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政治因素

摘要：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长期以来呈现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笔者基于中美政治制度比较提出一种解释：在美国制度下，资本和政府受到劳动的约束，必须顾及劳动者的利益，从而实现了劳动者的收入随经济发展而增长，呈现低投资率和高消费率。而在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主要由上级任命，长期以来，GDP是地方政府官员最主要的政绩指标。GDP的增长需要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则相对富裕。这样地方政府往往更多地重视资本利益而相对忽视劳动利益。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的发生。

关键词：就高投资率；低消费率；政治制度

作者简介：樊明(1957～)，男，江苏扬州人，河南财经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系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2-0001-04　收稿日期：2008-11-23

一、引言

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经济增长也可从分析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四方面的增长来加以分析。这四部分的不同比例或结构也代表着不同的经济增长类型：如果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来拉动，则可称为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增长。如果投资占据重要的地位。则可称之为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一般来说，消费和投资是一国最基本的增长来源。要理解一国的经济增长就要分析消费、投资的行为。消费率和投资率是一国消费和投资行为的重要特征。消费率是指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投资率是指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属于投资拉动型的，投资率始终处于高位，比世界平均水平(20％左右)高近一倍，是世界上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过高的投资率和过低的消费率带来诸多的问题。首先是投资的边际效益明显下降，而且带来种种资源与环境问题。投资挤占了消费，导致消费不足，表现为一方面生产能力过剩，几乎所有产品的市场呈现供大于求。而另一方面，很多民众基本的生活需求还得不到满足。这种现象和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大相径庭。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高投资率”问题，在国内学术界讨论得比较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5)提出权威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一)从投资方面看：(1)工业化进程中投资拉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需要保持投资较快增长；(2)我国较高的储蓄率是导致投资率较高的重要原因；(3)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投资效率不高也是造成投资率较高的原因。(二)从消费方面看：(1)收入水平不高决定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较低；(2)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未来支出预期强化，削弱了居民消费能力；(3)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制约了居民消费增长；(4)我国农民消费水平仍然较低。近几年有不少研究中国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的研究发表，就所作原因分析基本是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所作分析的基础上更深入具体的讨论，如梁东黎(2006)、李如鹏(2007)、胡学勤(2007)、李新安(2008)、于健(2008)等等。

笔者基本赞同以上代表性的分析，但认为，关于中国高投资率的讨论中。政治因素很少被提及。决定一国的经济增长类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所处的国际环境，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因素等等。在计划经济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率的决定的机制是不同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投资率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意志，是计划的结果。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率更多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逐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经济增长的类型并无根本的改变，仍然是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侧重于讨论导致中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政治制度因素，而不是要全面比较两种制度的优劣。在方法上，把中国和美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作一比较，进而从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上的差异寻找一种解释。选择美国作为比较的对象在于。一方面中美两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行为差异较大。而美国代表西方最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样便于发现政治制度因素在其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二、中美投资率、消费率比较

图1和图2显示中国和美国在投资率和消费率自1978

・l・年来的变化曲线。中国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美国的数据来自《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8》(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08)。从长期来看，中国的投资率总在40％左右徘徊，2007年为42.3％。美国的投资率则不超过20％，2007年为16.0％。中国的消费率自1990年来就低于50％，到2007年只有35.4％。而美国的消费率一直显上升趋势，1978年为62.3％，到2007年稳步增长到70.2％。中美两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上的行为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美国的投资率低于中国的1倍以上，而消费率高出中国的近l倍。当然，中美两国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但有研究表明，世界各国的投资率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几乎无关，不存在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具有大约一致的投资率(李善同等。2005)。因此，要从其他方面研究导致中国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的原因。

