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证明气候变化并不可怕，他们说暖是汉唐盛世

撰文 | 魏科（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季风系统研究中心副主任）

随着夏季的到来，破纪录高温和极端暴雨事件反复出现，北京首次出现连续三天40℃以上的极端高温天气。5月31日至6月27日期间，北京降雨量更是仅有1.1毫米，比常年同期的55毫米大幅减少98%以上。这些极端的天气提醒我们，人类已经身处严重的气候危机之中，然而不少人依然会被以下的观点所困惑，成为笼罩在我们认知上的迷雾，例如：全球气候并没有变暖，全球变暖是无良科学家的阴谋，是自然而不是人类活动引起了全球变暖，现在的变暖在地球历史上不值一提，全球变暖是太阳活动引起的，全球变暖是一场阴谋……事实上，这样的观点总结起来多达200多条。

以上这些观点和论据是过去30年气候战争的遗留物，这场战争的一方是全球支持全球变暖的主流科学家，另一方是人员混杂的反气候变化群体，包括石油公司、煤矿协会、媒体红人、游说团体，还有一些非主流“科学家”。在全球变暖已成事实的今天，我们看到潮水退去的那些“裸泳者”，那些反气候变化群体，他们炮制并传播了反气候科学的观点，并深刻影响了全球的认知，使阴谋论、科学不确定论、增温有益论、应对气候变化有损经济等观点广泛流传，也使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决策和行动犹豫不决，他们甚至成功地让美国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最终导致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停摆和迟滞30年。

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轮评估报告期间，各种极端气候灾害的事实惊醒了很多人，其中年轻人异军突起，他们拒绝接受忽悠，再加上气候科学的发展，让气候变化的伪科学失去了基础，一场持续了30多年的气候战争的硝烟即将散去。在科学的支持下，全球正坚定地走在碳中和的道路上，然而失去的30年又有谁能负责呢？在过去和未来遭遇极端天气而蒙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向谁追责？未来至少30-50年，我们都将处于过去30年气候战争的灾后重建中，而这种影响可能会持续数百到上千年。

01

对气候科学的围猎

全球有没有变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变暖？全球变暖会带来什么影响？这本来是气候研究的科学问题，但由此引发的气候应对行动涉及全球范围内的能源转型和政策调整，利益方遍及全球各行各业。由此，气候问题突破了科学领域，成为各方力量角力的核心。对付科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科学家”对抗科学家，既得利益者们通过资助和收买那些科学信念沦陷的科学家，让他们提出各种貌似科学的观点，给公众和决策者制造出科学家观点不一致的假象，再配合上石化集团的其他游说活动，让真正科学的内容蒙尘，从而使气候行动裹足不前。

1988年6月23日，美国气候学家James Hansen参加了美国国会听证会，展示了当时最新的数据和模型的预测结果，强调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对地球气候系统产生影响，使全球变暖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并推动了国际社会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行动。也同样是这一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共同发起并设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全球范围内评估和提供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知识。

1989年，与科学家的行动针锋相对的全球气候联盟（Global Climate Coalition）成立，这个联盟由一些美国工商业团体、行业协会和能源公司组成，旨在推动就全球变暖问题进行辩论，并抵制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政策。其中的会员大名鼎鼎，例如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雪佛龙（Chevron）、壳牌（Shell），煤炭行业的皇家荷兰壳牌集团，汽车制造商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

全球气候联盟（Global Climate Coalition）主要由美国工商业团体、行业协会和能源公司组成。

反对气候变化的组织不少，例如冷静头脑联盟也是一个能量很大的组织，这个组织主要由反气候变化的智库组织组成，其会员包括了不少“大名鼎鼎”的智库组织，例如基督教联盟、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竞争性企业研究所、科学与公共政策中心、马歇尔研究所、自由前沿组织、太平洋研究所、国家政策分析中心等等。

冷静头脑联盟（Cooler Heads Coalition）主要由美国反气候变化的智库组织组成

针对气候科学的气候战争始于30年前，并一直蔓延至今。在英国气象学家彼得·斯托特在新书《酷热空气》（hot air）里，介绍了90年代中期的一场遭遇战。1996年，刚踏入气候变化科研领域的斯托特赴美国参加在旧金山举办的AGU年会。那年圣诞节的前一周，斯托特参加的分会场吸引了大批听众，以至于过道和后场都站满了人。做气候变化归因分析的大咖本杰明·桑特 (Benjamin Santer) 在会场遭遇知名反气候变化人士帕特里克·迈克尔斯 (Patrick J. Michaels) 的阻击，他们的报告被前后放在一起，来到这里的听众，有一半确实想弄明白气候变化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而另一半，怕是纯来看热闹的。

