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蒙特卡洛国际展览局第132次全体代表大会上，上海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在政府的不懈支持下，取得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权。毫无疑问，这是展现上海改革开放以来的繁荣发展、展现上海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健康和谐的文化含蕴，使新上海走向世界并屹立于世界城市舞台的绝佳机遇。但是，我们在文化建设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系列的悖论：
定位悖论。上海为自己制定的中长期发展目标是，面对充满机遇而又富有挑战的21世纪，把上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对于文化，则把上海定位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社会本就是以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为一体，文化自身所产生的社会凝聚力是任何其他力量所不能比拟的，这个定位与其说是一种选择，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退步。因为如果仅仅是交流中心，则上海就失去了文化存在、生长和发展的根基，仅仅是文化的漂流地，不久之后，或许上海也就真的成了时下部分人士口中的文化荒漠。这与上海自身的国际定位是非常不相称的。
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文化显示出来的，从历史上看，上海历来是中国发展的历史库、文化库，尤其是在20世纪初，上海文化，以电影为例，是与好莱坞并头的；到30年代，中国或国际知名的大文豪等莫不是出自上海或与上海有很深的渊源。现如今，上海在文化建设上却是停滞甚至是萎缩的，在世界各种文化和文明相互激荡的今天，这是任何一个现代化都市（国家）发展中不正常的现象。因此，政府应该大力扶植电影等文化事业，一定要从“国家定位”、“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待和发展上海的文化事业：上海不应只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也应该是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中心。
在这里，需要着重提出的一点是，近些年来，面对好莱坞的霸气和日韩文化的冲击，上海的整个文化原创态势是越来越萎缩，没有优秀的创作队伍，拿不出拳头产品，没有反映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巨大变化的经典巨作。造成这样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上海在文化方面的措施太软，很多措施甚至倒退到了邓小平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祝词发表以前的状态。因此，上海的文化产品如何走出新路，如何发展出多样化，怎样出来优秀的和时展相呼应的作品是当务之急。
服务悖论。社会主义文化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应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大众服务。那么，在城市文化建设过程中，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就应成为一种常态，真正让普遍的人民群众欣赏、享受和吸收到文学创作者的优秀成果甚至世界级的经典作品。因为，文化产品如果不能辐射到最广大人民群众，那么这种文化就不能在广大群众心中扎根，文化也就失去了创作、存在和发展的灵魂。
可以肯定的是，上海这些年来在社区文化建设方面有很大发展，但是我们更应看到，目前上海市的各大剧院、影院、音乐厅等公共文化设施实际上是与绝大多数普通市民的精神生活绝缘的，那些天价的演出/放映票，也只有少数人享受得起，有时候宁愿没人看也不愿降价出售。而与此同时，不知哪一天，记载着无数人欢笑和记忆的露天电影院已经成为记忆中那副褪色的山水画，露天的空地上不再支起白色的大幕，连排的凳子也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绚目却呆滞的摩天大楼，我们躲在钢金水泥的窄小空间里萎靡不振。经济的进步给我们带来了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却把最普遍的精神和文化享受给生生剥离。
以复旦大学研究生为例，硕士生每月补助是231.5元，博士生每月是271.5元（就本人所知，这样的补助额度在全国重点高校里是倒数的），这些补助不仅不能买那些已经天价的书籍去认真搞研究，就连一个月的伙食费都不够，而上海大剧院的演出票价一般最低就是一两百元，更有甚者在上海图书馆复印一页复印本古书就是1元（市面上复印一张才几分钱）。于是，上海市这么多学校，庞大的正在接受优质教育的高校学生群体，只有自己排演自己欣赏，只有去买廉价的盗版。也就是说，这些影响大众生活，本来应为大众服务的公共设施，实际上却完全走到了相反的道路上。这种占用了大多数人的生存空间，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用普通纳税人的钱建立起来的本应非营利性的公共设施，成为了上海少数人享用的所谓高雅资源，实际上就变相成了一种剥削。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许多外国人士对中国的公共文化设施能赚钱都感到很稀奇，因为在国外，这样的公共文化设施基本都是不盈利甚至赔钱为尽可能广大的公民服务的。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因为这些公共设施只有启动基金没有运作基金，无法支持后续支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但是与不能赚钱相比，文化一旦失去了大众和为大众服务的理念，其生命就会逐渐枯竭，那些所谓的经典也只能永远存放于高阁并最终灰飞烟灭。