三、中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政治因素

(一)一个模型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不妨从一个单人经济作为分析的起点。假定鲁滨逊初来荒岛，需要修建住所和制造劳动工具，因而必然经历一个投资率较高的阶段，这一阶段投资的边际产品较高。生产表现为扩大再生产。但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的边际产品降低，投资将逐渐减少，投资率也随之降低，可能投资活动主要是弥补生产工具的折旧和修补住所等，消费率将不断上升，生产将更多地表现为简单再生产。这时，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均衡，除了有新的消费出现或发明了新的生产技术。而在一定的时期，消费率取决于生产能力及鲁滨逊对消费和休闲的偏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生产和消费是协调的，不会出现过度生产或过度消费，因为消费受制于生产能力，而生产总是为消费而生产，不可能过度生产因为大多数消费品无法长期保存，对于能长期保存的消费品也受着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约束而终止库存的增加。

后来荒岛上来了一群居民组成一个经济社会。如果这些居民完全自给自足，则生产和消费由单个个人或在一个家庭内部取得平衡。但如果分工和贸易出现，就开始了市场经济。这时，生产的直接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换取货币，并通过货币购买其他消费品和储存财富。这时，个别社会成员如果特别重视财富的积累，则可能省吃俭用，积累货币，也就是说，生产超过其自身的消费。但这种行为必须有其他社会成员消费超过生产为前提条件。因此，从整个经济社会来说，生产和消费总是趋于平衡。

如果社会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资本和雇佣劳动，而且可能和我们今天的情形一样，资本由于稀缺处于强势地位，而

劳动由于富余而处于弱势地位。资本为了利润最大化，力图压低工资增加利润，而工人由于收入太低无法购买资本家工厂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由此导致生产过剩。从而形成经济危机。生产缩减。再次建立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从长远来看。如果社会的生产要不断发展，必须要形成一种机制使得工人的工资以及资本家用于消费的支出必须增加到恰好能购买厂商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由此，可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因为库存总是有限的。

就以上情形来说，我们强调的是至少在长期生产和消费能取得平衡，至于投资率或消费率不能确定。但如果政府出现了，则情况又有所不同。政府具有公权力，可以征税、发行债券甚至印制纸币形成购买力。政府所制造的公共产品和厂商所生产出的产品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厂商所生产的产品必须要有人购买，而且是完全自愿的购买，其价值才能实现并进而进行再生产。而政府的公共产品无需买者，只要生产出来。公众就必须消费，当然，公共产品对公众的价值如何则另当别论。但这时已经具备了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条件。比如，政府大力投资公共工程，并带动私人领域加大投资，生产增加，但由于产品由政府购买，不需要增加工人的工资厂商就能出售完所生产出的产品，这时，投资率就会趋高而消费率就会趋低。

(二)美国的经验：受约束的政府和受约束的资本

虽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并不像一般厂商那样需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直接买家。但仍然有最终的买家：纳税人。在美国，如果纳税人普遍认为，和他们的缴纳的税赋相比，他们消费到的公共产品物非所值，就将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就可能在下次选举时不投票给现任的政府官员，甚至可以弹劾现任的政府官员。因此，政府在决定公共产品的生产时受到选民选票的约束。舆论也是重要的约束。舆论的评价直接影响到选民对政府官员的态度从而这些官员能否连任和升任。此外，还有在野的反对党，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监督执政党。

资本也是受约束的，来自两方面：首先是工人，尤其是工会；其次是政府。资本总想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劳动总想分得更高的工资和福利。前面已述。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相对富余。因而。在资本和劳动的经济关系中，资本处于相对强势地位，而劳动则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资本更多地支配劳动，并总是试图运用这种对劳动的支配地位谋取更多的利润。但工会作为组织起来的工人集体在和资本谈判时有着相当强的谈判力量。通过集体谈判决定工资不仅直接提高了工会工人的收入，间接对其他非工会会员的工资的提高也有积极的意义(Hirsch et al，1986)。即便一个公司暂时没有工会，但如果资本过分剥削工人，而法律赋予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力，工会也会应运而生，这对资本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资本也受制于政府的约束。在美国，劳动者在经济上虽不处强势地位，但在政治上并不算弱势，这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所决定的，因此西方工会除了在和资本进行谈判时有力量，其政治选举的力量也是强大的。在工会政治影响下选举出来的政府必然会对资本损害工人利益的行为给予遏制，保护工人的利益。因此，美国有种种限制资本、有利于工人的法律，如最低工资法，八小时工作制，各种保护工人安全和福利的标准，等等。