本杰明·桑特的报告完全是学者风格的，根据他在《Nature》上发的论文[1]，讨论气候变化中人类的作用。本杰明·桑特是2021年诺奖获得者克劳斯·哈塞尔曼（Klaus Hasselmann）在1987年招的博士后，他协助哈塞尔曼开拓了气候变化检测和归因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本杰明·桑特揭示了影响气候变化的人类因素：温室气体增加导致全球增暖，污染物增加导致全球降温，这二者相互抵消，使得20世纪的增暖幅度比较小，但是随着污染的治理和温室气体的持续飙升，全球增暖的幅度和速度将持续增加。

迈克尔斯在报告里指责本杰明·桑特的观点“人类对全球气候有明显的影响”是完全错误的，指责气候科学家欺骗决策者和公众，让大家错误地相信人类活动正在导致全球变暖，本杰明·桑特参与的IPCC报告（当时是第二次IPCC评估报告）是歪曲的，会导致对经济增长不必要的限制，进而摧毁世界经济。

AGU大会是学术年会，学者们各自陈述观点，并不会现场辩论，听众听了两派不同观点之后，由他们自己来判断对错。上世纪90年代的研究气候变化的学者与反气候变化者之间的交锋可见一斑。这样的争议传递给媒体和公众的信息很危险，即科学界在气候变化的事实和原因上还不一致，科学界内部对全球变暖的认知还不统一。

这正是反气候变化人士希望达到的目的，公众根本区别不了本杰明·桑特和迈克尔斯谁才是真正研究气候变化的科学家。简单来说，迈克尔斯虽然是弗吉尼亚大学从事环境科学研究的教授，但是他并非真正研究气候变化的科学家，他接受煤炭公司的资助，在各种场合反对全球变暖的科学，认为全球变暖幅度很小，科学界的大惊小怪是获取科研经费的一种手段。但实际上，反倒是他本人从石化行业那里获得了不少资助，根据2005年《西雅图时报》报道，他获得来自石化行业超过16.5万美元资金的资助，2006年，他又获得由科罗拉多州能源机构山间农村电力协会（Intermountain Rural Electric Association）提供的10万美元资助，当然，这还只是公开报道里出现的，只是他获得的经济资助的一部分。迈克尔斯曾在CNN上说，他40%的资金来自石油行业，但真实比例估计比这更高。

从1994年起，迈克尔斯开始发行通讯刊物《世界气候报告》（World Climate Report），每年发行出版一卷，报告由绿化地球协会（Greening Earth Society）出版，如果继续追踪，就会发现绿化地球协会与美国西部燃料协会（Western Fuels Association, WFA）关系密切，而WFA又是燃煤公司们组成的协会。另外迈克尔斯还是美国智囊团（游说组织）卡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这个组织是由石油行业的亿万富翁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于1977年创立。所以，虽然也是大学里的教授，但是他就早上了石化团体的战车。

在真正的科研人员从全球观测资料、理论研究和数值模拟等全面揭示全球变暖的原因、现状、影响、未来趋势、应对思路等问题时，并呼吁全球应该积极应对时，减少化石燃料消耗量时，石化组织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选择全面出击，资助学者来反对就是一个很好的思路，这些学者们下场参与论战，让民众和决策部门认为全球变暖的问题不值一提，或者认为科学界还没把全球变暖的问题研究清楚，这就给石化产业赢得宝贵时间。

