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电影《1942》票房不高，但却是一部能够经受历史验证的好电影。它的主要贡献在于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真实，通过再现历史揭示人性内涵。影片通过对栓柱、花枝、瞎鹿等小人物的形象塑造展现历史事件中人物的真实反应，使看似不合常理的人物的行为举止、心理变化合理化，使其更合乎事件变迁、合乎人性本身。《1942》将是冯小刚导演生涯中一个新的里程碑，也将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也终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关键词] 《1942》；历史；人性；里程碑
电影《1942》的主要贡献在于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真实。影片首先把形象还原为正常的人。以往中国银幕或荧屏上的总是死板着脸，冷冰冰、假惺惺，一副不食人间烟火被妖魔化了的形象，所有的对话也都是口号式的、模式化的，好像的本事就是会说一句“娘希匹的”，而《1942》中的形象首先把还原为“人”，并将其行为合理化。看将士遗孤时的目光中透着痛惜和爱怜，对下属关心体贴中却又略显心机，影片中亲手剥鸡蛋给属下李培基，自己却来不及吃早餐匆匆赶飞机而去的桥段，扮演者陈道明将这一细节演绎得淋漓尽致。领导在细节上、小事上让属下感受到对他的特别，属下一定会对领导忠诚不二，尽心尽力。老实忠厚的李培基接过这个小却重的鸡蛋，河南三千万灾民生死一线的话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决心尽自己的全力去解决这个举全国之力都难以解决的难题。
影片中长工栓柱的形象塑造最为成功。影片最后，栓柱被日本人抓住，日本军官要把他留下驾马车，条件是要栓柱手里的风车做礼物，风车是只做了栓柱一天老婆的花枝的前夫留给孩子的惟一念想，花枝被买走时，栓柱答应照顾花枝的两个孩子，所以，固执而守信的栓柱怎么也不肯将风车交给日本军官，日本军官颜面大失，一怒之下抢过风车扔入火中，一根筋的栓柱扑向火堆去抓风车，日本军官一刀将他刺死。此时，投靠日本人给日本人做饭的前战区巡回法庭庭长马伙夫目睹了这一切，吓得魂飞魄散。马伙夫的活与栓柱的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有有奶便是娘的懦夫，也有一诺千金的勇夫，这些人才是中国历史的真实。栓柱的死是突然的，也是必然的。栓柱一根筋地活着，注定他将一根筋地死去。影片开篇，土匪来抢老东家的粮食，老东家让栓柱偷偷溜出去到县城搬兵，栓柱在去县城的途中看见了大批日本兵，受到惊吓的他冲回东家大院大声呼喊告诉老东家自己没能搬到救兵，土匪头儿顿时大怒，拿酒碗暴打老东家的头，少东家开枪将土匪打死，老东家的劫难就由此开始了。栓柱喜欢老东家的女儿星星，老东家为了留住栓柱给自己赶车也拿女儿哄骗栓柱，在逃荒路上栓柱拼死保护星星。星星被卖走时，万念俱灰的栓柱怒吼要杀人，花枝为了孩子能活下去提出和栓柱结婚，婚后第二天，花枝将自己卖了，栓柱决心领着花枝的两个孩子和老东家一起去陕西，老东家说到陕西后会东山再起时，栓柱马上回应道，那我还给老东家做长工。这句台词一出，电影院里笑声一片，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不知道自己的悲哀，被奴役惯了的长工认为被奴役是自然，生活原本就是如此，栓柱认为继续给老东家做长工就是自己新的生活的开始。在扒火车去陕西的路上，花枝的两个孩子被挤下了火车，栓柱冒着生命危险跳下火车沿路寻找，直到被日本人抓住。
