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要好文 贾谊散文漫谈:《过秦论》
文\钟百超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西汉初期杰出政治家和文学家。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以《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而著称;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而闻名。
可谓少年得志,前179年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时二十一岁,不久又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由于辅助汉文帝出台了若干政策和法令,以及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等措施,得罪了绛侯周勃等元老,而遭群臣忌恨。二十三岁时,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因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歉疚自责太过,忧伤抑郁而死,享年三十三岁。
贾谊首先是一个政治家,然后才是文学家,因而他的笔是为政治服务的。一个有家国情怀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必定以天下苍生为念。西汉自前202年建立,至汉文帝已有二十余载。刘邦去世后,经历了诸吕之乱,虽说业已平息,但依然危机四伏,诸如匈奴侵边、制度疏阔、诸侯王割据等问题,时刻威胁着汉朝的稳定与发展。殷鉴不远,如何避免重蹈秦朝之覆辙,就必须对秦王朝的成败得失做出全面的分析和总结,从而为大汉政治改革提供借鉴,这一历史使命便落到了贾谊身上。于是,《过秦论》等政论文应运而生。
应该站在怎样的高度去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又应该抱着怎样的态度去看待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汉朝中央政权又应该汲取那些教训从而避免重犯历史错误,这些都是必须要理清的问题。
一、秦国地理形势之利弊
秦国“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为秦国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许是地理优势,秦孝公便有了“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由于“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所以“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但是作者指出,秦国之所以在诸侯中称雄,不是“此岂世贤哉?”而是“其势居然也。”
秦始皇继位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经过秦始皇苦心经营,秦国固若金汤,更令敌人望而却步。“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虽小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因此,当各国合力进攻秦国的时候,被险阻困住不能前进,这也不是因为勇气、力量和智慧不够,而是地形不利,地势不便所造成。
又当九国“尝以什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的时候,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能够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显然是地理上占优势的结果。
尽管“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脩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可是,如此坚固的防御体系,在陈涉以及楚军的进攻下,也失去了防御功能。“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
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天下并没有缩小削弱,雍州的地势,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还是保持原来的样子。可是为什么同样的一片土地,却要山河易色呢?
作者着力描绘秦国的山川地理形势,旨在说明,作为防御体系,地理上的优势只是暂时的,也是相对的。一切客观因素都只能是外在的条件,但不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政者一味依赖地理优势,那么,这个地理优势最终也会成为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
二、秦国的治国策略
作者首先从秦孝公说起。秦孝公执政时,他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取得那些可喜的成就?在用人方面,“商君佐之”;在内政方面,“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在外交方面,“外连衡而斗诸侯”,结果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秦孝公去世后,惠文、武、昭襄三代贤君“蒙故业,因遗策”,因而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第一,不断开疆扩土。“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第二,挫败六国的合纵计策,取得压倒性胜利。“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到了秦始皇,更不甘落后,甚至超越了前辈。“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他不仅统一了中国,还征服了百越之地,使百越之君臣服,又巩固了北方的边防,使匈奴不敢再进犯。
作者以厚重的笔触,抒写秦国的辉煌历史,无非是想说明一点,即使前人如何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如果后人不能继承和发扬前辈的遗志,不能从成功的管理经验中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水平,那么,所有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三、千古之恨的错误
一个强大的帝国,为何一夜之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后人应该从中吸取怎样的教训?
秦朝统一天下,是顺应民心还是违背民意?作者指出,“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秦国一统天下是深得民心的,天下的士人顺服地慕风向往。为什么会这样?其一,“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其二,“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因此,“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
可是,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却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表现在,其一,“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其二,“隳名城,杀豪杰”;其三,“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秦始皇为什么犯了如此的错误?原因有,其一,“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其二,“不信功臣,不亲士民”,表现在“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见于此矣”;其三,“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其四,“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秦始皇还有一个致命伤,就是缺乏权变。“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有不同的方法,可是他不知道变通,用同样的手段去管理国家,自然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
另外,秦始皇是一个孤傲自大,刚愎自用的人。因此,“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像他这样的人却拥有天下,灭亡也是必然的。但是,假如他能够向前人的学习,顺着商、周的道路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那么他的后代即使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
同样,如果秦二世能够吸取秦始皇的教训,秦国也不会迅速走向灭亡。他究竟犯了什么的错误?其一,没有顺应天下形势和民心。“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其二,没有任人唯贤,君臣不同心,没有反思秦始皇的过错。“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其三,没有采取有利于百姓的措施。“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其四,没有采取以德治国的方针。“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
二世非但没有改弦易张,反而变本加厉,倒行逆施。“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其一,“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其二,“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其三,“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其结果是“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
接下来的后果更是不堪设想,“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陈涉不凭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救人民于危难之中。
但是,如果后人能够吸取前人的教训,也许就不会出现重大失误。秦国的情况恰恰是“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秦始皇的问题是满足一己之功,不求教于人,一错到底而不改变。二世的问题是承袭父过,因循不改,残暴苛虐以致加重了祸患。到了子婴,问题更加严重,“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子婴孤立无亲,自处危境,却又年幼而没有辅佐。因此,“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三位君主一生昏惑而不觉悟,秦朝灭亡,不也是应该的吗?
