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学生时代

父亲小时候的初等教育学制是四二制;初小四年，相当于现今小学一到四年级，男女同校;高小两年，相当于现今小学五、六年级，男女或同校，或分校。当时私塾普遍，良莠不齐。把小学和私塾考虑在一起，失学率仍高，文盲很多。1916 年浙江省曾经尝试推行四年义务教育，但军阀混战，经费无着，没有成功。1917 年嘉兴县的学龄儿童在国民学校就读的不到百分之十;1935 年的失学率仍近百分之七十。亲友中也有女性长辈看不懂钞票的币值，只会用银元。

当时的中等教育旧制与新制并存;旧制总共四年读毕，中小学合起来恰符合古人所谓的「十年寒窗」;西学东渐，人需获取的基本知识量增加了，旧制中学渐为洋人教会所办的新制中学所淘汰。新制中学为三三制，三年初中加上三年高中，共六年，男女分校。嘉兴当地最出名的男校是秀州中学，为一教会学校，设有高中部、初中部和高小，是邻近五、六个县境内唯一的完全高中;当地最出名的女校是嘉兴女中，创办人兼校长是父亲的堂姑方英(1878~1939)，有初中部，附设小学部和幼稚园，但是没有高中部。离嘉兴最近的高中女校是在江苏省的松江女中，首任校长是江学珠(任期 1927~1935)，来台后担任北一女的校长。当地女子若要上高中，就要离乡住校。

我的母亲从幼儿园到初中都念嘉兴女中，常见校长方英来家里向祖父请教，令母亲非常紧张。嘉兴女中的教员兼教导主任方志远是父亲的另一位堂姑，与方英是堂姊妹。母亲初中毕业后要升学，只好离家去念松江女中。同班同学王东明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女儿，因为在家自学，入学较晚，比同班同学大六岁。如今王东明女士年逾百岁，母亲也已 95 岁，二人都在台，仍能把臂言欢，共同度过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可谓世纪之交。

(一)生龙活虎不得施展的童年

父亲在初小时就读于启秀小学;祖母家教甚严，即使放假在家仍然照表操课，哪一小时练写字，每隔几天写作文，都有规定，祖父返家后要看功课。由于全年无休，永远没有放假的感觉，令父亲见到书本就害怕排斥。父亲和兄弟最盼望的就是祖母出门礼佛，一出门就有半日之久。没有玩具的时代小孩很会发明游戏。我的伯父将佛堂跪拜用的木制跪垫加上轮子，当成玩具车，大家把桌椅家具靠墙推，在宽大的堂屋之间拉车奔跑。三兄弟里父亲秉性最好动，也最会惹出麻烦来。祖母在父亲读高小时送他去住校，希望学校能够对他严加管教。父亲所念的高小叫做嘉兴县第一高等小学(简称一高)，离家颇远，校长吴传先留日，是祖母的姑父，父亲喊他「公公」。父亲能够离家住校，有如蛟龙入海，依照家里的标准，行径好似人间哪咤。父亲所写的〈回忆青少年时期在嘉兴〉一文里，提到了两桩一高时期的「英勇」事迹。从高小到高中，父亲念书都住校，放假回家都照表操课。他说自己直到大学毕业前才开始真心想念书。

「学」和「玩」普遍被视为不相容的两件事。现在有些幼童也被逼得很紧，很小就被家长送到才艺班或补习班去，以致于学任何事都失了兴趣。其实老天爷赋予婴幼儿边玩边学的先天本领，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语言、社交等终生受用的能力。「玩耍」是幼儿最富热情且最有效率的学习模式，十岁以前是边玩边学的黄金时代，其效果绝非制式的刻意教导所能匹敌。即使是成年人来学东西，「边玩边学」也非常重要;用心体会叫做「玩味」;高境界的专家叫做「玩家」。「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是一句害人匪浅的广告词，因为似是而非，故其害更烈。