有人认为《1942》是中国灾难史的再现，也许这只是编剧、导演的意图之一。影片开篇在讲话之后，讲述者说1942年中国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实际上应该说是面对“吃”的问题时的人性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人性本身的问题。作家莫言在谈及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大地震时说，大灾难时，人将暴露出最美的一面和最丑恶的一面，文学就是揭示人性的内涵。那么，电影的功效也许可以说是展示面对灾难时人性的内涵。影片中，当星星对父亲说将自己卖掉吧！父亲严辞拒绝，但当父亲看到星星被挑中能被买走时，脸上却露出高兴的笑容，而这笑容恰巧被女儿星星看到，父亲尴尬地连忙躲闪星星的目光，扭身念叨抹“祖宗的脸”之类的话掩饰自己半笑半怒的表情。星星被买走了，栓柱失去了逃荒、甚至活下去的目标，于是无助地投入花枝算计好的怀抱。为了给孩子换口吃的，花枝曾经勾引过栓柱，这个“勾引”和影片开始花枝被少东家追得满仓房跑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吃”的问题还有解决的可能的时候，人还是知道礼义廉耻，还会坚守道德底线。而当“吃”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是生还是死的时候，吃是生的第一且惟一的要义。就是为了能给孩子换口吃的，花枝乘虚而入欺骗栓柱结婚，结婚的目的是将自己卖掉后两个孩子有人照顾，这样，在与栓柱婚后的第二天卖掉自己换回四升小米。“勾引”“骗婚”“肉体换米”，这一系列的举动，如果可以说是莫言所说的“大灾难时”“人”“暴露出”的“最丑恶的一面”，那么这一系列举动的目的就是“人”“最美的一面”，花枝不顾廉耻、不顾尊严、不守妇道的一切举动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活下去，这就是人性中最伟大的母爱。鲁迅小说《祥林嫂》中的祥林嫂听说死后会被嫁过的两个男人争，身体会被阎罗大王锯开后，非常苦闷，后来，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捐了门槛。虽然鲁迅的《祥林嫂》写于1924年，1942年生活在中国河南农村的花枝也不会有可能看到，但“好女不嫁二夫”这一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在宋明理学中，女人对婚姻的坚守叫做贞洁，特别是宋明以后的中国，女人都以争当“烈女”为荣。当自己的贞洁有受到玷污的可能时，宁可舍弃生命也要保全自己的贞洁。影片中的花枝忍受着失去贞洁的屈辱，冒着下地狱后可能被阎罗大王锯开身体的危险，不顾今生和来世，只为了给孩子换口吃的，为了孩子能够活下去就把自己卖了。日本文学评论家长谷川天溪在《文学的“科学试验”精神》一文中说，“所谓善，所谓恶，这些都是心理的变化，世人所谓的‘善’和所谓的‘恶’，未必就是事实上的‘善’或事实上的‘恶’。大多数的人所接受的东西，未必就是‘善’的，也未必就是‘恶’的，要想看透人的心理，就必须首先观察其变化，即便把自杀看成是‘恶’，但如果去寻找情死自杀的心理状态的变迁，也可以发现道德的、心理的某些真实。”①花枝的由“守节”到“不节”的变化是心理的变化，这一心理变化完全是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当她还有丈夫可以依靠的时候，她坚守贞洁不从少东家的诱惑，但当她没有丈夫可以依靠的时候，只有依靠自己的身体。这一举动，在世人中的多数看来是不能被接受的“恶”，但作为母亲来说，这对孩子来说却是爱，是“善”。据说，刘震云早在1993年就把原著小说《温故1942》交给了冯小刚准备拍电影，1994年、2000年及2002年几度筹备都由于各种原因未能顺利开机拍摄，甚至未能立项。理由是：调子太灰，灾民丑陋，反映人性恶，消极。我们一直以来的思维习惯只能接受反映人性善的影片，甚至认为文艺的功效就是“寓教于乐”，通过“乐”受到“教”。世人多是如此，只愿意接受好的、美的东西，而不愿意接受真的东西，因为真的东西必然有不美的一面。实际上，人性原本就有恶的一面，无论你反映或不反映，它都客观存在，而深入发掘、反思“恶”就是为了更好地发现“善”和“美”，影片《1942》充分表现了这一点。
