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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璧墓誌》，北魏正光元年（西元520年）刻。青石質，高一百零四厘米，寬八十九釐米。繫舊碑改作而成，碑陰上截所刻二螭仍在。誌銘魏書，三十三行，行三十一字，背面有題名一列。出土時間、地點有二說：一說清宣統元年（西元1909年）出土於山東德州；一說清光緒二十四年（西元1898年）出土於河北省景縣。後者為是。墓誌出土後不久歸濟南金石保存所收藏，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移藏於山東省博物館。吳士鑑《九鐘精舍金石跋尾甲編》、範壽銘《循園古塚遺文跋尾（三）》、趙萬裡《漢魏南北朝墓誌集結》、方若《校碑隨筆》、楊震方《碑帖敘錄》、日本二玄社《書跡名品叢刊》等有錄。

《李璧墓誌》書法雄強茂密，獨樹一格。楊震方《碑帖敘錄》評曰：書法峭勁，極似《張猛龍碑》，而兼有《司馬景和》之縱逸，可為習北魏楷書者範本。

《李璧墓誌》的結構具有較強的魏碑型的特點：內緊外疏、寬博自由、大小參差、欹正相生。從邊緣外接形的角度分析，其邊緣處筆劃起、止點處佔位充裕，體現出外圍寬博疏朗的特徵。

雖然字距、行距較大，但被長筆劃點位、分割之後，既加強了字間、行間的聯繫，又能使空白(外圍空白與字內空白)形成內外溝通，行的兩側邊緣筆劃之間在齊與不齊之間，齊處在於邊緣處大致到達了最寬點，撐住了大外形，使字間諧波統一；不齊處在於兩側邊緣處筆劃略有局部的少量的凹凸進出，塑造出行的大外行的開(凹)合(凸)，進一步形成了行間的穿插組合。

此外，在橫向的列間關係上，也具有齊中不齊的特點，齊處在於邊緣處大致到達了至高點與最低點，撐住了整體結構，使列間諧調同統一；不齊處在於邊緣處至高點與最低點處筆劃略有局部的少量的高低起伏，塑造出橫向列的大外形的開(長)合(短)，進一步形成了列間的穿插組合。

臨寫時應注意不能把邊緣處起止點的位置做反向的修整，如本來好的筆劃被斬掉一大段，致使外形輪廓不到位。

同時，也要注意，將邊緣處做好理性的判斷，再進入內部結構的塑造。從框架型主筆的角度分析，對整體結構起到支撐與分割作用的是框架式的主筆劃，佔據決定性的位置上，雖然這部分筆劃數量少，但體量重，定局面的主體體勢，其作用類似建築力學原理的框架支撐。相對於框架部分而言，其餘的筆畫起輔助作用即對平衡的調節，雖然這部分筆劃數量多，但體量相對輕，微調、補足主體的體勢。

在臨寫時，要充分地區分出主體支撐的框架型主筆，不能完全按照筆順建立結夠關係，要有所取捨及主次區分，才能意在筆先地把握結構主體。從聚集焦點角度分析，雖然中宮部分包含廣義的中宮區域是緊密的，但再細緻地加以區分，其實只有一個位置是最密集處，聚焦於此就能夠鏈結住外圍的每一綜筆劃。

《李璧墓誌》的焦點處是非常明朗的，透過密集、穿叉、搭接等手法，先攢住這個焦點，就不會造成全局的鬆散，再聚外圍的筆劃而形成整體，所謂攢三聚五。臨寫前要先找到筆畫密集相聚的焦點，以此點為內，其餘為外，內緊外疏。進一步地要把握緊處不擁擠，疏處不鬆散，須知疏密是相對關係，對比度不夠，則容易出現平，對比度過了，則失去了諧調性。

以《李壁墓誌》為核心展開相關的綜合，首先是墓誌類之間，《司馬景與妻墓誌》《元騰墓誌》《元楨墓誌》《元略墓誌》等與《李璧墓誌》在筆意與體勢相近；其次與碑之間、共性最多但屬《張猛龍碑》：與造像之間、共性最多的當屬《龍門十二品》中的王元禪造像、賀蘭汗造像等；與摩崖之間、共通性最多的是《石門銘》，魏碑時代有其整體共性的某些因素，尤其在氣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