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司徒眉生先生,和许多长者一样,看上去平凡、朴实。以朝晖集团董事长身份活动于澳门社会的他,每天的工作只是看看报纸,见见老朋友。如果不是因为一篇传记《一个参与创造历史的华人――司徒眉生传奇》,司徒眉生先生或许仍然如一位隐士,在澳门过着自己平静的生活。
但世事总是机缘巧合,虽然司徒眉生先生从来不曾宣扬自己,但是他“参与创造历史”的事迹,却还是不胫而走。
也正是因为一个机缘,笔者才得以见识司徒眉生先生。当宏阔的历史舞台上,那些惊心动魄的风云事件,被司徒眉生先生云淡风轻地带过的时候,笔者不禁想,历史镜头下的他,对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分别怀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如今的他,又将自己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士为知己者死
传记作者袁厚春说,印度尼西亚开国总统苏加诺将司徒眉生列为忠实知己。而在采访中,司徒眉生先生提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苏加诺。
苏加诺总统与司徒眉生先生关系亲密,视司徒眉生先生为子侄。苏加诺总统的书房和睡房,必要时,只有总理和副总理才可以到那里谈事,但司徒眉生先生却可以随时出入。
正是因为如此,苏加诺总统对司徒眉生先生,显然有着一份知遇之恩。虽然成为总统私人助理,直接听命于总统,有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但是司徒眉生先生却从不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谋取私利,相反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利益。
或者说,在司徒眉生先生的潜意识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苏加诺总统。而正是因为他无怨无悔地默默付出,在不知不觉间,也成为历史镜头中,推动历史进程的助力。
在司徒眉生先生的心目中,苏加诺总统是一个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他曾经认真研读过苏加诺总统在27岁时所写的《印度尼西亚和泛亚细亚主义》和《印度尼西亚的控诉》这两篇文章,发现里面宣示了其远大的政治理想,充满了亚洲各国团结起来、粉碎殖民主义枷锁的强烈愿望。
因此可以说,亚非会议是苏加诺总统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一个成功实践。而司徒眉生先生忠实地帮助苏加诺总统完成这一政治理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的民族独立运动纷纷告捷,到亚非会议之前,亚非地区出现了近30个民族独立国家,令苏加诺总统倍感鼓舞,他相信,实现早年理想的时机已经来临。司徒眉生先生回忆说:“在亚非会议之前,先召开过一次‘五国总理会议’,由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印度、缅甸五个国家参加。”
这一次会前准备,最终确保了亚非会议的圆满成功,新中国第一次步入国际舞台,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而事实上,通过种种历史细节的描写,司徒眉生先生在此次历史事件中,正如同印度尼西亚前任外交部长、亚非会议筹委会和大会秘书长鲁斯芝阿小杜于尼所说的是一个“参与创造历史的人”。
因为在当时,五个国家对于是否邀请中国参加会议,意见并不一致。司徒眉生先生回忆说:“当时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坚决反对邀请中国。”
苏加诺总统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亚洲国家要团结一致,中国是一支强有力的力量。因此他是坚决主张邀请中国参加,为此,他决定通过司徒眉生先生向中国透露信息:印度尼西亚有意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但是有国家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从而使得中国可以有备而来。于是司徒眉生先生”奉命泄密”把五国总理会议内容巧妙地传达给了中国。
“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司徒眉生先生说。其中的细枝末节,他并没有多说。但是,据传记中描述,他的这第一次给苏加诺总统留下“青年政治家”的印象。
对此,司徒眉生先生觉得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然而历史却给予了司徒眉生先生相当高的评价。
事实上,在笔者看来,司徒眉生先生所作的,正如同古人一样,是“士为知己者死”。不管苏加诺总统出于何种情感,对司徒眉生异常看重,但他确实使得司徒眉生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也使得司徒眉生成为印度尼西亚家喻户晓的名人。为了报答苏加诺总统的知遇之恩,司徒眉生先生在之后一切活动中,也总是将事情做到最好。
而他的这一切,也为印度尼西亚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变不了中国心
列宁曾经说过:“爱国主义就是人们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虽然作为一名印度尼西亚华人,司徒眉生先生的骨子里,却始终有着一种深厚的爱国情感。他的那颗中国心没有因为身处异国他乡而改变。
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苏哈托掌握政权后,密谋除掉苏加诺总统身边重要的人。司徒眉生先生因为是总统私人助理,与总统关系甚深,首当其冲地成为打击对象。幸而苏加诺亲自写密令,使司徒眉生安然脱险。
司徒眉生先生说:“我先到荷兰,但地处欧洲,对于印度尼西亚的消息,知道得太慢,于是我从荷兰飞到香港,但苏哈托宣布我的护照无效,港英政府不准我居留,于是我在父亲的安排下辗转来到澳门。”
其实司徒眉生先生是先回内地,依次到北京、广州,其中建议他暂去澳门。自此,司徒眉生先生在澳门定居。
1971年,印度尼西亚当时的外交部长马利克当选为联合国大会主席。他当选联合国大会主席后的第一个重要议程,就是讨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
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同意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但美国、日本这些国家却主张同时保留台湾的席位。马利克作为当届联合国大会主席,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想听听司徒眉生先生的意见。司徒眉生先生与马利克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如今马利克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人就是司徒眉生先生。他在去联合国大会之前,特意在香港停留,约司徒眉生先生在香港见面,希望他去摸摸北京的底。
司徒眉生先生告诉他,中国的立场很坚决,中国有个声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如果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绝不参加。“马利克是很希望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因为他认为台湾不具有代表性。”司徒眉生先生说。
但是当时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许多国家还是主张保留台湾席位,面对这样的态势,马利克不禁问司徒眉生先生,怎么办?
