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學生時代

父親小時候的初等教育學制是四二制;初小四年，相當於現今小學一到四年級，男女同校;高小兩年，相當於現今小學五、六年級，男女或同校，或分校。當時私塾普遍，良莠不齊。把小學和私塾考慮在一起，失學率仍高，文盲很多。 1916 年浙江省曾經嘗試推行四年義務教育，但軍閥混戰，經費無著，沒有成功。 1917 年嘉興縣的學齡兒童在國民學校就讀的不到百分之十;1935 年的失學率仍近百分之七十。親友中也有女性長輩看不懂鈔票的幣值，只會用銀元。

當時的中等教育舊制與新制並存;舊制總共四年讀畢，中小學合起來恰符合古人所謂的「十年寒窗」;西學東漸，人需獲取的基本知識量增加了，舊制中學漸為洋人教會所辦的新制中學所淘汰。新制中學為三三製，三年初中加上三年高中，共六年，男女分校。嘉興當地最出名的男校是秀州中學，為一教會學校，設有高中部、初中部和高小，是鄰近五、六個縣境內唯一的完全高中;當地最出名的女校是嘉興女中，創辦人兼校長是父親的堂姑方英(1878~1939)，有初中部，附設小學部和幼稚園，但是沒有高中部。離嘉興最近的高中女校是在江蘇省的松江女中，首任校長是江學珠(任期 1927~1935)，來台後擔任北一女的校長。當地女子若要上高中，就要離鄉住校。

我的母親從幼兒園到初中都念嘉興女中，常見校長方英來家裡向祖父請教，令母親非常緊張。嘉興女中的教員兼教導主任方志遠是父親的另一位堂姑，與方英是堂姊妹。母親初中畢業後要升學，只好離家去唸松江女中。同班同學王東明是國學大師王國維的女兒，因為在家自學，入學較晚，比同班同學大六歲。如今王東明女士年逾百歲，母親也已 95 歲，二人都在台，仍能把臂言歡，共同度過傳說中的「世界末日」，可謂世紀之交。

(一)生龍活虎不得施展的童年

父親在初小時就讀於啟秀小學;祖母家教甚嚴，即使放假在家仍然照表操課，哪一小時練寫字，每隔幾天寫作文，都有規定，祖父返家後要看功課。由於全年無休，永遠沒有放假的感覺，令父親見到書本就害怕排斥。父親和兄弟最盼望的就是祖母出門禮佛，一出門就有半日之久。沒有玩具的時代小孩很會發明遊戲。我的伯父將佛堂跪拜用的木製跪墊加上輪子，當成玩具車，大家把桌椅家具靠牆推，在寬大的堂屋之間拉車奔跑。三兄弟裡父親秉性最好動，也最會惹出麻煩來。祖母在父親讀高小時送他去住校，希望學校能夠對他嚴加管教。父親所念的高小叫做嘉興縣第一高等小學(簡稱一高)，離家頗遠，校長吳傳先留日，是祖母的姑父，父親喊他「公公」。父親能夠離家住校，有如蛟龍入海，依照家裡的標準，行徑好似人間哪吒。父親所寫的〈回憶青少年時期在嘉興〉一文裡，提到了兩樁一高時期的「英勇」事蹟。從高小到高中，父親唸書都住校，放假回家都照表操課。他說自己直到大學畢業前才開始真心想唸書。

「學」和「玩」普遍被視為不相容的兩件事。現在有些幼童也被逼得很緊，很小就被家長送到才藝班或補習班去，以致於學任何事都失了興趣。其實老天爺賦予嬰幼兒邊玩邊學的先天本領，能夠不費吹灰之力就掌握語言、社交等終生受用的能力。 「玩耍」是幼兒最富熱情且最有效率的學習模式，十歲以前是邊玩邊學的黃金時代，其效果絕非制式的刻意教導所能匹敵。即使是成年人來學東西，「邊玩邊學」也非常重要;用心體會叫做「玩味」;高境界的專家叫做「玩家」。 「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是一句害人匪淺的廣告詞，因為似是而非，故其害更烈。

(二)人生第一個夢想

父親從小愛看地方上的校際球賽，有時候外縣市的學校也來參賽。秀州中學建校於 1900 年，是嘉興一所運動風氣很盛的教會學校。當時體育設施普遍缺乏，秀中竟然有體育館和健身房，令父親很早就心嚮往之。父親雖然調皮搗蛋，課業也還過得去，高小畢業後如願入讀秀州中學初中部，在該校住讀了六年。秀中的成績分做ABCDEF 六等，70 分及格，相當於 D，得到 F 就要退學了。父親的成績 C 多 B 少，是 1932 級高中部畢業生。