(二)人生第一个梦想

父亲从小爱看地方上的校际球赛，有时候外县市的学校也来参赛。秀州中学建校于 1900 年，是嘉兴一所运动风气很盛的教会学校。当时体育设施普遍缺乏，秀中竟然有体育馆和健身房，令父亲很早就心向往之。父亲虽然调皮捣蛋，课业也还过得去，高小毕业后如愿入读秀州中学初中部，在该校住读了六年。秀中的成绩分做ABCDEF 六等，70 分及格，相当于 D，得到 F 就要退学了。父亲的成绩 C 多 B 少，是 1932 级高中部毕业生。

秀州中学的洋房有三层楼高，比之一般的洋楼还高一层，许多桌椅设备是从美国运来的，包括人起立后椅面会自动弹向椅背的座椅，当时令人觉得新奇。秀中并非公立学校，学费略高，但也不是一所贵族学校，相反的，它的创校宗旨是要推行平民教育。父亲入学时的校长是美国传教士窦维斯博士，受业于著名教育家杜威博士后，一改职志，从献身于传教事业变成献身于教育事业。

当时的嘉兴大约一二十万人口，地方不算大，许多人家没有钟表，秀中上下课的钟声既响亮又准时，成为附近居民生活里的报时器。秀中的钟是人工敲打的，能够一分不差，准确无比，反映了人员的素质与校方训练管理的要求。一般人不会注意这种小事，但父亲对此很留意，暗暗引以为傲。他后来走访欧洲各国，每到一个国家，必定特意去核对当地公园里的时钟是否准时，藉以判断管理员是否尽责，并由此推想那个国家是否上轨道。这是在电子钟和石英钟出现以前的陈年往事。不管这番推论是否可靠，这项意图既反映了父亲对秀中六年生活抱有深刻的怀念，也反映了父亲的一种个性。尽管父亲从小毛躁好动，大而化之，大家认为他是个粗线条人物，但是我的祖父很早就注意到父亲有「留意细节，见微知着」的一面，常说:「阿怀是粗中有细。」我很小的时候听父亲出国回来讲故事，晚饭后大家把灯关掉看他在白色的墙面上展示幻灯片，里面有几张各国公园里的时钟或花钟。那些公园管理员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一名外国游客评鉴了，甚至影响到国家形象，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我现在主持「清华蝴蝶园」网站，每个细节都耐性测试与校对，不顾助理的反感拼命「挑错」，再三更正后才释放正式版，就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唯恐被网络世界的某位浏览者看轻了，附带损及清华的形象。

父亲上高中时，嘉兴还没有自来水。一般家庭里没有洗澡专用的房间，民众没有经常洁身的习惯，虽然每天洗手洗脸，未必天天洗脚，惯用湿毛巾擦身，几乎不洗澡。秀州中学在屋顶上架设蓄水塔，每次派两名学生面对面压唧筒，此起彼落，将井水打到蓄水塔里，约需半小时可以将水装满，此项服务可以抵免做体操。于是校内有自设的自来水系统，并规定学生每周至少淋浴一回，甚至要点名，希望大家养成较好的卫生习惯，可是仍有学生应付作假，逃避淋浴。父亲因为热爱运动，任何比赛几乎无役不与，天天浑身汗水与尘土，所以全年天天爱洗澡，周六返家前也先洗个澡才回去，成为全家卫生习惯最好的人。

秀中时代的父亲将从小受到压抑的浑身筋力尽皆宣泄在运动场上，到了高中，身长 180 公分，变得比我的伯父还高 5 公分，他的解释是，自己在发育期经常运动，能够促进长高。那时不懂什么叫做升学压力，无论是班际比赛或校际比赛，无论是篮球、排球、足球、桌球，绝对少不了他。田径赛场上，父亲跳高第一名、跳远第一名、跑步跨高栏第一名，是个运动健将、风云人物。某天黄昏他在场边见一人重复做一件他看不懂的事，得知那人在为不久后的比赛练习三级跳，遂向他请教，一同报名;结果父亲第一名，他的师傅第二名。

