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圉地运动”的历史进步性及其经济学解释

摘要：圈地运动是英国经济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导致了英国农业革命，推动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为英国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由圈地运动引起的农业进步使英国成功地避免了李嘉图陷阱。圈地运动是英国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的进步。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为怎样看待我国现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流转与补偿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圈地运动；农业革命；工业化；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12―0011-08

圈地运动是英国经济发展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关于这场运动，广为流传和认同的观点是由马克思提出的，并经后世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不断强调和修饰。这种观点认为，圈地运动是一个剥夺农民土地、践踏农民合法权利的过程，是农村中的统治阶级使用暴力掠夺和欺诈性的方法剥夺农民土地、驱逐农民离开农村的过程。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和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对农村居民断断续续的、一再重复的剥夺和驱逐，不断地为城市工业提供大批完全处于行会关系之外的无产者”，“暴力和欺诈是圈地运动的特色”。这一观点虽然揭示了圈地运动的某些方面，但是远远不是事实的全部，也不是其主要方面。事实上，长期以来，圈地运动的消极后果经常被过度夸大了，而其积极作用往往不为人们所重视。本文试图通过对圈地运动史实的考察，揭示圈地运动的本来面貌，并从经济学的视角解释圈地运动兴起的原因及其在英国农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圈地运动的本来面貌

在英国，圈地早在11世纪就有发生，但被称之为“圈地运动”的主要是指从15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这一段时期。其中，从15世纪末至18世纪初为早期圈地运动，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为晚期圈地运动。圈地一般包括三种不同的活动(约翰・克拉潘，1980)，一是圈围广大敞田，二是圈围正规的公地，三是侵占森林地、沼泽地以及其他荒地。

早期的圈地运动伴有把耕地转化为牧地的现象，这一现象遭到了许多同时代人和后来的许多同情乡村劳动者的作家的强烈谴责。他们认为这一现象导致农村人口衰减和大量村舍被拆毁。托马斯・莫尔用“羊吃人”来描述圈地运动的恶果，他写道“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但是，我们不能无条件地相信这些人对圈地的批评，这种认为圈地造成人口减少和耕地荒废成为英国农村中普遍现象的观点，是没有充分证据的。事实上，早期的圈地运动不但范围有限，而且规模很小。早期圈地运动主要集中在英国中部平原地区，据统计，1455年至1607年，英格兰被圈占的土地大约有50万英亩，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3％。年敕命委员会的调查表明，1485年至1517年，在调查的任何地区中，农民被驱逐的情况都为数极少，在诺福克所调查的一大片地区中，只有76所房屋和一个小村庄曾被拆毁，此外再也没有了。

在早期的圈地运动中，除了圈占大片土地作牧场外，还有一种形式的圈地是为了更有效地耕作而对小块土地的圈占。在后一种圈地运动的进程中，农民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自耕农表现得尤为积极。早期圈地运动中，有大量的土地是农民出于，更好地耕作而进行的，通过这种对小块土地的圈占，农民拥有的土地规模平均起来有显著增长。在14世纪，有四分之一的农民拥有多达30英亩的土地，到17世纪，拥有40英亩以上土地的农民则占有更大的比例。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98)的研究表明，在那个渴求土地的年代，没有人对土地的渴求比自耕农更贪婪。自耕农是擅自圈占少量土地的最活跃分子，他们热衷于圈占少量的、但价值很高的荒地和沼泽地。在16至17世纪，经过这种对小块土地的圈占，自耕农所拥有的耕地面积一般在30英亩至200英亩之间(约翰・克拉潘，1980)。自耕农作为土地的蚕食者，由于其圈地主要是为了耕作而不是用于牧羊业，他们没有毁坏任何农家房屋，却增加了食物的供给量，因此他们没有受到反对圈地运动的作家的批评。