石化产业的资助对象里还有弗雷德·辛格（Fred Singer），他早年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曾经是迈阿密大学环境和行星科学学院的创始院长，担任过美国环保署副助理行政长官和交通部首席科学家，还在弗吉尼亚大学担任过教授，可谓地位显赫。1990年，早已退休的辛格创立了“科学与环境政策项目” (SEPP)，这是个纯粹由私人资金资助的组织，从这时候起，辛格剑走偏锋，走上了和主流科学界唱反调的道路。科学家说臭氧洞问题很严重，这是由人类排放的氟利昂等消耗臭氧的物质造成的，氟利昂在平流层在紫外线作用下会释放出游离态氯，而这些游离态的氯，又会作为催化剂破坏臭氧；辛格和迈克尔斯则在各种场合以学者身份说臭氧消耗是火山喷发的自然结果，与氟利昂无关。他们做了一番计算，说1976年圣奥古斯丁火山 (Mount St Augustine) 喷发的破坏臭氧层的氯的数量是当年全球生产的氯氟烃总量的500多倍。他们在《华盛顿时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在美国听证会上讲解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当科学界反对烟草，指出吸烟导致肺癌癌症，二手烟也是重要的致癌因子时，辛格和迈克尔斯则在各种场合说这些研究只是简单的统计，缺乏可信度，一时成为烟草行业的香饽饽，烟草行业通过利用他们学者身份，在社会上努力制造出“辩论”的局面，使民众和政府困惑和迷失决策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弗雷德·辛格创立的SEPP隶属于游说团体华盛顿公共政策价值研究所，该研究所本身接受“统一教”资助，而这个教会目前被我国确定为邪教组织。创始人文鲜明提倡集体婚礼，很多“统一教”信徒的婚配对象是随机指定的，婚礼前还素不相识，信徒没有权利拒绝教主指定的结婚对象。“统一教”的集体婚礼被称为“圣婚祈福仪式”，新婚夫妇参加了这种婚礼仪式，就会洗去自身的罪恶，今后生下像白纸一样纯洁的孩子。按规定，新婚夫妇必须住进专门的教会宿舍，并且在40天内禁止同房。“统一教”在《华盛顿时报》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华盛顿时报》由此出版了许多文章，反对关于气候变化、臭氧损耗和二手烟危害等的科学共识，辛格的文章即在此列。

在全球变暖问题上面，弗雷德·辛格的花活目不暇接，他利用气候变化研究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声称研究气候变化的工具——气候模式不可信，气候数据有问题，自然而然，利用气候模式对未来的预估当然也不可信，逻辑上实现闭环。

气候模式是模拟气候变化的工具，里面包含了复杂的大气-海洋-冰雪-陆地-植被-海洋地球化学过程-火山-人类温室气体-人类气溶胶等过程，要准确描述每一个部分都是很大的科学技术问题，要把所有过程综合在一起，模拟气候的历史和未来，自然会有很多粗糙或者不准确的部分。同理，全球观测数据涵盖上百年，历经观测规范、仪器更新、站点迁移、城市热岛效应等的影响，并且在森林、沙漠、高山、海洋、两极等区域站点代表性有限，因此利用这些数据计算全球平均温度确实存在不确定性。在模式和数据方面挑刺，当然会有很多问题，而辛格正是抓住这一点，全面开启火力，攻击全球变暖问题的科学基础漏洞百出不值一提。

尽管气候模式和数据都不完善，但这些其实并不影响科学结论，在上世纪60年代，日裔美国科学家真锅淑郞（Syukuro Manabe）利用那个时代的气候模式预估了气候敏感度和CO2增多后的影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模式的复杂度早已今非昔比，但是真锅淑郞的结果仍旧牢不可破，完美匹配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观测资料，真锅淑郞也因此获得20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由此说明，即使是早期更不完善的气候模型也早已具备研究气候变化的能力。做个比喻来说，研究气候变化像是医生做诊断，用把脉和听诊器就足够判断心脏存在心率问题，甚至趴在胸口也能听出心脏跳动节奏不正常，辛格却一直攻击听诊器不够好，没有精确地测量血压和心跳力度，并且是个黑箱子，像是个“玻璃球”，和测量对象之间隔着距离，无法真正全面说明心脏的异常状况。当医生可以用心脏彩超描绘出心脏的图景时，辛格依然有话说，这个心脏彩超设备精度不好，一看就不是好牌子，结果不可信，对病人不负责任，并且有过度检查的嫌疑，很明显就是想要谋财害命。

1995年，辛格出炉了一份《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莱比锡宣言》，宣布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科学界并没有达成科学共识，这份宣言分别在1997年和2005年进行了修订，他声称该宣言已由80名科学家和25名电视新闻气象学家签署，共同反对《京都议定书》。

针对IPCC每隔几年进行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2004年辛格牵头成立了NIPCC，即“非政府间气候专门委员会”，NIPCC称自己是“一个国际科学家联盟”，并且会基于已发表的同行评审的文献，“没有偏见和选择性”地独立评估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影响。

