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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吴江区唐秦历史名师工作室成立11年，前后培养了60多人次教师，走出4位姑苏教育人才、3位区教育人才和1位教研员；
南通王笑梅名师工作室5年里有2名教师评上小学正高级职称，3名教师成为小学语文特级教师；
深圳龙华区向浩名师工作室首批20名成员，在工作室中的三到五年间，发表了20余篇核心期刊论文，同时出版了一本科研专著……
进入名师工作室的教师，应该都是名师的种子选手，如同半熟的“桃子”。外界期望，经过几年工作室的历练，他们应能散发出“成熟的香气”。然而，在全国范围内，名师工作室在培养和输出名师、骨干教师的“产量”上差距悬殊，有些还流于形式，甚至有名无实的问题也存在。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名师工作室中的优质课堂如何诞生？
成都、深圳的教师“组团”来到北京，仅为聆听吴正宪老师的一堂公开课；雄安新区雄县一小的校长孙兰平每次将天津名师徐长青的讲课消息发到微信群，满县相关学科教师参与热情高涨，且不拘是否工作站成员……
身为教师，谁不想上一堂好课？但对许多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和乡村教师而言，这并不那么容易。
调研发现，不论是教育资源较多的东部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和乡村，名师工作室一致地进行了听课、评课、磨课、读书交流、专家讲座等活动，希望能为教师们找到打造优质课堂的“秘诀”。但显然，并非所有活动都具备促进成长的“魔力”。
什么方法最有效地帮助教师打造优质课堂呢？采访中，多位教师反映，反复磨课，尤其是名师亲自指导的磨课，效果最佳。
2014年，张秋荷毕业后来到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东风中学任教初中语文。“备课时没有经验，也无人指导，感觉像在打空拳，常常从网上找现成的课件和实例。”张秋荷回忆道。
2017年，张秋荷加入了张梅乡村名师工作室。两年后，她被推荐参加第二届全国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镇上的老师们意见不一，年长的老师说要重字词和文本翻译，有的老师说课改需要热闹、吸引眼球的效果。”张秋荷不太认同，“难道好课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在迷茫之际，贵州省乡村名师管理办主任张佩玲为张秋荷寻找专家看课。“专注文本，简便教学，根据学情确定目标”的建议，使张秋荷坚定了去掉浮夸的信念。比赛前的一周，张梅再次为张秋荷组织听课和磨课团队，对其“动了大手术”的教学设计进行了多次打磨。全国青教赛赛场上，张佩玲在现场对课堂效果提出了改进意见。张秋荷开始明白，好课如同美玉，需要如切如琢，如磨如磋。
张秋荷获得了省一等奖和全国三等奖。2019年，作为贵州省乡村名师的她将磨课成果带到贵阳、上海、深圳、成都等地展示。
每次打磨都直指关键，不仅成就了一堂好课，更启发了教师对好课的理解。
“这是个怎样的女孩？这样的女孩难不难追？你追不追？如果不是听了向浩老师的建议，我绝对想不到学生们会对《蒹葭》那么感兴趣。”深圳龙华区玉龙学校语文教师李一凡说，是主持人向浩告诉她“不要老想着把知识点讲完，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方式。”
在南通王笑梅名师工作室，90后成员杨楠在12次磨课后，明白即使面对一年级孩子也要“放手”，效果比全堂灌输好得多。
教学无定法，教师专业成长的路径也不仅仅是“磨课”这一条。在各地名师工作室的探索中，越来越多的教师通过其他有益方式推开了好课的大门。
唐秦历史名师工作室让学生参与评课，纠正了不少教师上公开课时只追求专家同行认可，而忽视学生的问题；天津名师徐长青要求每节课后进行质疑性群评群议，“全面探讨，优缺点分明，方法结合”原则让磨课有的放矢，提高课堂质量；深圳向浩名师工作室每两周组织一次青年教师汇报课，当场评议并开设主题讲座……公开课、示范课、同课异构、双师同堂等形式也被广泛采用。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科研创新团队负责人李华平指出关键所在：“教师成长的平台一定是课堂，名师工作室的活动应该以课堂为中心，提升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只有这样的活动，才能吸引教师们积极参与、保持长久的参与热情。”
2
基层教师的教科研从何而来，又能走向何方？
根据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川、陕西等多个省市教育部门的公开文件，"科研课题"是名师工作室的重要建设要求和考核指标。
在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基层教师加入了原本由教育学者和理论研究者为主的教育研究行列。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教育研究所教授桑国元认为，教师作为研究者已经是全球的大趋势。但一些工作室成员反映，名师工作室以课题研究为主业，让人感觉像在大学里为导师打工，甚至不明白课题有什么实际用处。
教师是否应参与课题研究？什么样的课题才是有价值的？
2008年，徐长青名师工作室成员、天津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数学教师叶鸿琳开展了一项“草根”研究——教师在课堂中的行走路线。
虽看似简单，但研究起来却大有学问。
叶鸿琳发现，教师上课时的站位大致分为三种：长时间站在讲台上、站在学生中间、在教室里游走。“但没有一种是完全正确的。第一种对于提升学生注意力非常重要，可以与更多孩子眼神交流，但会造成孩子注意力疲劳。第二种会让一部分学生消失在老师的视域中。第三种，变成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捉迷藏。”他说。
在徐长青指导下，此前从未做过课题的叶鸿琳经过观察和科学实验，找到了最合适的教师行径策略：讲重难点时，教师要站在讲台上，并且配合手势吸引学生；轻松的话题和发散性问题时，教师可以走到学生中间；游走只适合观察学生个体或组别学习效果，应该是课堂中最少用的一种。
叶鸿琳凭借研究成果《教学技巧——教师站位与行走路线的研究》获得了2011年天津市青年教师学术论坛一等奖。“这个问题太真实了，老师们一听就会感叹，‘我也这么做，怎么就没想到是这些原因让孩子注意力分散呢？’他们也会想来做研究，找到更多答案。”叶鸿琳说。
“不搞教学过不了日子，不搞教研过不了好日子，不搞科研好日子也过不长。”徐长青这样形容教学、教研和科研的关系。他指出，一线教师普遍陷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教学中，缺少反思和提炼，因此他对成员们提出了“每个人都要参与课题研究”的要求。
那么课题问题从哪里来？
“问题不是主持人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听老师们反映的问题，那都是老师们实际遇到的真问题。”北京数学特级教师吴正宪把教科研比作一个手术台，主持人是主刀医生，成员是助手，“只有研究破解教学中的真问题，操刀的和围观的才能一起思考解决之道，教师们才有参与感和获得感”。
吴正宪工作室里的课题，山区教师都能参与。北京密云区最北边的古北口镇中心小学设立问题角，学生们在预习时提出问题挂在上面，老师们据此发现学生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在课堂上重点讲解。“这是从‘问题导向课堂’的课题中找到的方法。”该校副校长、吴正宪密云工作分站成员薛秀玲说。
“教学中，无论是新手老师还是专家型老师，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难题，而要解决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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