在和孩子最后分别的时候，花枝没有流泪，卖掉自己，孩子能够有吃的，能够活下去，所以人生所谓最痛苦的生离死别在此时都已无关紧要。前文提到，电影《1942》最为可贵的是还原历史真实，在这一情节的处理上，导演最可贵之处在于还原了人性的真实，没有让演员流下不真实的泪水，给观众留下感受、思考、体会的空间。这一点，与作家莫言的创作理念如出一辙。2012年8月17日，莫言在一个座谈会上与日本作家阿刀田高对话时曾说，作家是应该尽量保持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中立的态度，不去对人物进行道德和价值的评判，要让人物自己说话，要让读者自己感受。有人评论电影《1942》这样一部表现大灾难的电影，但观众却很少有哭声，甚至还有人在笑。所以，认为这部电影是失败的一部影片。笔者认为正是这一点，恰恰说明电影是成功的，导演将历史、将人性客观地展示出来，引发观众进一步思考和更深层的体味，而不追求观众当场是“哭”还是“笑”的效果。栓柱要继续给老东家当长工的台词引观众发笑，但笑过后却让人从心里为栓柱麻木的奴性感到痛。栓柱被日本人抓住，马伙夫前去解围，在向日军军官解释和栓柱的关系时，突然冒出一句日语“友達（tomodati）”，中文译为“朋友”，蹩脚的发音和马伙夫的夸张表情让在场观众也不由一笑，但紧接着栓柱突然被刺死，观众表情上的笑还来不及收回，心就被狠狠地刺痛。这一“笑”后的一“痛”，让“痛”更“痛”。而这一切突发的变故就是历史的真实，在那个大灾难时期，人永远不知道生命的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影片中瞎鹿的死也让人心为之一痛，“痛”不仅为瞎鹿的死，更为瞎鹿死时周围人的反应。老东家的粮食被逃兵抢走了，无奈之下，老东家伙同栓柱、瞎鹿去偷美国记者白修德的驴，一心想快点赶驴跑的瞎鹿下手太狠，驴受惊撞进了一群逃兵的驻地，驴很快被剥了皮，准备煮驴肉的大锅中的水也开了，就在逃兵要将剥了皮的驴肉放进锅里的时候，瞎鹿追了过来，争辩不到两句就被一逃兵打进了滚烫的热锅里，站在锅边等着吃驴肉的另外一个士兵大怒责问怎么把他弄这儿了？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看一眼锅里的瞎鹿，一直瞪着把瞎鹿打进锅里的那个逃兵。此时，瞎鹿或者任何一个人的死都和他没有关系，他最关心的是自己要吃的驴肉，瞎鹿或者任何一个人死在哪儿都行，但耽误了他吃驴肉就让他大怒。这也是人性真实的展现，不加任何掩饰或修饰，让人一时间难以接受。
日本近代评论家岛村抱月在《自然主义的价值》一文中说：“自古以来，文艺的目的常常有两极，互相抵制的，一是快乐，一是实用。”②“评价其艺术等级的高下时，常常就有两种标准，一种是以快乐的程度决定艺术作品的高下，另一种是以所包含的实用价值来判定其深浅，并且这两种标准不断地交错发挥作用。”③电影《泰囧》也许可以用前者来评价高下，而电影《1942》则要用后者来评价，也许这也就是两部电影票房的差异所在。观看《1942》需要观众对历史、对人性有一定的理解和体悟，随着影片的推进不断反思面对灾难时的人性问题，不能以追求“快乐的程度”来看《1942》，若非如此，很难引起共鸣。另外，这个题材太过沉重，不适合在人人都想放松、happy的岁末放映，这也许是《1942》票房没有预想的高的原因之一，但票房的高低不是衡量一部电影好坏的惟一标准，时间和历史才是验证一部电影好坏的最终标准。《1942》对历史的真实还原，对灾难时人性的深入挖掘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相信中国的电影史上、文化史上会记录下2012年的这部《1942》。
注释：
①②③ 王向远译：《日本古典文论选译》近代卷（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4页，第613页，第614页。
[作者简介] 卢茂君（1973— ），女，山东日照人，文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日文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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