秀州中學的洋房有三層樓高，比之一般的洋樓還高一層，許多桌椅設備是從美國運來的，包括人起立後椅面會自動彈向椅背的座椅，當時令人覺得新奇。秀中並非公立學校，學費略高，但也不是一所貴族學校，相反的，它的創校宗旨是要推行平民教育。父親入學時的校長是美國傳教士竇維斯博士，受業於著名教育家杜威博士後，一改職志，從獻身於傳教事業變成獻身於教育事業。

當時的嘉興大約一二十萬人口，地方不算大，許多人家沒有鐘錶，秀中上下課的鐘聲既響亮又準時，成為附近居民生活裡的報時器。秀中的鐘是人工敲打的，能夠一分不差，準確無比，反映了人員的素質與校方訓練管理的要求。一般人不會注意這種小事，但父親對此很留意，暗暗引以為傲。他後來走訪歐洲各國，每到一個國家，必定特意去核對當地公園裡的時鐘是否準時，藉以判斷管理員是否盡責，並由此推想那個國家是否上軌道。這是在電子鐘和石英鐘出現以前的陳年往事。不管這番推論是否可靠，這項意圖既反映了父親對秀中六年生活抱有深刻的懷念，也反映了父親的一種個性。儘管父親從小毛躁好動，大而化之，大家認為他是個粗線條人物，但是我的祖父很早就注意到父親有「留意細節，見微知著」的一面，常說:「阿懷是粗中有細。」我很小的時候聽父親出國回來講故事，晚飯後大家把燈關掉看他在白色的牆面上展示幻燈片，裡面有幾張各國公園裡的時鐘或花鐘。那些公園管理員在毫不知情的狀況下被一名外國遊客評鑑了，甚至影響到國家形象，留給我深刻的印象。我現在主持「清華蝴蝶園」網站，每個細節都耐性測試與校對，不顧助理的反感拼命「挑錯」，再三更正後才釋放正式版，就是受到父親的影響，唯恐被網絡世界的某位瀏覽者看輕了，附帶損及清華的形象。

父親上高中時，嘉興還沒有自來水。一般家庭裡沒有洗澡專用的房間，民眾沒有經常潔身的習慣，雖然每天洗手洗臉，未必天天洗腳，慣用濕毛巾擦身，幾乎不洗澡。秀州中學在屋頂上架設蓄水塔，每次派兩名學生面對面壓唧筒，此起彼落，將井水打到蓄水塔里，約需半小時可以將水裝滿，此項服務可以抵免做體操。於是校內有自設的自來水系統，並規定學生每周至少淋浴一回，甚至要點名，希望大家養成較好的衛生習慣，可是仍有學生應付作假，逃避淋浴。父親因為熱愛運動，任何比賽幾乎無役不與，天天渾身汗水與塵土，所以全年天天愛洗澡，週六返家前也先洗個澡才回去，成為全家衛生習慣最好的人。

秀中時代的父親將從小受到壓抑的渾身筋力盡皆宣洩在運動場上，到了高中，身長180 公分，變得比我的伯父還高5 公分，他的解釋是，自己在發育期經常運動，能夠促進長高。那時不懂什麼叫做升學壓力，無論是班際比賽或校際比賽，無論是籃球、排球、足球、桌球，絕對少不了他。田徑賽場上，父親跳高第一名、跳遠第一名、跑步跨高欄第一名，是個運動健將、風雲人物。某天黃昏他在場邊見一人重複做一件他看不懂的事，得知那人在為不久後的比賽練習三級跳，遂向他請教，一同報名;結果父親第一名，他的師傅第二名。

1953年攝於生理學科本樓前。前排右起為彭明聰、方懷時和黃廷飛教授，後排右起為吳雲、蔡世聰、張鎮、王阿秋與李憲章。

秀中英文老師姚一鵬先生籃球打得很好，擔任父親班上的體育老師。姚老師所教導的技能和訣竅，父親都勤加練習。在諸多運動項目中，父親唯有籃球一項在跨出秀中校門後仍達可以一觀的水平。姚老師認為父親是他在秀中遇過的學生里籃球打得最好的，即使父親已經畢業去杭州唸書了，每逢重大比賽，還自掏腰包買車票寄給父親，邀他回嘉興看比賽。姚老師自身也是秀州中學的校友(1926 級)，1930 年從金陵大學畢業後返校服務，是個非常健談且勇於任事的人，不僅對於秀中的運動場所、運動器材與體育活動多有建樹與提倡，1933 年浙江省首度舉行全省初中會考，他調教三年的學生英語成績為全省之冠。聽說姚來台後一度在北一女教英文。姚有一位表弟早慧，比他小兩歲，幼時一直在家自學，正規教育始於秀中附校的高小，多受在同班就讀的表兄照顧，經過兩年的適應跟上了各科進度，而與正常教育接軌，甚至15 歲就考進南開大學。因為這兩年的緣分，秀中賺到一位特別傑出的校友。姚老師的這位表弟就是舉世聞名的數學家陳省身院士(1911~2004)。

