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在历史上曾遭受西班牙、荷兰、日本等外族长期的殖民统治，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台湾本土的悲情意识。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悲情意识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悲情文化”。在台湾民主制度和政党政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悲情文化”与政治构成了一个互动的关系。此时，“悲情文化”不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已渐渐成为一种影响人们主观情感、意识和态度的政治文化。本文将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着力解读悲情这一具有台湾本土性文化的发展脉络及其政治化的演变过程。
一、台湾悲情文化的政治学意义
解析台湾悲情文化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悲情”?简单的说，“悲情”是指：部分台湾人认为自己在历史上一度是受压迫、被抛弃的角色，从而产生一种悲愤的心态、抵抗的心态，甚至是报复的心态。①这种悲情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
l、台湾自然环境恶劣，大陆人往往是在生活无着、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漂洋过海，到台湾谋生，在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的境况下，很容易产生悲哀失落的情感。
2、历史上台湾屡遭列强入侵，并最终因甲午战败，被割让给日本。日本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给台湾人心理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产生被母国遗弃的伤感。
3、“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及几十年的白色恐怖统治，使台湾本省人都有一种感到遭受外省人欺负与压迫的悲伤，盼望着能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盼望着“出头天”。
由于人终究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情感也不可能孤立存在于个人意识之中，他总要与生活环境、社会政治环境及社会其他成员进行沟通与交流，进而这种情感为大众所熟悉、接受，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表现，成为一种社会上的大众文化。台湾悲情之所以能称为一种“文化”，是由于它是台湾民众在历史上所进行的社会实践后所产生的一种整体观念。台湾的悲情文化世俗化程度较深，在台湾社会的许多领域人们都可以悲情为载体来释放思想中的意识与态度。比如，吴浊流的著作《亚西亚的孤儿》，侯孝贤导演的“台湾悲情三部曲”等。它们都是通过“悲情”直接与台湾的过去历史和现实状态对话。此外，台大外文系副教授江文瑜所做的一项统计分析显示，台湾闽南语流行歌曲充斥着悲情。在1000多首耳熟能详的闽南语歌曲中，光是“苦恋”、“爱不到”的歌，就占了近六成；其他不是喝酒、跳舞，就是教人面对“歹命”要“忍耐”。这一切都是台湾社会中存在着的一种被压抑的集体潜意识，尤如母亲(因流产)失去孩子后心情压抑和悲伤所形成的“堕胎后创伤症候群”的结果。值得关注的是，台湾政治人物捕捉到了悲情文化的世俗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一趋势，进而把这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工具化，利用悲情文化来获取政治利益。
实际上，台湾的“悲情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整个中华民族悲情的一部分。中华民族在近代一百多年来由于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的历史原因，以及政府腐败无能、经济落后、专制独裁统治等原因，致使人民大众形成的一套特有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台湾的“小悲情”是组成中华民族“大悲情”的一部分，但由于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发展道路，台湾悲情这种政治文化自身又具有一些特殊性，有别于中华民族的“大悲情”。随着历史和社会政治的发展演进，台湾悲情从中华民族“大悲情”中游离出来，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亚文化。