1953年攝於生理學科本樓前。前排右起為彭明聰、方懷時和黃廷飛教授，後排右起為吳雲、蔡世聰、張鎮、王阿秋與李憲章。

秀中英文老师姚一鹏先生篮球打得很好，担任父亲班上的体育老师。姚老师所教导的技能和诀窍，父亲都勤加练习。在诸多运动项目中，父亲唯有篮球一项在跨出秀中校门后仍达可以一观的水平。姚老师认为父亲是他在秀中遇过的学生里篮球打得最好的，即使父亲已经毕业去杭州念书了，每逢重大比赛，还自掏腰包买车票寄给父亲，邀他回嘉兴看比赛。姚老师自身也是秀州中学的校友(1926 级)，1930 年从金陵大学毕业后返校服务，是个非常健谈且勇于任事的人，不仅对于秀中的运动场所、运动器材与体育活动多有建树与提倡，1933 年浙江省首度举行全省初中会考，他调教三年的学生英语成绩为全省之冠。听说姚来台后一度在北一女教英文。姚有一位表弟早慧，比他小两岁，幼时一直在家自学，正规教育始于秀中附校的高小，多受在同班就读的表兄照顾，经过两年的适应跟上了各科进度，而与正常教育接轨，甚至 15 岁就考进南开大学。因为这两年的缘分，秀中赚到一位特别杰出的校友。姚老师的这位表弟就是举世闻名的数学家陈省身院士(1911~2004)。

父亲在秀州中学遇到一位高班学长，是他的远房堂兄，和他同一个高祖父，叫做方朝俊(1913~1967)，人极帅，足球踢得好。我的祖父因公老早在嘉兴县城内置产养家，而俊伯伯家人仍住马厍汇，故两兄弟原本不相识，在足球场上变成好朋友。窦维斯校长回美国去以后，秀中两度换成华人校长。第三位校长顾惠人的幼弟顾德葆绰号 good ball，擅长踢足球，也在秀中念书，和俊伯伯交好，教他踢足球。名师出高徒，俊伯伯运球的练习场地是在秀中的餐厅里，可以完全不碰到桌椅自在绕行，神乎其技。虽然足球在俊伯伯的人生当中看似一段无关宏旨的小插曲，但是运动员追求卓越的用心和团队的精神后来仍然反映在他的专业表现上。

俊伯伯特别喜欢吃，可以将一整尾鱼的肉，包括下巴鳃帮都吃得精光，但是骸骨非常完整。在秀中用餐时，他总会额外多花一毛钱添个肉丝炒青菜。秀中是教会学校，周日闭校不准外出，当时其他学校周六上全天的课，但是秀中周六只上半天课，课后可以自由出校。有一回父亲带俊伯伯去张家弄吃粽子，俊伯伯勉强吃了，回程路上埋怨起来:「我以为你带我上馆子，结果怎么是吃粽子。」父亲一生吃东西奇快无比，被母亲形容为「老虎吃蝴蝶」;父亲为了鼻窦炎开过好几次刀，完全没有嗅觉，无法辨味。有实验发现，人如果丧失了嗅觉，苹果泥和洋葱泥吃起来味道差不多。父亲吃东西一味要求咸，因为他吃不出其他的滋味。俊伯伯后来是在走一段上坡路时心脏病发，54 岁就英年早逝，父亲认为和他从小吃得太好不无关系，每每想起就感到惋惜。