2007年IPCC发布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IPCC AR4），而在同年4月，NIPCC在维也纳组织了国际气候研讨会，并于2008年针锋相对地发布了NIPCC报告《是自然原因，而不是人类活动造成了全球变暖》。2013年IPCC第一工作组发布第五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13:自然科学基础》，NIPCC针对此报告发布了NIPCC报告《气候变化再审视II：自然科学基础》，辛格通过这样的操作，制造出科学界并没有统一观点的假象。制造出这样的假象非常重要，因为这会让公众和决策者在面对重大的决策时犹豫不决，既然科学界都“说不清”，那采取应对措施是否会“草率了点”？值得注意的是，弗雷德·辛格的书《气候变化再审视 :非政府国际气候变化研究组报告》、《全球变暖——毫无来由的恐慌》、《自然是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已经分别由科学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和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他的观点早已经在国内广为传播，而由于这些书都是由专业的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其对学者和研究人员的侵蚀更为严重，特别是非气候变化领域的学者和研究人员。

弗雷德·辛格反气候变化图书《气候变化再审视:非政府国际气候变化研究组报告》已经由科学出版社引进翻译出版。

弗雷德·辛格反气候变化图书《全球变暖——毫无来由的恐慌》已经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引进翻译出版。

弗雷德·辛格反气候变化图书《自然是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已经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引进翻译出版。

反气候变化论者还擅长做集体签名和联名情愿活动，比如哈兰学会（Heartland Institute）就刊登过广告：“31000多名科学家已经在一份认为全球变暖可能为自然现象而非危急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该请愿活动的乱象后来连《科学美国人》杂志也看不下去了，他们对请愿名单中所谓持有气候相关科学博士学位的1400名签名者随机挑了30名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只有11人认同该请愿书（包括1名活跃的气候研究工作者），6名说他们没有签名，3人根本不记得有这事，1人早已去世……按照这个比例，《科学美国人》估计该签名书的支持者仅以约200名气候研究人员为核心，而这200名气候研究人员中，没有一个人发表过任何支持其假定怀疑论的相关研究，可是他们依然能够底气十足的签名。

辛格的活动得到不少游说机构的资助，包括保守派智库哈兰学会（Heartland Institute），而后者又受到石化巨头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资助，根据网站http://exxonsecrets.org/揭示，在1998-2014年期间，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赞助各个反气候变化组织和个人的总金额达3092.5235万美元，被资助的不仅有哈兰学会，还有乔治·马歇尔研究所 (George C. Marshall Institute)、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竞争性企业研究所（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美国资本形成委员会政策研究中心（American Council for Capital Formation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自由前沿（Frontiers of Freedom）、安纳波利斯中心（Annapolis Center）、阿特拉斯经济研究基金会(Atlas Economic Research Foundation)、全国黑人商会（National Black Chamber of Commerce）、传统基金会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曼哈顿学院（Manhattan Institute）、国家政策分析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这些游说团体背后的个体众多，能量惊人。

在1998-2014年期间，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赞助各个反气候变化组织和个人总经费达3092.5235万美元，具体的每笔经费可以在以下网站查询：http://exxonsecrets.org/

在1998-2014年期间，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赞助的公司及其背后众多的个人。

石油和煤炭机构资助的人士还有马来西亚裔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和航空航天工程师Willie Soon，他在哈佛—史密森尼天体物理学中心太阳和恒星物理部工作，自2001年以来，获得石油和煤炭机构资助超过100万美元，他在公开场合指责IPCC是“纯粹的恶霸”，“公然操纵事实”，认为全球变暖主要是由太阳变化引起的，而不是人类活动。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哈佛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萨莉.巴利乌纳斯（Sallie Louise Baliunas），她是美国天文学会、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美国物理学会、太平洋天文学会、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等的会员，曾在哈佛—史密森尼天体物理学中心工作，担任过威尔逊山天文台副馆长。她和Willie Soon合作，坚持认为太阳变异与气温变化的相关性更强，这个言论被包括马歇尔研究所和TCS日报等在内的游说团体广泛宣传。发表她相关研究的Climate Research杂志10名编辑中有一半人辞职，以抗议同行评审的不规范。然而萨莉却因对‘全球变暖骗局’的批评而获得了彼得·贝克曼奖（彼得·贝克曼是一位电气工程学教授，后来以反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和其他现代物理学理论而知名），前面提到的Willie Soon、弗雷德·辛格、帕特里克·迈克尔斯都“荣获”过这一奖项。