因此笔者认为，台湾的悲情文化属于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若从政治文化角度给其作定义，就是指：由台湾本土特殊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塑造出具有不同于大中华悲情的，台湾民众特有的一整套政治理念、态度、意识形态及政治情感，且这一悲情又是能影响每个政治角色的行为并能起到政治参与、政治动员等诸多政治运作效果的一种政治亚文化。
二、台湾悲情文化的发展与演进
台湾的悲情文化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尤以1945年台湾光复、1947年“二・二八”事件、1979年高雄事件及2000年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四个特殊事件为重要，它们把台湾悲情文化的发展与政治变迁紧密结合在一起。
1945年台湾光复前，造成台湾人悲情意识的主要因素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殖民统治。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台湾人民普遍有一种被抛弃，被压迫的民族的屈辱性悲哀。但是，这样历史遭遇也唤起了台湾民众反帝兴国的政治意识。以1915年西来庵事件为起点，大规模保家卫国，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力抗争轰轰烈烈，持续不断。从此，台湾悲情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弃儿”情感，而是上升为一种争取回归祖国和民族独立的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化。
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台湾人民感到欢欣鼓舞，台湾人民的悲情得以部分化解。但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却造成了台湾人民众心理上更大的悲情，对当局也由期待转变为仇恨。与以往相比，台湾人民的悲情。意识有所变化。首先，反抗对象有所改变，从先前由悲情产生对外来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转向对本国官僚资产阶级统治当局的反抗。其次，对政治权威合法性的认同感产生变化。光复前，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清廷没落，可基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台湾民众还是认可并支持以清王朝为代表的祖国统一。然而血腥的“二・二八”事件后，台湾民众对执政当局产生了怀疑、不信任、甚至反感情绪。最后，因“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台湾民众对黑暗、官僚、集权的统治当局的认识日渐清晰，同时西方自由民主思潮开始在岛内传播，于是台湾民众心怀“摆脱悲情”的愿望，从期待当局转向认真考虑自主管理的民主的建设。然而，紧接而来的白色恐怖统治使台湾人的民主政治的意识被扼杀在了萌芽。
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后，“党外”民主运动人士利用当局血腥镇压制造的悲情，再次唤起民众的民主政治觉悟，也将原本温驯纯真的台湾民众引向了“蒋集权，争取民主独立”的社会革命之路。③台湾民众对蒋氏的威权统治的自发反抗转变为自觉的反抗。从此，台湾民主进步人士在美丽岛悲情的感召下持续进行着多次“美丽岛式”的民主政治斗争。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政治上没落的“外省人”与倡导民主改革的“本省人”在政治情感上的区隔日渐加深。④于是，―些政治人物使这种斗争逐渐从争取民主，变质为一场寻求分裂国家领土的独立运动。尤其是进入90年代，一方面由于“教父”李登辉丑化中共和大陆的言行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岛内政局的演变及争夺执政权的需要，一些人士开始利用省籍族群矛盾挑动悲情，矛头由岛内转向两岸，最终朝向“化”和“去中国化”的方向发展，致使许多与“中国”相关的符号被扭曲，成为与认同“台湾符号”的情感对立面。⑤故而，在野的从强调台湾主体意识，发展到否定台湾的
中国属性；从“住民自决”趋向高喊“”的政策主张；最终滑向“反中国”的“党”。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结束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当时的为了因应执政角色的需要，开始推行“渐进式”的政策。为了寻求更广大的群众支持，以为首的当局利用执掌政权之机，不时以“台湾在国际上被边缘化”，“大陆导弹部署威胁台湾安全”等为借口，让台湾民众产生被“大陆打压”的悲情。但与其说当局是在煽动台湾人特有的悲情意识，还不如说是在为其政治目的“制造悲情”，结果走向了他们标榜的“民主进步”的反面。可见，台湾悲情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发生了根本性质变，进而形成了一种歪曲事实，政治煽动性浓厚的“绿色悲情”，逐步走上了一条不归的迷途⑥。