总之，在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条件下，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综合起来，劳资矛盾出现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导致社会不会出现过度生产或过度消费。这可以为美国的低投资率、高消费率提供一种解释。当然，不可能是全部解释。比如，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也有助于其消费和投资的增加。

(三)中国的经验：缺少约束的地方政府和缺少约束的资本

中国的改革，仍在经济制度方面致力于建立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政治制度方面试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过程中。就中国目前的实践来看，有两个特征是明显的：地方政府和资本受到的约束很少。下面要分析的是，正是缺少约束的地方政府和缺少约束的资本是中国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的重要的原因，而且是长期的原因。

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和资本的约束度较低，尤其是受不到普通民众、普通劳动者的约束。到目前为止，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产生实际上主要由上级领导决定，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首先对上级负责，其次才是对治下的民众负责。而长期以来，上级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首先是GDP。虽说这几年强调其他方面多一些了，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根本的改变。而要发展经济就需要资本和劳动以及其他生产要素。与西方相比，在中国，资本更具稀缺性，而劳动相对更为富余，尤其是体力劳动。当资本和劳动发生冲突时，地方政府从发展地方经济出发，首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多地站在资本一边。这一博弈的结果早被资本认识到。这样又导致资本缺少来自地方政府的约束。有老板说，我们一开始怕劳动监察部门，后来发现劳动监察部门怕市长，而市长怕我们，最后，就不怕劳动监察部门了。为了保护广大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中央政府也制定了种种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比如《劳动合同法》，但在执行时往往效果不佳，最低工资法在一些地方甚至是一纸空文。公开的招聘广告中公布的工资就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资本也缺少来自工人的约束。首先，在大多数民营企业，工会要么没有，要么形同虚设。就是在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会也没有顺利完成从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色转换，所以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真正能代表工人利益和资本抗衡的工会相对较少。而单个工人和资本抗衡，力量太弱。在和劳动发生冲突时。资本往往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比如实行低工资甚至恶意拖欠工资、低劳动保障、高劳动强度、长工作时间等等。而劳动也认识到自己弱势地位，也认识到和资本博弈的结果，往往更多地表现为忍让和屈从或偶尔采用一些过激行为表示反抗。

在中国。由于地方政府和资本缺少约束，而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利益关系又更为密切，因而劳动就成了弱势群体。笔者认为，这导致了中国工资的增长迟缓于GDP的增长。其实，中国现在普遍存在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不断报道的矿难在相当程度上是资本和地方政府共谋的结果，至少也是心照不宣的默契。

(四)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关键：政府拉动内需

前面的模型已经分析，在一个存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经济，如果没有政府，至少在长期，工人的工资的增长必须和资本投资所产创造出的生产能力相匹配。如果工人的工资增长太慢，需求不足，生产便不能发展，投资便难以实现。这一分析的一个引申推论是，高投资率、低消费率不具长期性，只能向两个结果演变：一个结果是，资本发现需求不足，减少投资，失业增加。工资下降，经济演化到低生产和低消费，但这时投资率也随之降低。另一个结果是，工人的工资增加，需求增加，生产进一步发展，这时消费率上升。

然而，事实是，中国的经验是一个特例：高投资率、低消费率长期存在，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初步建成的