品牌悖论。品牌的背后是文化，品牌文化是市场成熟标志。“可口可乐之所以长盛不衰，原因就在于它是美国文化的一个载体，是美国立国精神的一个符号。”很明显，上海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全面推动实施品牌战略极为重要。当前，上海品牌和上海创建国际大都市的地位相距较远，主要表现在：一是真正叫得响、有竞争力的上海品牌数量少，二是品牌价值低，三是品牌缺乏文化内涵。上海必须以世界一流的产品质量、世界领先的创新技术、赢得广泛消费者的市场占有率、关键领域的关键人才、提高产品附加值的文化这五大要素作为切入点，做大、做强、作响上海品牌。但令人尴尬的是，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上海至今仍然没有世界级的品牌。当然这不能说是上海没有能力创造出世界级名牌产品，上海历史上是曾出现过诸如美加净、霞飞等国际知名的品牌，但是现在都没落了，我们甚至因为不重视品牌把“美加净”卖掉，若干年后绕了个大弯又花大价钱再买回来。
当然，老品牌的魅力渐去有其自身的原因，品牌是附在产品身上的情感认同，产品不行了，品牌就自然失去。但是，不能不说，目前上海的无品牌和现在上海的文化政策及氛围有关，从这一点上来说，和过去相比，上海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任何产品都必须有在这个时代存在的理由，当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渗透到文化领域的时候，文化产品首先致力于的是创造经济效益而不再是社会效益。一个品牌的创立，其背后需要的是文化的支撑，当我们知道“申城”的“申”是来自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上海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崧泽文化，或许我们才会发觉古老上海的绵泽。只是我们缺乏的不仅仅是对古老文化的了解，更多的是对上海新文化的深刻诠释和发扬。于是，当巨大的上海市场充斥着巨多的世界名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悖论：上海有悠久的文化，但是上海却没有自己的经典文化品牌。所以上海只能是一个大大的空场地，上面摆放的都是别人的东西，仅仅而且也只能是世界品牌的聚散地而已。
因此，一定要有一批反映上海新变化和改革开放成果的作品出来，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展现上海的新风貌，增强上海的吸引力和文化力。目前，上海制订了名牌战略，计划3到5年内打造50个上海大品牌，希望能有所收获。
对中国社会的进程，艺术家陈丹青说：“现代化过程是三个层次，一是器物，一是制度，一是文化。由于‘器物’层面的超速现代化，制度、文化的滞后日益凸显。”本人以为，在制度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政府是不能缺位的，不但不能缺位，而且还应当积极引导甚至起主导作用，尤其是在建设主流文化的过程中，政府更应该有所作为。但是目前是我们的文化产业还没有形成，政府却又退出了这个市场。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社会主义文化活动担负着教育、教化等重要的社会功能，其价值取向应是以社会效益为首要原则。而实际上，市场化把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给摒弃掉了，当前的文化市场发展处于一种畸形的状态，绝大多数纯粹只是为了经济效益，这个和政府缺位紧密相关。
因此，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产业竞争，政府要有保护性策略和开拓性战略，两者要灵活运用，不能把文化建设简单推向市场。我们不仅要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也要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加快文化立法。在我国致力于建成法制国家的目标引导下，加快文化的机制、体制和法制建设，把包括文化人力资本、文化产品与文化资格在内的上海文化资本科学组合起来，鼓励文化的多元尤其是民营资本投资体制，开拓创造渠道，加大上海的文化吸引力；一定要发掘民间文化创作的潜能和能动性，打造真正的公民而非私民，培育积极向上的公民精神，鼓励、支持和认可公民自发的多种娱乐文化形式，调动公民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和创造性，真正从源头树人才，树新智、树新风。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建设才有活力、有动力、有希望，2010年的世博会也才更圆满和令人难忘。
有人认为，“如果说巴黎是19世纪的世界城市，纽约是20世纪的世界城市，那么上海就是21世纪的世界城市。”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都健康发展和建设好了，上海才能真正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城市。
那么，让我们努力把这个愿望变为现实，让上海这座城市的生活更美好。
[摘要]作为文化消费的主流城市，上海的文化建设近些年来在取得了可喜成绩的同时也在文化定位、服务及品牌意识上出现了悖论。
[关键词]上海文化文化定位文化服务文化品牌
一个没有文化底蕴和基础的城市、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发展无论如何强劲，也必是不能长久的，其民众的精神状态也必是浮躁和空虚的，那么其吸引力也必是大打折扣且最后要消失了的。我们承认，上海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但是我们同样应该承认，更多的主观原因导致上海固有的文化底蕴在市场经济的狂潮中正一点点离我们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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