我的亲伯父方蒿时先生原就读于位在上海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1925年发生了五卅惨案，学生罢课声援遭日本人欺压或杀害的工人，但受到学校的阻挠。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是英国人，某日不知何故将中国国旗降下来丢在地上，引起全校师生的公愤，十九名华籍教师和五百多名学生离开该校，另创光华大学。我的伯父也转入了光华大学就读，从该校毕业。俊伯伯高中和我的父亲同校，上大学后是和我的亲伯父同校，所以方家三兄弟终生往来频繁，感情特别亲密。俊伯伯读大学二年级时，突然失踪了好几天才又出现，我的伯父去他的寝室质问他何故逃课，同学们取笑他去交女朋友了，他用棉被把头一蒙，嘴里喊「天晓得，天晓得」。过一阵子军校发榜了，才知道他考入了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航空班，要去当飞将军了。

父亲虽然在运动场上很得意，但是运动只是一种补偿和宣泄。父亲从小听闻日本如何逼迫中国政府，限 48 小时内同意签订二十一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1915 年)，并讥讽中国民间多次的「抵制日货」行动是「五分钟热度」。在他的成长过程里，中日之间的冲突始终不断，甚至愈演愈烈。人生第一桩令他怦然心动，悠然神往的出路，就是步俊伯伯的后尘，也去加入空军。可是他的这桩心愿遭到父母强力的反对，因为家族老早希望他能习医，加入姑父的医院当医生。

(三)以运动员之姿步上基础医学之路

父亲于1932 年高中毕业时，嘉兴地方共有两所教会医院和三所私人诊所。历史最悠久的嘉兴福音医院为美国传教士文渊博医师创办于清朝光绪年间，另有法国神父修女于 1920 年所办的嘉兴圣心医院。私人诊所有 1917 年创办的嘉兴医院、1920 年创办的德心医院和 1930 年创办的三一医院。其中德心医院就开在父亲住家的隔壁，院长是父亲的姑丈蒋志新(1880~1960)。

我父亲的姑姑方吟蝉学护理和接生;姑父蒋志新是留日的妇产科医师，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他俩的儿子蒋干钦留德，也是妇产科医师。德心医院是妇产科医院，由一家三口人经营。初时门可罗雀，为了等病人上门不敢出门。嘉兴妇女不喜欢被外国人检查身体，听说有本国人开的妇科医院，纷纷选择来到新医院。后来父亲的姑父一家忙得没日没夜，非常辛苦，希望父亲学医加入阵容。许多动物的婴儿多于入夜后至破晓前诞生;因为白昼里群体在移动，母兽分娩容易落单而遭天敌侵袭，所以使母兽在白日分娩的基因易遭淘汰;至少在电灯普及、夜生活盛行之前，人类仍保有这项动物习性。父亲将妇产科的辛苦看在眼里，百般不愿意习医，但是家庭革命失败，终于还是去到杭州的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就读，无意间进入了人生的第一个高峰。

杭州除了浙江医专，还有之江大学、浙江大学等。父亲学医很勉强，还是疯狂打篮球，总是代表学校参加比赛，180 公分的身高很显眼，很快就被选作浙江省代表，与他校选手组队一起练球。因为历史上的阴错阳差，父亲参加了一场他原该错过的全国运动会。

中华民国辖下的中国大陆曾经举办过六次全国运动会。 1914 年在北京的全运会是洋人所主导，大会文件用英文，量度用英制。因为时局动荡，全运会中断十年之后方于 1924 年在武昌再度举办，此次由华人参与主导，量度改用公制。第一次得到政府支持的全运会则是 1930 年 4 月在杭州举行的，由「全国体育协会」筹办，中央政要多人亲临会场，会后蒋介石要求在首都南京建造一座中央体育场，希望于 1931 年 10 月 10 日国庆日，在首都召开下一次的全国运动大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建筑公司动员了三千名工人日以继夜地施工，从五月动工，到八月底竣工，完成了当时号称「远东第一」的大规模体育场，包括田径场、游泳池、棒球场、篮(排)球场、国术场、网球场、跑马场、足球场，各场都有看台，合起来可容纳六万多人。怎奈天不从人愿，该年的全运会因故延期举办。一个原因是 1931 年的 7 月到 9 月，长江流域和黄淮流域普降大雨，雨量超过常年同时期两倍，造成十几年未见的大水患，殃及十七省;该次洪灾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严重的水灾，也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全运会另一个延期的原因是，1931 年 9 月 18 日爆发了沈阳事变，东北三省被日本关东军占领，成立了满州国。