早期圈地运动确实存在使用暴力驱逐农民的现象，但并非像反对圈地的作家们所说的那样普遍。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许多圈地活动是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下采用协商方式和平进行的。英国学者比尔斯福德把早期的圈地运动称为“协议圈地”时期。这一时期采用协议圈地并不只是一种局部的、个别的现象，而是在英国各地广泛存在。例如，1589年在约克郡布雷德福荒原进行的圈地时，所有的佃户都聚集在荒原上，他们一致同意达成了一项圈地协议。1608年利瑟姆庄园的32个居民同庄园领主达成协议，领主同意让他的佃户拥有与持有地同等面积的公有荒地，并另外再加100英亩，使租户接受圈地。在威斯特摩兰郡，从1640年至1750年共进行了55次协议圈地，到1750年，该郡85％的土地都是以协议圈地的形式完成圈占的。又如，在伊丽莎白王朝(1558-1603年)末期，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在获得诺福克一个庄园的佃户们同意后，以领主的身份圈进了一些公地，每个佃户也得到了一份他应得的公地。131287

在整个圈地运动的进程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地主和农民都纷纷向荒地进军，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出来，农业用地显著增加。在16世纪，英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被灌木丛和杂草覆盖的广阔的荒地以及大片的长满芦苇的沼泽地，在英国的最北部150英里内全部是一片荒芜，看不到一块耕地。到16世纪末，英国仍有相当数量的土地没有得到开发或使用率极低。据统计，17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未开发或使用率甚低的土地仍占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然而，到18世纪后半期，有300多万英亩曾经的荒地和沼泽地被圈占用作耕地，农业用地大大扩张了。到1830年，在英国曾经被称作荒地的土地已不复存在了。

圈地运动受到众多责难的一个原因是，圈地造成大量的农民背井离乡流向城市，成为英国工业革命所需劳动力的主要来源。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圈地运动并未造成农村人口绝对数字的减少，反而增加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圈地运动最严重的地区实际上居民人口增加幅度最大，从1750年至1830年，英国农业县居民人数翻了一番(戴维・兰迪斯，2002)。圈地并没有减少劳动机会而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圈地本身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据统计，1750年英国农业就业人口大约为135万人，1801年为170万人，到1851年达到210万人。英国学者布朗在1794年谈圈地对人口的影响时说：“那些从圈地使人口减少的概念出发，力陈圈地失策的人们，必定是根据很表面的理由处理这件事的……由于在圈围的土地上取得丰产收益，增加的资本得到它的利润，因而需要更多的人手”。[12162-63工业革命后备劳动力的产生主要不是剥夺农民和圈地运动的结果(费尔南・布罗代尔，1993)，的自然增长才是工业革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悉尼・波拉德，2004)。㈣据统计，在1750年至1851年，

英国非农业工人人口增长了560万人，农业劳动力流出数为110万人，只有大约1／5的非农业的追加劳动力直接来源于农业劳动力转移。

始于18世纪晚期的圈地运动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法律框架内，以议会通过圈地法令进行圈地的。议会圈地经历了私法圈地和一般圈地法圈地两个阶段。1151144-1z~私法圈地总体上是公正细致的，但在立法程序和实施过程中往往符合大地主的意愿而损害部分农民的利益。从19世纪初开始，议会圈地改为通过一般圈地法案进行圈地，议会颁布了程序更为公正、实施更为科学的全国通用的圈地条例，同时还赋予了那些自认为在圈地中遭受损害的人可以向郡法庭上诉的权利。一般圈地法为圈地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和保障，使这一时期的圈地运动能在一种平和的气氛下从容而不断地开展。晚期圈地运动的规模很大，据特纳(Turner，1980)估计，从1760年开始，议会通过了5000多个圈地法案，圈占的土地占英格兰土地总面积的20.9％。与前期圈地运动不同，晚期圈地运动主要是为了取消敞田及使用率极低的公地，变共耕的公地为大块相连的农场，以采用新的比较科学的耕作制度进行规模化经营。在这一时期，一百英亩以下的农场显著减少，而三百英亩以上的农场则显著增加，1740年至1788年，农场数目减少了四万个以上。圈地运动为英国农业飞跃发展和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二、圈地运动兴起的原因

圈地运动引起了英国农村土地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这一运动的兴起是一系列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1)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提供了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激励；(2)敞田制存在着现实和潜在的不适应性，因而有进行制度改进的必要性和机会；(3)英国农村社会中积累起来的企业家精神为这一运动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供给。