因反对气候变化而声名鹊起的还有加拿大人斯蒂芬·麦金太尔，他因反对“曲棍球杆曲线”而出名，是反气候博客“气候审计”的创始人和编辑，该博客获得了2007年“最佳科学博客”博客奖，并因为在“气候门”事件中质疑科学界而被“新政治家”评为“2010年50个重要人物”中的第32位。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教授罗斯·麦基特里克（Ross McKitrick）也受益于反气候变化，担任游说机构弗雷泽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和全球变暖政策基金会（GWPF）学术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从事环境经济学和政策分析，他因质疑曲棍球曲线而出名，其在2002年出版的反气候科学作品《风暴来袭：全球变暖的混乱科学、政策和政治》(Taken by Storm: The Troubled Science, Policy and Politics of Global Warming) 荣获唐纳奖第二名（由加拿大最大的基金会之一唐纳加拿大基金会颁发）。

在20年后，看着反气候变化者们在反气候变化方面的“著作”和各种奖项，不得不感慨，各种机构将资金、荣誉和奖项授予伪科学和反气候变化，凸显了各种奖项的明显倾向，而真正的科学论著却备受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包括NIPCC报告等书，也已经被翻译引入了国内，相关观点早已经在中文世界里广为流传。

在这些机构和个人的运作下，各种反对气候变化的观点都被抛出来，彻底混淆了媒体和公众的认知。这些人绝大多数不是气象、气候或者环境专业出身，很多人没有科研经历，甚至绝大多数没有经过自然科学的训练，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影响力，这些人著书立说，参加电视和电台节目，迎合公众口味，收割互联网流量。

公众并不喜欢循规蹈矩的事情，公众喜欢娱乐、巨大的阴谋论的故事、爆炸性新闻、危言耸听的预言、揭露科学家的“操控”和“阴谋”等，这正是很多反对气候变化者擅长的领域。基于此，反对气候变暖者喜欢把全球变暖包装成惊天大阴谋，比如：“全球增暖是全球科学家的共谋”、“别有用心的科学家人为修改数据”、“温室效应理论被人为篡改!”、“科学家的同行评审过程存在腐败现象”、“科学家试图把全球温度序列里的降温隐藏起来”等等。

也可以算经济账，反气候变化的观点还有“应对全球变暖扼杀了工作岗位”、“即使从现在起限制CO2排放，也不会产生大的差别”、“可再生能源实在是太贵了”、“限制CO2对经济有害”、“适应全球变暖比阻止全球变暖代价低”。

或者宣扬不可知论，“没有完全确定的科学（连牛顿、爱因斯坦等的理论都是不断修正的，现在的气候学家怎么能确切地说全球变暖呢！）”、“气候处于混沌状态，不可预测”、“科学家预报天气都不准，何况预测未来百年的气候，”。

或者认为气候变化不值得大惊小怪，“人类成功地经历了过去的气候变化”、“历史上北极海冰的范围比现在还要小”、“热浪和酷暑历史上比比皆是”、“人类活动在影响全球气候方面微不足道”、“IPCC是一些危言耸听杞人忧天者”，有些还打悲情牌，“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就是今天的伽利略和布鲁诺”。

笔者对相关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发现这么多年来由这些组织和个人提出的反对气候变化的观点和“事实”多达200多个，这些观点在各个媒体广为流传，从各个角落侵蚀公众和媒体的科学认识，很多人以为自己“独立思考”得到的结论，殊不知，那些反气候变化的言论早已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们。相关的论点请参照本文末附录，看看有没有你熟悉的说法。有个未经证实的故事，传说爱因斯坦横空出世提出相对论后，有100个“科学家”联名反对，爱因斯坦得知后，哈哈一笑，说如果我是错的，不需要100个人来联名，有一个人能证明我是错的就够了。全球变暖如果是假的，也不需要200多个事实和观点，有一个就够了。

这些反对气候变化者抛出这么多的观点和“事实”目的就是把水搅浑，让各国立法机关和政府在应该对全球变暖采取坚决措施时犹豫不决，最终导致时间拖延，为石化产业的持续利益奠定基础，并为产业转型赢取时间。不得不承认，这些运作非常成功，它彻底使美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无所作为，并两次退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第一次是2001年，新上任的小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并认为“全球变暖的科学依据不确凿”，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从而退出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次则是2017年，新上任的特朗普宣布退出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

反气候机构和组织在美国政府退出国际协议的事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17年3月23-24日，哈兰学会在华盛顿召开“第12届国际气候变化大会”（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March 23-24)，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如何让特朗普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摆脱《巴黎协定》。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协议的签署不仅需要发达国家的支持，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支持，除了动摇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影响舆论方向之外，对发展中国家的认知进行干扰，使发展中国家反对国际协议也是一种很好的思路，除了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那200多条观点和“事实”之外，发展中国家最喜欢的还是阴谋论，例如“全球变暖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遏制发展中国家的阴谋”，这样的言论让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合作和国际协议保始终持戒心，从而使国际协议和国际合作困难重重。有意思的是，相反的观点也在发达国家内部流传，例如“全球变暖的概念是被中国人而且为中国人编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让美国的制造业失去竞争力……全球变暖就是一场彻头彻脑的、很烧钱的大骗局”，这是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的公开观点。