原订 1931年举办的全运会延期到 1933 年 10 月10 日~22 日，由政府单位「全运会筹委会」主办。父亲由高三生变成了大二生。听父亲说，有位新疆选手提前一年出发，以便如期参加 1931 年的全运会，发现运动会延期之后，干脆住在南京等待两年，因为他花一年时间回到了新疆，就又要出发来南京了。当时的交通远不如现在方便。

该届全国运动会里，代表东北参赛的选手都是自筹经费秘密入关，舍死忘生，从日军占领区冒险来到南京的;其中有1932 年拒绝代表满州国，几经周折，终于成功代表中华民国首度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大连人，短跑名将刘长春(1909~1983)。该次全运会的开幕式上，刘长春代表全体运动员致誓词，他说:「我们心目中共同竞争的锦标是恢复东北各省的地图颜色。」当下看台上的群众不约而同齐喊抗日口号，震动天地。可能因为受到国难当头的刺激，运动员个个斗志高昂，该届运动会的整体表现特别亮眼，共有近三十个项目打破全国纪录。刘长春个人在该次全运会上缔造 100 米和 200 米的全国新纪录，直到 25 年后才被人打破。在闭幕式上，刘长春代表东北选手发表一封〈告别书〉:「诸位有家回去，我们随地漂流。热烈希望下届运动会在沈阳举行，恢复东北河山颜色。」看台上万头钻动，八万人群情激愤，热血沸腾，是父亲毕生难忘的画面。父亲来台后虽然常提起南京全国运动会以及当时八万人的激动场面，但是绝口不提与会者之所以感动、该场合之所以令人难以忘怀的情由。他虽然一度想要从军杀敌，但是禀性宽厚，绝不迁怒，一切向前看而不算旧帐。他可能顾及到台大的前身是帝大，也欣赏初来台时结识的日本同事师友。令人尴尬的话题，他一定避开的。

刘长春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两次奥运，都因为得不到足够的经费支持与照顾，在海上颠簸了二十余天，体力不继，铩羽而归，不禁感叹道:「弱国无外交;弱国无体育」。他的这番感叹，即使今天某些项目的运动员都还会心有戚戚焉。

南京全运会后，特务处处长，浙江人戴笠宴请浙江省代表队全体男性运动员，父亲也在受邀之列，得识戴笠庐山真面目。据说戴笠平常都会易容改装，不轻易以真面目示人。当天是否有运动员被吸收担任情报员，则不得而知。

父亲 1937年再访南京时，是去南京军医学校担任助教。当时有位来自协和医院的眼科教授特别留意父亲的一举一动，终于对他说:「你一定是个运动员，你代表过什么单位出赛?」父亲告以代表浙江省参加全国运动会，并反问对方，对方答以「代表国家，参加远东区运动会」。这位教授是个田径选手，叫做潘作兴(1903~1983)，是眼科病理研究的权威，发表过许多重要的著作。他开风气之先，积极提倡人死后捐赠眼角膜，并且以身作则，身后捐赠眼球供教学研究用，其眼角膜则嘉惠了一位山东同乡青年。

父亲记忆所及参加过的最后一次篮球比赛，是来到台大第二年的一场师生对抗赛。那是在 1948 年，由病理学科的叶曙教授(1908~2004)号召，同队的五位教员还包括了公共卫生研究所的陈拱北教授(1917~1978)，一位教授宗教学的美国神父，和一位体育老师(并非篮球专业)。学生队的队员则包括了当时就读医科三年级，现已退休的神经科洪祖培名誉教授。教员队当然敌不过年轻小伙子，父亲在落败剩下最后 15 分钟的时候，不得已开始用中距离投篮力挽颓势，成为对手犯规的对象。