父親在秀州中學遇到一位高班學長，是他的遠房堂兄，和他同一個高祖父，叫做方朝俊(1913~1967)，人極帥，足球踢得好。我的祖父因公老早在嘉興縣城內置產養家，而俊伯伯家人仍住馬厙匯，故兩兄弟原本不相識，在足球場上變成好朋友。竇維斯校長回美國去以後，秀中兩度換成華人校長。第三位校長顧惠人的幼弟顧德葆綽號 good ball，擅長踢足球，也在秀中唸書，和俊伯伯交好，教他踢足球。名師出高徒，俊伯伯運球的練習場地是在秀中的餐廳裡，可以完全不碰到桌椅自在繞行，神乎其技。雖然足球在俊伯伯的人生當中看似一段無關宏旨的小插曲，但是運動員追求卓越的用心和團隊的精神後來仍然反映在他的專業表現上。

俊伯伯特別喜歡吃，可以將一整尾魚的肉，包括下巴鰓幫都吃得精光，但是骸骨非常完整。在秀中用餐時，他總會額外多花一毛錢添個肉絲炒青菜。秀中是教會學校，週日閉校不准外出，當時其他學校週六上全天的課，但是秀中周六隻上半天課，課後可以自由出校。有一回父親帶俊伯伯去張家弄吃粽子，俊伯伯勉強吃了，回程路上埋怨起來:「我以為你帶我上館子，結果怎麼是吃粽子。」父親一生吃東西奇快無比，被母親形容為「老虎吃蝴蝶」;父親為了鼻竇炎開過好幾次刀，完全沒有嗅覺，無法辨味。有實驗發現，人如果喪失了嗅覺，蘋果泥和洋蔥泥吃起來味道差不多。父親吃東西一味要求咸，因為他吃不出其他的滋味。俊伯伯後來是在走一段上坡路時心髒病發，54 歲就英年早逝，父親認為和他從小吃得太好不無關係，每每想起就感到惋惜。

我的親伯父方蒿時先生原就讀於位在上海的教會學校聖約翰大學。 1925年發生了五卅慘案，學生罷課聲援遭日本人欺壓或殺害的工人，但受到學校的阻撓。聖約翰大學的校長是英國人，某日不知何故將中國國旗降下來丟在地上，引起全校師生的公憤，十九名華籍教師和五百多名學生離開該校，另創光華大學。我的伯父也轉入了光華大學就讀，從該校畢業。俊伯伯高中和我的父親同校，上大學後是和我的親伯父同校，所以方家三兄弟終生往來頻繁，感情特別親密。俊伯伯讀大學二年級時，突然失踪了好幾天才又出現，我的伯父去他的寢室質問他何故逃課，同學們取笑他去交女朋友了，他用棉被把頭一蒙，嘴裡喊「天曉得，天曉得」。過一陣子軍校發榜了，才知道他考入了中央航空學校第三期航空班，要去當飛將軍了。

父親雖然在運動場上很得意，但是運動只是一種補償和宣洩。父親從小聽聞日本如何逼迫中國政府，限 48 小時內同意簽訂二十一條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1915 年)，並譏諷中國民間多次的「抵制日貨」行動是「五分鐘熱度」。在他的成長過程裡，中日之間的衝突始終不斷，甚至愈演愈烈。人生第一樁令他怦然心動，悠然神往的出路，就是步俊伯伯的後塵，也去加入空軍。可是他的這樁心願遭到父母強力的反對，因為家族老早希望他能習醫，加入姑父的醫院當醫生。

(三)以運動員之姿步上基礎醫學之路

父親於1932 年高中畢業時，嘉興地方共有兩所教會醫院和三所私人診所。歷史最悠久的嘉興福音醫院為美國傳教士文淵博醫師創辦於清朝光緒年間，另有法國神父修女於 1920 年所辦的嘉興聖心醫院。私人診所有 1917 年創辦的嘉興醫院、1920 年創辦的德心醫院和 1930 年創辦的三一醫院。其中德心醫院就開在父親住家的隔壁，院長是父親的姑丈蔣志新(1880~1960)。