司徒眉生先生说:“你当选联合国大会主席,这是个机会,百年难得一遇,你要好好把握机会。如果中国不加合国,那么你就没有成绩,你谈不上名留青史。”他话锋一转,继续说:“你不要忘记,你自己是拥护中国、支持一个中国的,那么你要随机应变,利用大会主席的职权跟大会的议事规则,采取灵活的态度,来促成此事。”
马利克将司徒眉生先生的话听在心里,还邀请他以私人身份一同前往联合国大会。司徒眉生先生拒绝了,只是再三叮嘱:你要维持这个态度,充分利用主席的职权。
不久,联合国大会进行投票表决,一些非洲国家、亚洲国家都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则提出接受中国恢复席位,但是要保留台湾的席位。这个时候,马利克勇敢了,他利用联合国大会主席的身份,以大多数国家通过中国恢复席位,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提案不能够成立为由,一锤定音。
“这一个事情影响很大。”司徒眉生先生说。他觉得马利克居功至伟,然而历史却再一次给予了司徒眉生先生相当高的评价。
只不过,在笔者看来,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所反映出的,却是司徒眉生先生一颗赤诚的中国心,他的心里,时时有着中国。
一个好的父亲
如今的司徒眉生先生,名片上只写着一行字:朝晖集团董事。
在澳门定居之后,司徒眉生先生脱下政治的外衣,蜕变成为一个商人,进军地产业。虽然对生意并无多大兴趣,但他却将朝晖集团做成当时在澳门影响比较大的地产集团。
司徒眉生先生指着笔者身处的大楼,饶有兴致地说:“这幢楼是我们在1983年自己盖的。”看着眼前这幢大楼,笔者似乎可以看到二十多年前的朝晖集团,就如同早上的太阳一般,伴随着晨曦冉冉升起。
作为一个商人,司徒眉生先生是成功的,虽然因为年龄的逐渐增加,且对生意再无兴趣,朝晖集团逐渐淡出地产业,但是司徒眉生先生的儿子,却在另一片天空,延续着他生意的辉煌。
这是值得司徒眉生先生骄傲的,他本就是一个好父亲,“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儿子的健康成长。”他说。
谈到子女教育,司徒眉生先生表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教育方法,只是尽量为孩子们提供好的成长环境。但他笑着说:“我和我太太都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所谓近朱者赤,司徒眉生先生对子女的教育,实际上是言传身教,以自身为榜样,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地影响孩子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对孩子,司徒眉生先生其实是充满爱,以前儿子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夫妇俩还特意在美国买了房子,时不时去美国住上一段时间,目的就是多陪陪孩子。
现在的司徒眉生先生,尽享天伦之乐,已经有了七个孙。当笔者要求他为自己的一生作一个评价时,他说:“成功不成功,不属于此生,这一生,看得太多。”
他依然是低调,朴实,不好张扬自己。其实回望起司徒眉生先生走过的这一路风雨历程,从一个小记者,无意中与苏加诺总统结缘,至此一生的轨迹都悄然改变。倘若司徒眉生没有结识苏加诺,他这一生,又会如何?一切的一切,真的是充满机缘巧合,让人感叹世事真的是很奇妙。
【人物简介】
司徒眉生先生,朝晖集团董事长。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印度尼西亚开国总统苏加诺的私人外事助理、华语首席翻译,紧随苏加诺总统长达10多年之久,亲身参与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高层几乎所有的会议、会谈,亲眼见证了中印建交、中国参加万隆会议、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以一个“民间外交家”的独特身份,在多次涌动过波澜的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友好关系中,发挥了微妙而重要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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