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主要来源(North and Thomas，1973)，相对价格的变化使拥有谈判优势的个人或利益集团预期能改善自己的状况，他们便投入资源去重构更高层面的规则(诺思，2008)。[181115-119早期的圈地运动是由羊毛需求的刺激所诱导的。16世纪，英国国内外市场对呢绒品需求的不断增加刺激了毛纺业的迅猛发展，羊毛价格持续攀升。从16世纪20年代到17世纪20年代，一个世纪中英国羊毛的平均价格上涨了319％，生产谷物不如生产羊毛有利可图，许多地主和自耕农纷纷圈地养羊。17世纪20年代以后，羊毛相对价格没能继续上升，因而将耕地转化为牧地的刺激下降了。进入17世纪后，人口持续增长成为英国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17世纪英国人口增长了25％(North and Thomas，1973)，到了18世纪人口进一步暴涨。据费尔南・布罗代尔(1993)的估计，英国人口在1700年为583.5万，1730年略高于600万，1760,年达666.5万，1790年为821.6万，到1820年为1200万，1850年接近1800万。克拉潘(1980)的估计与布罗代尔略有不同，他认为1700年英国人口应在500万至550万之间，1750年约为650万，1821年为1200万。但总的情况是，从1750年至1820年英国人口增加了一倍。人口暴涨导致新增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土地价值相对于劳动工资上升了，农产品需求日益增加，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据统计，从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小麦价格平均上涨70％以上，大麦价格从1780-1794年至1795-1814年上涨了45％-48％，其他粮食价格也有类似变化。肉类的价格从1750年至1840年，平均上涨了约76％，奶制品的价格在1780年至1849年平均上涨达80％以上。农产品价格上涨提高了土地的相对价值，促使地主和农民把公地围圈起来，用为耕作种植，以获取更高的利润。

敞田制的低效率和不适应性为圈地运动兴起提供了另一来源。在敞田制下，田地混杂不堪，星罗密布，每个农人必须按照共同的惯例就何时犁地、栽种和收获以及种植何种作物进行协作耕耘，大多数田地都耕种得很坏，“耕地虽有休耕年，但被同类的庄稼无变化的轮种所耗竭了；几乎任其自流的牧场则长满了灌木和金雀花”。1730年以后，经农业理论家和实践者所倡导和实验的作物轮种、选育优良家畜品种、更好地排水和施肥以及更为集约地耕作等农业改良方法在英国广为传播，这一切大大刺激了地主和农民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采用新的改良方法进行耕作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然而，这些新的方法必须在宽敞不受限制的土地上才能进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种个人分散占有土地的散在式农业已经成为了提高作物产量和改进喂养家畜的绊脚石。政府也注意到了敞田制的低效率及其不适应性，并加大了立法圈地的力度。1797年颁布的《土地法令》中写道“开阔的和公有的土地和公有草地分布得如此零散和混杂，以致不能方便地和有效地加以利用；再者，这些土地和草地以及所述的公有地、沼泽地、荒地、未开垦地，以及公有的森林、田地和场地，采取围圈就能获得很大的改良”。敞田制下的散在式农业由于阻碍了农业技术改良，使农业增产面临极大困难，在人口增长和物价上涨所反映的与日俱增的农产品需求压力下，散在式农业逐渐向圈地式农业转化，圈地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英国农村中积累起来的企业家精神是从供给方面推动圈地这一重大社会变革的重要源泉。英国农村很早就成为国内市场的一部分，市场经济和商业精神支配着整个英国农村社会，农业同工商业有着相互渗透、密切往来的亲缘关系。结果是，英国农业表现出旺盛的企业家精神，具有强大的赚钱和创新的动力。农村中的大地主和农场主是圈地运动的主角，他们是对农村中根植于土地制度框架内的激励作出反应的企业家。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2000)的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革除了需求方面之外，还有供给方面，文化禀赋对制度创新的供给具有很强的影响，它能降低制度变革的成本。速水佑次郎和拉坦的制度变迁供给模型比较适用于对圈地运动的分析。英国农村中的大地主和农场主都是以真正的企业家身份而出现的，大地主主要经营非农产业，他们往往把土地租给农场主经营，自己兼任工厂主或矿产主；农场主则把农业视之为企业，他们精确地计算其成本和利润，并按照市场需求和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把农场变成生产农产品的工厂。农业中的企业家精神减少了动员圈地的阻滞成本，促使土地制度的供给曲线从散在式农业向右移至圈地式农业，小农家庭式农场逐渐被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经营式农场所取代。