我父親的姑姑方吟蟬學護理和接生;姑父蔣志新是留日的婦產科醫師，在日本參加同盟會;他倆的兒子蔣幹欽留德，也是婦產科醫師。德心醫院是婦產科醫院，由一家三口人經營。初時門可羅雀，為了等病人上門不敢出門。嘉興婦女不喜歡被外國人檢查身體，聽說有本國人開的婦科醫院，紛紛選擇來到新醫院。後來父親的姑父一家忙得沒日沒夜，非常辛苦，希望父親學醫加入陣容。許多動物的嬰兒多於入夜後至破曉前誕生;因為白晝裡群體在移動，母獸分娩容易落單而遭天敵侵襲，所以使母獸在白日分娩的基因易遭淘汰;至少在電燈普及、夜生活盛行之前，人類仍保有這項動物習性。父親將婦產科的辛苦看在眼裡，百般不願意習醫，但是家庭革命失敗，終於還是去到杭州的浙江省立醫藥專科學校就讀，無意間進入了人生的第一個高峰。

杭州除了浙江醫專，還有之江大學、浙江大學等。父親學醫很勉強，還是瘋狂打籃球，總是代表學校參加比賽，180 公分的身高很顯眼，很快就被選作浙江省代表，與他校選手組隊一起練球。因為歷史上的陰錯陽差，父親參加了一場他原該錯過的全國運動會。

中華民國轄下的中國大陸曾經舉辦過六次全國運動會。 1914 年在北京的全運會是洋人所主導，大會文件用英文，量度用英制。因為時局動盪，全運會中斷十年之後方於 1924 年在武昌再度舉辦，此次由華人參與主導，量度改用公制。第一次得到政府支持的全運會則是1930 年4 月在杭州舉行的，由「全國體育協會」籌辦，中央政要多人親臨會場，會後蔣介石要求在首都南京建造一座中央體育場，希望於1931 年10 月10 日國慶日，在首都召開下一次的全國運動大會。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建築公司動員了三千名工人日以繼夜地施工，從五月動工，到八月底竣工，完成了當時號稱「遠東第一」的大規模體育場，包括田徑場、游泳池、棒球場、籃(排)球場、國術場、網球場、跑馬場、足球場，各場都有看台，合起來可容納六萬多人。怎奈天不從人願，該年的全運會因故延期舉辦。一個原因是1931 年的7 月到9 月，長江流域和黃淮流域普降大雨，雨量超過常年同時期兩倍，造成十幾年未見的大水患，殃及十七省;該次洪災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嚴重的水災，也是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自然災害。全運會另一個延期的原因是，1931 年 9 月 18 日爆發了瀋陽事變，東北三省被日本關東軍佔領，成立了滿州國。

原訂 1931年舉辦的全運會延期到 1933 年 10 月10 日~22 日，由政府單位「全運會籌委會」主辦。父親由高三生變成了大二生。聽父親說，有位新疆選手提前一年出發，以便如期參加1931 年的全運會，發現運動會延期之後，乾脆住在南京等待兩年，因為他花一年時間回到了新疆，就又要出發來南京了。當時的交通遠不如現在方便。

該屆全國運動會裡，代表東北參賽的選手都是自籌經費秘密入關，捨死忘生，從日軍佔領區冒險來到南京的;其中有1932 年拒絕代表滿州國，幾經周折，終於成功代表中華民國首度參加奧運會的選手，大連人，短跑名將劉長春(1909~1983)。該次全運會的開幕式上，劉長春代表全體運動員致誓詞，他說:「我們心目中共同競爭的錦標是恢復東北各省的地圖顏色。」當下看台上的群眾不約而同齊喊抗日口號，震動天地。可能因為受到國難當頭的刺激，運動員個個鬥志高昂，該屆運動會的整體表現特別亮眼，共有近三十個項目打破全國紀錄。劉長春個人在該次全運會上締造 100 米和 200 米的全國新紀錄，直到 25 年後才被人打破。在閉幕式上，劉長春代表東北選手發表一封〈告別書〉:「諸位有家回去，我們隨地漂流。熱烈希望下屆運動會在瀋陽舉行，恢復東北河山顏色。」看台上萬頭鑽動，八萬人群情激憤，熱血沸騰，是父親畢生難忘的畫面。父親來台後雖然常提起南京全國運動會以及當時八萬人的激動場面，但是絕口不提與會者之所以感動、該場合之所以令人難以忘懷的情由。他雖然一度想要從軍殺敵，但是禀性寬厚，絕不遷怒，一切向前看而不算舊帳。他可能顧及到台大的前身是帝大，也欣賞初來台時結識的日本同事師友。令人尷尬的話題，他一定避開的。