在反气候变化组织和个人的推动下，全球气候学家经历了“曲棍球杆曲线”“气候门”“冰川门”“亚马孙门”等事件的折腾，身心憔悴，目前youtube上还流传着当年对气象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 教授的恶搞嘲讽视频[2]。嘲讽他伪造数据，发明了“曲棍球”曲线，并诅咒他犯了大罪来日不多。视频由“明尼苏达州全球变暖（M4GW）”组织制作，用了迈克尔·曼的头像，歌词如下：

“用老方法捏造数据

一天一天地混淆数据

无视降雪和寒冷

以及向下的曲线

把降温藏起来

迈克尔·曼自认很聪明

发明了整个曲棍球曲线

无视降雪和寒冷

以及向下的曲线

把降温藏起来

气候门，我想你命已注定

倒是希望你有很多时间

但你所作所为可是大罪行

树轮数据太狭窄了

你应该砍更多的树

而不是拥抱它们

无视降雪和寒冷

以及向下的曲线

气候门，我想你命已注定

倒是希望你有很多时间

但你所作所为可是大罪行”

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气候科学依然顽强地向前走，早期的大气环流模式与海洋环流模式结合之后成为耦合模式（CCM），后面再持续加入陆面模式和海冰模式，成为物理气候系统模式，随后全球碳氮循环、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等也被纳入，模式进一步发展成为地球8统模式（ESM）。模式也越来越精细，从早期的400-500千米的网格距，几十年一路精细化，到目前可以达到10km，模式里包含的云、气溶胶和辐射等过程也越来越准确。

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23年，IPCC已经发布了6次关于气候变化的评估报告，报告里对于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化的措辞也越来越确定。IPCC AR6已经能定量地给出气候变化的数值，根据IPCC AR6，自1850-1900 年以来，人类引起的全球地表总温度升高的可能范围为0.8°C至1.3°C，最佳估计值为1.07°C。其中，温室气体可能导致1.0°C至2.0°C的升温，其他人类驱动因素（主要是气溶胶）导致0至0.8°C的降温，其他自然过程（太阳辐射和火山活动等）引起的温度变化范围为-0.1°C至0.1°C，而地球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引起的变化为-0.2°C至0.2°C。

02

最具迷惑性的反气候变化观点

“气候本来就是变化的，以前变化过，以后也会变化，现在的变暖很正常”

这个观点是最具有迷惑性的反对气候变化的观点，在反对气候变化的各观点里长期排名第一（https://skepticalscience.com/argument.php），甚至国内外很多学者也无法区分古气候变化和现在的全球变化。

这个观点的迷惑性就在于，其中既包含了科学事实，又塞进去了不靠谱的观点，用富兰克林说就是:“真话说一半常常是弥天大谎”。地球历史上确实发生过沧海桑田的气候变化，出现过多次冰期-间冰期的变化，以及与之相伴的全球冷暖交替，并且在地球绝大多数历史中，全球温度都远高于现在，甚至两极有冰雪的时间都非常有限。在欧美社会里经常被提到的变化就是，在挪威北极圈的斯匹兹卑尔根岛（Spitzbergen）以前有短吻鳄和热带森林湿地，而现在则被冰雪覆盖，这被看做气候变化的典型案例。

因此，反气候变化人士经常以古论今，将古气候变化阐述为：

• 地球历史上有各种气候变化，有些气候变化的幅度远超今日，地球生物照样生存了下来，现在的气候变化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 历史上变化幅度远超今日的气候变化发生过多次，那时候还远远没有人类呢，所以人类不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
• 
  