市场经济时代。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和资本共同压低了工资，但政府拉动了内需。结果出现了高经济增长和低工资的现象。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断增大的外贸顺差，这至少是部分出口导向型的地方保持高投资率而工人的工资长期增长缓慢的原因。但不可否认，政府的作用是中国不断增大的外贸顺差的原因。政府至少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采取各种促进出口的措施以及和资本共同压制了工资的增长，这使得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当高的竞争力。

四、展望：民主制度和和高消费率将同时到来

和谐社会建设是当今中国的一大主题。在一个和谐社会，人民应能够普遍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在我们的社会，广大的劳工大众不能充分地享受到自己参与创造的经济成果而且生活水平低下，他们的基本权利经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和谐。如果我们这些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的人们不关心那些广大的劳工大众也是不道德的，因为我们和他们间接地做了不平等的交易。

这里首先要说明一点，地方政府和资本的联合导致了工人工资低下主要不是地方政府官员甚至资本家的道德问题，而是制度的缺陷使然，相信绝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官员是想要改善广大劳工大众的福利的，而中央政府关心和爱护民众更是不用怀疑的。作为资本家，如果他所在的行业的其他资本家都普遍压低工人的工资，不给工人支付“三金”。则这位资本家可能就只有两个选择：或做和其他资本家一样的事。或准备赔本，然后自己就不再是资本家了，而最终剩下的资本家就是一群压低工人工资、不给工人支付“三金”的人，不妨其中一些人良知并未泯灭，至少还保留着罪恶感。

从以上的理论和中国实际的分析，中国要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根本的途径有两条：从制度设计上一是要建立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力量平衡，二是要建立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力量平衡。民众和政府实现了力量平衡就可以限制政府背离民众利益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限制政府做效率低下公共工程或叫做“面子工程”，并由此成为厂商的买家，如果政府的公共工程业受制于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则政府的支出就必然是有限的，过度的公共工程支出导致低效率，就会为民众所不接受。这样，政府不大量购买厂商生产出来的产品，根据前面分析，剩下有两种可能出现的结果：一种是内需不足。生产萎缩，一种是必须增加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使得厂商的生产能力和民众的消费能力相匹配。

我们当然要争取后一种可能。有两种力量可能促成第二种可能性出现：

一种力量是民众给政府施加压力，政府采取措施，促成工资的提高和福利的改善，如建立各种工资报酬的标准，各种限制资本保护工人利益的法律法规。但这种力量出现的前提条件是，政府的主要官员和人大代表必须是更多地由民选产生，受制于民众。这时，政府就要在选票和资本之间进行平衡。

另一种力量是劳动直接面对资本争取自身的利益，这要求尽快完成工会的角色转换。工会要和政府、企业从人事和经济上脱钩。工会运作的经费应主要来自于工会会员，而不是资本或政府，这是独立发挥工会职能的经济基础。政府对工会的管理主要通过法制和监督，必要时可帮助工会克服自主履行职能的困难。

工会内部要实行民主制度，运作是透明的。工会一旦组成，工会干部也会形成一个利益群体，并不保证其能长久地代表工人利益，而不追求自身利益或不被资本所收买。透明保证了工会干部的行为在工会会员的有效监督之下，而民主保证了工会群众有能力通过选举选择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干部，能撤换不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干部。

此外，改革户籍制度也是重要的因素，要给农民工合法的在就业所在地的选举权，否则。地方政府很难不忽视这一群体。

以上两条途径最根本的就是要完善民主制度。只有在民主制度条件下，政府才能在处理劳资关系时采取中立和兼顾两方利益的立场，因为资本用GDP来约束政府。而工人用选票来约束政府。另一方面，民主制度要求进一步的新闻透明。这样，工会的透明度才能有比较可靠的保证，尤其是大规模的工会，如大型企业，行业或地区工会。否则，工会很容易脱离广大工人群众的监督，即便在工会内部有完全自由的民主选举。

中国的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很难在短期内有所改进，但如果加快政治制度的改革，我们就抓住了一个关键点。中国的改革到今天，政治体制改革应迈出更大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