三、台湾悲情政治化的迷途
不可否认，台湾特殊的历史经历与政治环境给部分民众带来的悲情创伤是短时间内无法弥补和愈合的，所造成的心理阴影也是长时间挥之不去的，同时也不可否认的是，台湾的历史悲情在中华民族“大悲情”下有其独特性，尤其在它和政治结合后更显出很强的煽动性与号召力。但随着台湾选举政治和选票至上的观念的发展，悲情的政治化越来越走向一条迷途，过去那种让人同情与激愤振作，让人争取自由民主的纯朴的民族情感已发生了质变。
随着台湾选举政治的发展，悲情在政治领域的世俗化程度也日渐加深。世俗化强调了个人具有可利用各种机会来改变自己处境的能力。从最低限度看，世俗化意味着社会中对政治过程抱狭隘态度者不断减少，顺从者不断增加。总的来说，世俗化意味着政治参与人数的大幅度增加。⑦台湾执政当局的领导人注意到了台湾民众政治参与情绪的高涨，并利用悲情来推销台湾主体意识的民族主义。进入90年代，李登辉上台后，把民族主义发挥到极至，使民族主义超越原有的界限，变为民粹主义，并开始以民粹主义动员族群，不断地操弄与分化族群，制造族群对立，挑动族群矛盾，借以收取政治利益⑧。
在李登辉刚上台时，权力基础还不稳固，因此他以小心谨慎的策略，逐步瓦解既有的统治集团，直到1993年郝柏村下台后，他才正式对外表明他的企图，即“的台湾化”。这是他接见日本作家司马辽太口时清楚表达内心的想法，即“以往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都是外来政权。”“即使也是外来政权，只是来统治台湾人的一个党罢了，所以有必要将它变成台湾人的。”李登辉认为这种转换是要透过“台湾的民主化”。⑨李登辉的所作所为正与民粹主义的要义完全一致，即：“在传统社会瓦解后，少数精英打着社会平等及争取自由或独立等思想，诉诸人民的感情与群众心理，本质上是由上而下的精英主义”⑩。
2000年执掌政权，更是利用“打压说”制造“绿色悲情”，鼓吹民粹主义，突出台湾主体意识论，并逐步把民粹主义变为公开的“”教义。2003年“台湾加入世卫组织”事件在台湾引起民众极大关注，当局抓住时机大肆炒作“大陆不顾台湾人民生命安全，全力打压台湾融入国际社会”，在台湾岛内引起很大反响，不少不明真相的民众也跟着纷纷指责大陆，转而支持“台湾如果想出头就必须成为国家”的说法。同年，在曼谷召开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台湾坚持派“总统特使”李远哲参加，由于不符合规定，自然遭到大陆方面反对，但这却也成为台湾当局抱怨“大陆打压”的理由。2004年2月28日由李登辉担任总召集人的“绿营正名大游行”，显然更是一出“悲情”戏码。当百万人手牵手大喊“台湾YES”、“中国NO”的时候，整个岛屿几乎都笼罩在一片“悲情”之中。对于大陆颁布的《国家法》，台湾当局领导人把该法污蔑为“恐怖的战争动员法”，并在2005年举行了“3・26反吞并”大游行。一改过去逢游行集会必激情演讲的做法，而是“只游行，不演说”，刻意给人留下受到外界压力的想象空间。据台湾《东森新闻报》2006年3月7日报道，台“国防部长”李杰称，大陆目前共有上百枚导弹对准台湾，可以对台实施5个波次共计10个小时的“饱和攻击”，台中南部已经“无力因应”。⑿此外，和李登辉等屡次大肆炒作“二・二八”事件，从根本上说，是打“大陆打压台湾”的“悲情”牌，以骗取选举同情票。“”分子种种举动意在煽动本土台湾人的“悲情”，挑动两岸在统“独”议题上的对立，既能捞取政治利益，也是为建立“台湾人的国家”制造舆论⒀。
从整体上来看，目前岛内政治呈现出一种趋势，即：在“”政治势力的挑动下，正在滑向一种所谓狭隘性的“台湾民族主义”，其核心概念就是“悲情意识”，其主要方式是通过政治鼓吹不断强化“台湾人的悲情”，主要目的是要挑动岛内的省籍矛盾，挑动两岸同胞的对立，强化台湾主体意识。可以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病态的“悲情意识”和极端的“隔绝心态”的混合体。台湾悲情文化被政治渐渐扭曲，让“”分子引向了一条歧途。照此下去，“”和“悲情”捆绑在一起会造成更大的悲哀，即台湾民粹式的“悲情民族主义”的壮大，“理念”的大众化，台湾民众逆反心理的强化，再加上美国鹰派人物的适时撑场，“”气焰会更显嚣张，会给两岸关系带来更大的危机和危险。
台湾是中国一片具有个性和相对自主性的土地，历史的流变造就了台湾独特的悲情文化。这种集体的记忆与政治的关系错综复杂，但不管怎样，台湾的悲情文化无法脱离中华民族“百年的大悲情”而孤立存在。政治人物如果基于一己之私，不断渲染“悲情”，不仅岛内难以和谐，也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和解与合作，不利于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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