更可怕的是,禁止言论,大臣不敢提出自己的建议,否则性命难保。“当此时也,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其后果是,其一,“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天下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重叠双脚站立,闭上嘴巴不敢说话,那么,即使有好的建议,都无法去表达。一个执政者闭塞言路,注定是要失败的。其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作为三代执政者,如果迷失了方向,而忠臣不敢进谏言,智士不敢出主意。那么,天下一旦大乱,自己却蒙在鼓里,真是可悲之至。
一个国家的决策者犯了如此多的错误,而且一错再错,最终酿成大错,即使没有外力,也会自我坍塌。
四、王侯将相宁有种
面对秦朝的残暴统治,百姓中自然会有人不怕死,敢于抗争,而第一个敢于站出来的就是陈涉。陈涉有何能耐,敢于挑战强权?
论出身,他是一个“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论才能,他是“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论财富,没有“陶朱、猗顿之富”;论地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论武器,只有“锄櫌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论优势,“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论行军用兵的战略,“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的小人物,“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在他的旗帜感召下,“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一个小人物,敢于蔑视强权,敢于奋起反抗,这不是说明小人物有多么伟大,而是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即使再强大的政权,只要违背民意,注定是要被推翻的,这是不以统治者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为什么“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贾谊认为,这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陈涉一人起义国家就灭亡了,秦王子婴死在别人手里,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为什么呢?作者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因为不施行仁义之政,致使攻和守的形势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从秦国失败的教训中,贾谊进一步总结先王的一系列重大治国方针。
其一,“故先王者,见终始不变,知存亡之由。”古代圣王之所以治国有方,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洞察事物开端与结局的变化,并知道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
其二,“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统治人民的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力于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得不到帮助力量了。“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人民安居乐业就可以共同行仁义,而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则容易一起做坏事。
其三,“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王霸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治理国家,就要广开言路。如果沟通的渠道壅塞不通,就会伤害国政。所以先王设置公卿、大夫和士,通过他们来制定法律,设立刑罚,天下因而得到治理。这样,国家强盛的时候,禁止残暴诛讨叛乱,天下服从;国家衰弱的时候,五霸为天子征讨,诸侯也顺从;土地被割削的时候,在内能自守备,在外还有亲附,社稷得以保存。
而秦国的做法恰恰相反,“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因此,当秦朝强盛的时候,繁法严刑,天下震惊;等到它衰弱的时候,百姓怨恨,天下背叛。 “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周王能够顺应天道,因而传国一千多年不断绝。而秦朝则是本末皆失,所以不能长久。“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由此看来,安定和危亡明显是由纲纪悬殊带来的结果。
最后,贾谊意味深长地指出:“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他认为,一个执政者,既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又要根据现实状况施政,还要通过人事加以检验,洞察兴衰规律,权衡谋略和形势是否合宜,做到取舍有序,变化适时,这样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国家稳定。
作为一个优秀的文学家和有杰出的政治家,贾谊希望通过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揭示国家兴衰的规律,以此告诫当权者,切莫重犯历史错误。《过秦论》论据充分,观点鲜明,气势磅礴,感情真挚,充分体现了贾谊的忧国忧民之心,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以及政论家的辩才无碍。因而,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过秦论》将永远成为执政者的一个警钟。如果谁能听从其忠告,就会为他敲响祝福的钟声。如果谁违背了其忠告,就会为他敲响灭亡的钟声。
比贾谊早一百多年的孟子其实早已提醒:“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假设秦始皇没有焚书坑儒,又假如他能够好好读一读孟子的书,也许秦国就不会灭亡。或许这就是宿命,他把孟子的书烧了,也一把火烧毁了自己所缔造的秦帝国。
《过秦论》原文
上篇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中篇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者,见终始不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下篇
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脩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于是山东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见于此矣。子婴立,遂不悟。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宜未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虽小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会,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必退师。案土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为禽者,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王霸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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