这样的解读混淆了古气候变化和现代气候变化的主要区别：

1)古气候变化主要是自然原因发生的，而现代全球变暖是人类活动引起的。

2)古气候变化“沧海桑田”的变化需要更长的时间，而现代气候变化的速度要快得多。

关于第二点，我们可以将地球历史上一些极端过程和现在的气候变化相比，以古新世-始新世极暖期（约55.9百万年～55.7百万年之间，PETM）为例，这是地球历史上一段温度迅速升高的时期，当时在短短的3000～20000年里，全球温度升高4～7℃，达到比1850～1900年的温度还要高10～25℃。那时候全球极其温暖，地球两极完全没有冰雪，一些热带和亚热地的动植物出现在极地地区，在这一时期，全球的二氧化碳浓度从约900ppm飙升到约2000ppm，增加速度达到每年升高约0.04~0.42ppm，每年大气中CO2增加量为3-15亿吨碳。然而2010-2020年期间，全球二氧化碳的增加速度达到平均每年2.5ppm，这一期间全球化石燃料燃烧排放CO2量达到300亿吨以上，均远超PETM时期。如果与过去100万年的气候变化比较，近期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速度是过去100万年最快速度的数百倍以上，这种速度的差别相当于“人活两周就死”和“人活百岁就死”，对于后者，绝大多数人不会过于担心和忧愁，并坦然接受，不会影响生活，而对于前者，则需要马上就医寻找原因。

“全球变暖是由太阳活动引起”

太阳辐照度变化比较复杂，有长期变亮的趋势，大概每10亿年亮度增加约8%，早期太阳的亮度只有现在的约70%，很多人将这种变亮看做是全球变暖的原因，他们完全没有搞不清楚时间的“尺度”。每10亿年增加8%，折合下来仅为每百万年0.008%或每世纪0.0000008%，这个数值非常非常小，不足以引起任何可以可察觉的变化。按照这种变化速度，1920年到2020年间的太阳亮度增加量只能使地球表面的温度增加约0.0000016 ℃，而在此期间，地球表面温度实际上增加了1℃，很显然这不是太阳的演化造成的。

太阳活动还有11年周期，这一周期的认知来自从1611年开始的太阳黑子数的观测，太阳黑子数与太阳辐照度之间存在很好的正相关关系，即太阳黑子数多的时候，太阳辐照度较强，而太阳黑子数目少的时候，太阳辐照度较弱。关于其形成原因，近期的研究认为，每隔约11年，金星、地球和木星会在太阳的同一侧排成一列，从而形成对太阳最强的引力，这样的排列方式出现的周期与太阳黑子的极小期相对应。

太阳11年周期变化引起的太阳辐照度变化很小，根据过去几十年的观测资料，尤其是过去40年的卫星观测数据，高低太阳周期之间的数值差仅为约1瓦/平方米，占太阳平均辐照度的比例仅为约0.07%。根据真锅淑郞等（Wetherald and Manabe，1975)和Hansen et al. (1984)等的研究，二氧化碳加倍和太阳辐照度增加2%引起的气候效应类似，因此太阳周期变化0.1%所能引起的地表大气温度变化仅为0.1℃。由于海洋和陆地的体量巨大，气候系统的变化在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内都难以达到平衡。而太阳的11年周期里，即使高低值之间会引起地表温度的变化（哪怕只有0.1℃），在气候系统还远未建立起平衡时，周期就已经发生了变化，高值已经转化为低值，或者低值已经转化为高值，所以，太阳的11年周期并不能引起气候状态异常向某个方向持续发展形成长期趋势。用投资大师巴菲特的理念来说就是“投资如滚雪球，重要的是找到很湿的雪和很长的山坡。”11年的太阳周期之所以无法形成明确的长期趋势，就在“雪不够湿”，“山坡”也不够长。

另外，根据过去100年对于太阳辐照度的观测资料，1950年代以来，太阳辐照度持续减小，这和全球温度持续飙升的趋势完全相反，因此，并不能成为支持太阳辐射导致全球变暖的原因。

“全球变暖有利于农业，所以是一件好事”

持这个观点的人主要支持“CO2是植物的肥料”，认为CO2增加会促进植物生长，有利于农作物收成提高，以及农业可耕种面积的扩大，生长季的延长。植物的生长伴随着光合作用过程，在光合作用过程中植物利用光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为有机物，同时释放氧气。因此，从光合作用的原料的角度考虑，二氧化碳确实是植物的肥料，理论上二氧化碳增多，有助于光合作用的进行，从而增加农作物的产量。

然而，植物的生长不光与CO2的量有关系，还需要考虑温度和水资源情况。一般植物的光合作用都有一定的温度范围，在温度范围以内，光合作用都可以正常进行，尤其在最适宜温度附近，光合作用效率最高。然而当温度过高时，植物体内转化酶的活性会受到影响，并导致光合作用的效率降低。另外，当温度过高的时候，植物的蒸腾作用和呼吸作用也会加快，为了防止水分蒸发，植物会关闭气孔，造成二氧化碳量供应不足，植物的光合作用随即快速减弱。如果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叶片就会因为严重失水而枯蔫，这在夏季正午高温时段比较常见，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植物叶片干枯死亡。