三、圈地运动的历史作用

圈地运动为英国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它是推动英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催化剂和加速器，是历史的进步。圈地运动为英国农业革命扫清了道路，促进了农业飞跃发展，由圈地运动引起的农业进步推动了工业革命和城市化。

(一)圈地运动导致了英国农业革命

圈地运动为农业组织革新和农业技术改良创造了条件，伴随着敞田的围圈、小块土地的合并以及

大农场的建立，从18世纪初开始，一场令人欣喜的“农业革命”在英国悄然兴起，这一革命彻底改变了英国农业和农村的面貌。

1.农业组织方式革命。圈地运动引起的土地制度变革，促进了土地的流转和集中。伴随着敞田的围圈和公地的瓜分，土地日益向大地产集中，小地产因其经济效益低和适应能力差，纷纷被大地产所吞并，小地产日渐没落。摆在小地产所有者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不是购进地产得以生存下去，就是出卖土地以谋求别的出路。在18世纪下半期，英国农场的数目大大减少了，1740年至1788年有四万个以上的小农场被大农场所兼并。土地集中的例子不胜枚举，多塞特郡的某一村庄，在1780年还有30个左右的小农场，到1795年这个村庄被掌握在两个大农场主手里；在哈福德郡的某一教区里，三个地主把24个小农场兼并在自己手里。小农场合并为大农场的过程，引起了农业组织方式的革命，大农场在经营性质和劳动力使用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英国农业走上了以规模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供求为导向，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企业组织方式优化配置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农业生产的资本主义农场化经营道路。

2.农业技术革命。圈地运动废除了敞田制，为技术改良铺平了道路。从18世纪初开始，一场农业技术革命在英国农村广泛开展起来。马代替了牛作牵引的动力，使用马耕地的生产率比牛提高了25％-50％；土地不再休耕，人们普遍用轮耕法种植大麦、小麦、芜菁、三叶草等作物，芜菁和三叶草都能反肥入土，还能用作家畜的冬季饲料，牲畜粪便则用于施肥，必要时还在土地中加放泥灰土以提高土壤肥力；牛羊的选种使它们的重量增加了一倍以上；传统农具得到改进并引进了新农具，犁的样式和结构得到改进并增加了铁的使用，长柄镰刀代替了短把镰刀，播种机代替了散播。这些革新都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

圈地运动引起的农业革命使农业产量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18世纪，英国的农业实际产出增长了大约43％，1870年英国农业的粮食产量比1700年高出300％，而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的数量只增长了14％。琼斯(Jones，1981)的研究表明，1700年英国一英亩地能养活0.18人，一个农业生产者可养活1.7人。到1800年，一英亩地能养活0.26人，一个从事农业的人可养活2.5人。一个世纪中，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7％。这一时期，土地生产率也出现了空前的提高。据统计，从13世纪至16世纪中叶，英国小麦单位面积产量一直在平均每英亩6蒲式耳的水平上徘徊，进入16世纪中叶以后，小麦单位面积产量开始直线上升，到17世纪中叶达到12蒲式耳，一个世纪中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翻了一番。㈣到17世纪末，小麦每英亩产量平均已达到18蒲式耳，18世纪末达到24蒲式耳，19世纪中叶达到27蒲式耳，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英国小麦单位面积产量又提高了50％。马克思虽然强烈地批评了圈地运动，但他也肯定了圈地运动的积极作用，他在论述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时说，“虽然种地的人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积聚等等”。

(二)圈地运动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1.圈地运动引起的农业革命为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粮食供给。农业革命促进了农业生产率前所未有的提高，农业生产的巨大进步为工业化进程中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物。1750至1820年间英国人口增加了一倍，而粮食产量也增加了近一倍，跃进的农业走在工业化的前面，为工业的扩张创造了条件。