对方在吹哨结束时犯了规，当时教员队还落后两分，父亲两罚皆中，全场雷动。父亲说，罚球要准，手指头的动作很重要，这是姚一鹏老师教的。之后父亲再也不打球了，因为「要用功」。老师通常比学生还需要用功。

尽管父亲不再打球，他认为早年的训练对他晚年的身手矫健、避过灾厄，功不可没。父亲 70 岁时遭遇的一场车祸，在他的〈杂忆〉一文里有所记述。然而运动员生涯的影响力实超过体能状况的表象，更深入于处世人生观的涵养。

我曾读过一本英文版介绍日本禅道的书，提到一个故事，可惜出处已不可考。某位射箭大师教导学生透过射箭悟禅，授徒无数。某日门前来了一个小兵，请习射术。大师端详一下来人，说:「你已经会了，不必学了。」小兵说:「我未曾学过，怎么不必学?」大师说:「习射的目的是要悟禅成为大师，你自己已经是位大师了，我没办法再教你什么了。」小兵说:「我哪里是什么大师?」大师说:「你一定有非常擅长的事，达到大师的水平。」小兵思来想去，想不出自己会过什么，大师要他更努力想。小兵终于说:「我只有一桩事或许称得上擅长，那就是我需上战场，非常害怕，必须训练自己不畏惧死亡，经过不断的练习，我终于可以上战场而不害怕了。」大师说:「那就对了，我们习射习剑或学任何其他技艺，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学到坦然面对死亡;你已经学到这一点了，所以你不必再跟我学了。」这个故事里提到，花道茶道剑道等等，殊途同归，都要学生体悟同一的道理。

一日运动员，终生运动员。一个人如果真正注入了运动员的灵魂，即使不再碰触足球、篮球，不再踏上田径场，无论他做什么，都能自律自强:脚踏实地而不求一步登天;遵守规范，凭实力公平竞争而不取巧;追求自我超越而输得起;真诚奉献，不以专业为达到他种目的的手段。如今体育圈时传服用禁药缔造佳绩，或是被赌博业者收买，比赛作假的情况，真是令人遗憾。并非以运动为业的人就都是运动员。反之，只要秉持运动员精神，即使不从事体育活动，也不失为运动家。

(四)人生最关键的一年

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父亲读书始终不专注，全凭抱佛脚强记过关，成绩不差，但无实学;从南京回来后，仍然满脑子大场面的热闹景象，听课不专心;家人长辈的叮咛提醒，也都听不入耳。有日父亲自己坐在宿舍里，竟对自己的前途认真思考了起来，警觉到运动员生涯非常短暂，体育教育亦非他兴趣所在，必须思考人生长远的出路，不能继续浑浑噩噩度日了。父亲看到一张诺贝尔奖得主的表列，五十余人里有三十几人是德国人，遂发心有朝一日往德国留学。从此父亲用功自修德文，累积了问题就趁假日返家时向留德的表哥蒋干钦请教。蒋志新有一外甥曾在德心医院服务，当时已是浙医的细菌学教授，叫屠宝琦(1899~1978)，是父亲姑表兄的姑表兄，比父亲年长 15 岁，平日并不理会父亲行止，却在此刻适时对父亲起了明师的作用。他知道父亲飞行梦碎，退而求其次想学航空医学，可是浙医没有这类学程，劝父亲再退而求其次，不妨往航空生理学发展。当时各校都没有航空生理学课程，故也只能锁定目标自行摸索。父亲希望浙医一毕业就去德国，屠劝告父亲，生理学的底子不扎实，是不可能学好航空生理学的，去德国留学混一个学位容易，但没有意义。屠本身是留日的，遂介绍父亲前往拜访一位留德的洪式闾教授(1894 ~1955)。洪式闾于 1928 年在杭州先后创办了私立杭州医院和中国第一个寄生虫病研究机构─杭州热带病研究所，担任副所长。洪与父亲聊一聊，对父亲说，你人是好，也够聪明，但是没有实力，也劝阻父亲一毕业就去德国。父亲的生理学底子差，这对屠、洪二人都不是秘密，但两人都对父亲爱护有加。