对于我国北方地区而言，温度升高虽然会有助于减少冷害，增加积温，似乎会使得我国北方高寒地区更宜居，有利于农业生产等。然而，对于干旱寒冷的北方地区而言，水资源才是限制农业发展的首要因素，因此干旱化的负面影响远超过增暖的影响，不利于这些地区的农业发展。

2022年春季，印度遭遇严重高温干旱，4月份，印度北部以“印度面包篮”著称的旁遮普省平均气温上升达7摄氏度，高温导致小麦产量下降，每公顷的损失超过500千克。5月14日，印度宣布停止小麦出口，禁令即刻生效，而作为全球第二大小麦生产国，印度的禁令在一定程度上扰乱全球市场，使得国际粮食安全“雪上加霜”。2022年夏季，欧洲遭遇极端干旱，这次事件被称为5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预计小麦将减产8%以上。

除了产量受影响，气候变暖也会导致作物的品质发生重大变化，以全球第二大粮食作物水稻为例，研究[3]表明，越来越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会让水稻变得没有营养。水稻生长环境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越高，它所包含蛋白质、铁、锌和一些重要的 B 族维生素含量就会越低。

尽管我国高寒地区可耕种范围可能会增加，但是全球变暖除了带来高温酷暑以外，还加快了全球水循环，并扰乱全球大气和海洋环流，带来“干变干，湿变湿”的效应，从而使多雨地区的暴雨和洪涝更加严重，也使得干旱地因地区干旱化更加严峻。与有限的可种植面积增加相比，现有的广袤的农业区受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影响会更大，因此以全球变暖获取可种植区的增加，有点类似于与虎谋皮，综合起来，总体风险和损失远超过收益。

“全球变暖有助于重振汉唐雄风”

有很多人认为变暖是一件好事，坚信“历史上暖期对应盛世，冷期战乱更多”，认为温度升高意味着“盛世”即将到来，这种观点广泛传播迎合了公众对“汉唐盛世”的向往。

国内外也确实有不少的研究认为在气候偏暖期，我国的边患更少，农民起义更少，社会更为稳定，而在气候偏冷期我国边患更多，农民起义更多，社会更为动荡。然而，社会的治乱兴衰是个复杂的系统，对于气候而言，中国国土面积广阔，区域气候复杂，北方游牧区域、北方平原区域、中原区域、长江中下游、华南地区、西北地区等地气候迥异，气候异常的核心因子及原因都差别巨大，除了冷暖，还有干旱、洪涝、暴雨、沙尘暴、蝗灾等的影响。社会的稳定也和政府的治理能力、文化、宗教等有关，不同组织方式和政府治理能力面对同一场自然灾害，所能调动的社会资源和应对结果也完全不同。因此气象学家张德二在讨论唐朝的灭亡时指出“中国历史是一部深邃厚重的、解读不尽的‘大书’，历史朝代之更迭有其十分复杂的缘由。中华文明的兴盛绝不会是简单到由某一个自然因子 (如降水量) 十年尺度的变化就崩溃瓦解了。我中华文明何至于如此脆弱!”[4]我们还要了解“时过境迁”，过去的规律是否适用现在，还需要深入思考，我们已经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从四分五裂走向稳定统一，从长期受草原民族威胁走向全球竞争，以前的规律不见得适用现在。

历史上人们大多逐水而居，主要居住在大河的旁边，像历史上的“超级城市”长安、汴京、洛阳等都在内陆大河附近，中国历史上的冲突主要是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而现在全球经济已经不再是自然经济，不能完全套用历史上的规律，现在世界主要的城市，主要建造在沿海三角洲地区，接近河流的入海口。世界上主要的大城市都是沿海发展，比如上海、深圳、香港、台北、东京、新加坡、印度的孟买、美国旧金山、洛杉矶、迈阿密……。事实上，全球有6.8亿人生活在海拔10米以内的海岸带地区，有约24亿人生活在距离海岸线不及100千米的沿海地区,超过30亿人依靠海洋和沿海的生物多样性谋生[5]。我国的经济中心也已经转移到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对高温、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更为脆弱。

现代战争和社会动荡的原因也不光是对粮食资源的争夺，更多是对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等的争夺，意识形态对撞、地缘政治争夺、外部干涉和民族主义等都是引起冲突和战争的原因。尽管在人类历史过去几千年里战争绵延不断，人类社会最惨烈的战争却发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