2.圈地运动引起的农业革命为工业化创造出了必要的劳动力供给。虽然圈地运动本身没有导致农业人口绝对的减少，但是18世纪中叶以后，在由圈地运动导致的农业革命的作用下，英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新增的劳动力中越来越多的人流向工业。1750年以后，英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急剧下降了。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5％，1801年下降为35％，1851年下降到只有16％。18世纪中期后，农业人口开始大规模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移，这一不可逆转的社会变革为英国现代经济增长创造了活动的舞台。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是城市化的飞速发展，英格兰和威尔士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751年为22.7％，1851年上升到54％，1901年进一步上升到78％。1750年后，英国人口重心开始向城市移动，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大的工业城市。1901年，英国人口在十万人以上的城市总共有29个，其中有3个是五十万以上人口，14个是二十万以上人口。曼彻斯特是大工业城市兴起的典型，1727年它的人口不超过1万人，1790年有5万人，1801年扩展到9.5万人，到1901年迅速增长到54.4万人。

3.圈地运动引起的农业革命为工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农业进步使英国农村对工业品的需求不断增长，跃进的农业不但成功地养活了城市居民，而且还为扩张中的工业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纱、麻布、粗毛织品这些原来由农民家庭生产加工以供自己消费的生活资料，现在成了工业的产品，农村地区正是这些东西的天然销售场地。圈地运动引起的农业革命使农业成为炼铁工业的最佳主顾，农具的改进和新农具的引进以及大量使用马匹和为马打铁掌，这些使农业对铁的需求量相当大。据估计，农业革命期间，农业用铁占铁的总需求的30％-50％，1780年有人估计英国每年在生产农具方面消耗的铁多达二、三十万吨(费尔南-布罗代尔，1993)。伴随圈地运动而来的农业发展导致对工业品需求的增长，为工业革命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刺激。

圈地运动使英国农业先于工业实现了健康发展，跃进的农业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使农业生产率大于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口粮标准，生产相同数量的粮食只需投入更少的劳动力，农业产生了足够的剩余，这为工业部门的扩张创造了条件。正是由于圈地运动，英国才成功避免了李嘉图陷阱。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通过对圈地运动史实的重新考察和分析表明，圈地运动并非完全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用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通过对农民进行残暴的掠夺和驱逐而完成的。早期圈地运动范围有限，规模较小，并且许多是以协议圈地的方式进行的，对农民的影响程度较小；晚期圈地运动主要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为了取消旧土地制度残余而进行的土地集中。整个圈地运动并未突然地、迅猛地驱逐农民离开农村，农业人口真正的大规模转移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及圈地运动结束以后。

圈地运动是一系列经济因素变化的结果，它为英国农业革命扫清了道路，促进了农业的飞跃发展。由圈地运动而引起的农业进步使农业能够产生出充足的剩余以支持工业扩张，而充足的农业剩余正是工业化成功进行的最基本前提。因此，可以说没有圈地运动英国农业革命就不可能那么容易实现，工业化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地完成。总之，圈地运动不是英国遭受的诅咒，而是使它得到了拯救，如果没有圈地运动，英国也许就不能那么容易轻松地避开李嘉图陷阱。圈地运动是英国农业现代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的进步。

圈地运动对怎样看待我国现阶段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流转及补偿以及与农民的土地矛盾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一国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付出代价。圈地运动在促进英国农业现代化、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圈地运动而出现的农民失地、失业现象是英国社会转型这一历史大潮中的小浪，不能因为圈地运动造成了部分农民的失地、失业，就全面否定圈地运动的历史作用。我国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也必然要付出代价。现阶段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出现的征地纠纷和与农民的土地矛盾等问题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副产品，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农业和农民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付出了代价，需要进一步的解决。但是不能因为存在这些问题就停止工业化、城市化的步伐。

第二，一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有不同的模式，成功的模式能以较小的成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圈地运动是在市场驱动力和政府顺势推动力的共同作用下进行的土地制度变革。早期圈地运动许多是由私人之间的自愿交易完成的，晚期圈地运动是以议会立法的方式进行的，在整个圈地运动过程中，政府并不直接参与土地交易，这大大减小了农民与政府的冲突。我国现阶段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农地征用主要是由政府独家垄断土地征用权，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交易来实现土地的转让，农民在农地非农化进程中没有土地转让权，由此造成了征地权力滥用、征地补偿不合理、侵害农民的土地权益等问题。圈地运动对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征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我国下一步征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转让权，进一步发育土地市场，让市场价格机制来合理配置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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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一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离不开农业的健康发展，农业的飞跃发展是一国成功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基本前提之一。圈地运动引起的农业进步为英国工业化铺平了道路。我国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农业的发展，以牺牲和剥夺农业的方式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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