当时一般医科大学修课五年，实习一年，共修读六年毕业。浙江医专修课四年，实习一年，共五年毕业;第五年允许学生自行挑选实习单位。屠宝琦告诉父亲，教育部不久前公布，两个位在北平的医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和协和医学院，可以招收师资进修生(几个月后中央大学医学院也开放招收进修生)。所谓「师资进修生」是指训练班学员修毕课程后，不获颁学位，但取得教育部承认的资格，可以前往各校教授生理学课程。屠为父亲安排，得到校方的同意，在舍临床医学而就基础医学的前提下，以赴北平进修当作第五年的实习。父亲遂于 1936 年至 1937年在北平痛下决心，脚踏实地重学一遍生理学。

当时全国各校医学院的生理仪器设备多产自北平医学院、协和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比从国外进口更为经济。父亲趁浙医的学期一结束，就直奔北平大学医学院，整个暑假和实验室里的技师打成一片，一方面帮忙维护修理仪器，一方面暗暗用心学习，浙医所学与实务技术遂稍能贯通，获益匪浅，以至于开学后教授试探新生能耐时，对他刮目相看。战事爆发后父亲辗转各校之间，偶尔仍遇到当年在北平结识的技师，而有良好的团队合作关系。

父亲在北平的老师是侯宗濂教授(1900~1992)。侯当时担任北平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科主任，同时兼任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名誉教员，于是把两边授课的生理学实验教材都要父亲在一年之内全部实作一遍，实验动物包括猫、狗、兔等。父亲也发挥手指灵巧的天赋，练就一番手上功夫。父亲也要听侯老师的课，赫然发现北平大学居然依照上一学期的名次排学生下一学期的座次，不像今天要保护学生的隐私权。不用功的学生一整学期都要品尝前学期贪玩的苦果，无所遁形。父亲因为是进修生，不能够占正规生的座位，所以都坐在最后排。父亲当时和小儿科第一名毕业的助教以及生理科第一名毕业的助教结成好友，关于研究的讨论都一同参与。由于实验排程很紧凑，难得有空下来的时间，就去溜溜冰。溜冰场上有人教，那人问父亲:你要选一个礼拜学会的，还是选一个月学会的?原来他的意思是，如果怕摔跤，可以选择推着一把椅子去溜，那要久一点才学会;如果愿意摔跤，就早一点学会。父亲选择不要扶椅子。

侯宗濂始终对父亲非常照顾，到了晚年仍然和父亲有书信往返。侯在过世前一年的 91 岁高龄仍然在指导学生做研究，不愧为中国重要的生理学家和医学教育家。

父亲在浙江医学院的同班同学韩宗琦医师(1914~2013) 是当年班上的第一名，来台后父亲仍时常探访他。韩伯伯晚年曾对父亲说，「我们班上，你之所以能出头，完全依靠北平的那一年。」父亲当下深表同意。父亲对侯宗濂的严格教导终生感念，时时提起;对劝阻他留德的屠、洪两位教授也十分感谢。孔子自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父亲年过二十还懵懵懂懂，虽然起步甚晚，可是一旦燃起热情，就非常投入，很有决心和毅力，因此平生对于起步迟慢的年轻人特别有耐性和信心。

在父亲的教育启蒙期，社会上比较进步的医院和学校都是洋人来华开办的;等到父亲从医专毕业时，社会上普遍由华人接手主持这些医院和学校，甚至出现了不少由华人自行开办的医院和学校。中国在战火之中仍然缓缓地不断在进步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