基本精神，任何对权利能力的限制，都是对这一精神的背离（这也是一些学者反对权利能力限制说的最主要的理论性理由）；我们持肯定说，认为权利能力是可以受到法律限制的。一般权利能力贯彻平等的原则，不能受到限制，但特别权利能力是可以受到限制的。一般认为，不能解释无主体资格而订立的合同，事后可以因为当事人取得资格而补正效力，是权利能力限制说的硬伤。但我们相信，这处硬伤还不足以颠覆权利能力限制说，对该所谓“硬伤”的解决是可以采取上述最佳方案的，即经由解释把新问题纳入传统理论体系。首先，我们认为在传统理论上，权利能力并非法律行为效力的构成要件。欠缺权利能力的民事主体⑥也可以实施相应的法律行为，只是该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关系的变动效果，并不能归属于该主体，而须归属于他人。因而，不能依据主体欠缺权利能力，迳行推出主体的法律行为无效，而只能推出，主体不能承受该法律行为引起的法律关系变动的效果，或者说某种法律关系上的权利、义务不能终极的归属于该主体。其次，法律行为作为法律事实的一种，最重要功能在于引起法律关系（或权利）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在时间顺序上，通常情况是主体先取得该特别权利能力，后实施相应的法律行为，并因为该法律行为的生效，而使法律关系变动的要件齐备，并引起法律关系的变动。但这种时间顺序只是通常情况，而不是权利能力理论、法律行为理论、法律关系变动理论的必然要求。如果承认“主体可以先实施法律行为，后取得该项特别权利能力，并因特别权利能力的取得，而使法律关系变动的要件齐备，并引起法律关系的变动”，其所触动的，只是特别权利能力的取得和法律行为的实施在时间上的通常顺序，而非上述因此，我们认为在传统理论体系的框架下，无主体资格而订立的合同，只要齐备主体具有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内容适法、确定、可能等要件，即对缔约双方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当事人不得任意反悔，待缔约主体取得相应主体资格的时候，为法律关系变动的要件齐备，并引起法律关系的变动，这样的解释是行得通的。基于法学的保守性，对于传统理论可以解释的问题，进行理论创新，似乎并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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