劉長春代表中華民國參加過兩次奧運，都因為得不到足夠的經費支持與照顧，在海上顛簸了二十余天，體力不繼，鎩羽而歸，不禁感嘆道:「弱國無外交;弱國無體育」。他的這番感嘆，即使今天某些項目的運動員都還會心有戚戚焉。

南京全運會後，特務處處長，浙江人戴笠宴請浙江省代表隊全體男性運動員，父親也在受邀之列，得識戴笠廬山真面目。據說戴笠平常都會易容改裝，不輕易以真面目示人。當天是否有運動員被吸收擔任情報員，則不得而知。

父親 1937年再訪南京時，是去南京軍醫學校擔任助教。當時有位來自協和醫院的眼科教授特別留意父親的一舉一動，終於對他說:「你一定是個運動員，你代表過什麼單位出賽?」父親告以代表浙江省參加全國運動會，並反問對方，對方答以「代表國家，參加遠東區運動會」。這位教授是個田徑選手，叫做潘作興(1903~1983)，是眼科病理研究的權威，發表過許多重要的著作。他開風氣之先，積極提倡人死後捐贈眼角膜，並且以身作則，身後捐贈眼球供教學研究用，其眼角膜則嘉惠了一位山東同鄉青年。

父親記憶所及參加過的最後一次籃球比賽，是來到台大第二年的一場師生對抗賽。那是在1948 年，由病理學科的葉曙教授(1908~2004)號召，同隊的五位教員還包括了公共衛生研究所的陳拱北教授(1917~1978)，一位教授宗教學的美國神父，和一位體育老師(並非籃球專業)。學生隊的隊員則包括了當時就讀醫科三年級，現已退休的神經科洪祖培名譽教授。教員隊當然敵不過年輕小伙子，父親在落敗剩下最後 15 分鐘的時候，不得已開始用中距離投籃力挽頹勢，成為對手犯規的對象。

對方在吹哨結束時犯了規，當時教員隊還落後兩分，父親兩罰皆中，全場雷動。父親說，罰球要準，手指頭的動作很重要，這是姚一鵬老師教的。之後父親再也不打球了，因為「要用功」。老師通常比學生還需要用功。

儘管父親不再打球，他認為早年的訓練對他晚年的身手矯健、避過災厄，功不可沒。父親 70 歲時遭遇的一場車禍，在他的〈雜憶〉一文裡有所記述。然而運動員生涯的影響力實超過體能狀況的表象，更深入於處世人生觀的涵養。

我曾讀過一本英文版介紹日本禪道的書，提到一個故事，可惜出處已不可考。某位射箭大師教導學生透過射箭悟禪，授徒無數。某日門前來了一個小兵，請習射術。大師端詳一下來人，說:「你已經會了，不必學了。」小兵說:「我未曾學過，怎麼不必學?」大師說:「習射的目的是要悟禪成為大師，你自己已經是位大師了，我沒辦法再教你什麼了。」小兵說:「我哪裡是什麼大師?」大師說:「你一定有非常擅長的事，達到大師的水平。」小兵思來想去，想不出自己會過什麼，大師要他更努力想。小兵終於說:「我只有一樁事或許稱得上擅長，那就是我需上戰場，非常害怕，必須訓練自己不畏懼死亡，經過不斷的練習，我終於可以上戰場而不害怕了。」大師說:「那就對了，我們習射習劍或學任何其他技藝，最終的目標就是要學到坦然面對死亡;你已經學到這一點了，所以你不必再跟我學了。」這個故事裡提到，花道茶道劍道等等，殊途同歸，都要學生體悟同一的道理。

一日運動員，終生運動員。一個人如果真正注入了運動員的靈魂，即使不再碰觸足球、籃球，不再踏上田徑場，無論他做什麼，都能自律自強:腳踏實地而不求一步登天;遵守規範，憑實力公平競爭而不取巧;追求自我超越而輸得起;真誠奉獻，不以專業為達到他種目的的手段。如今體育圈時傳服用禁藥締造佳績，或是被賭博業者收買，比賽作假的情況，真是令人遺憾。並非以運動為業的人就都是運動員。反之，只要秉持運動員精神，即使不從事體育活動，也不失為運動家。

(四)人生最關鍵的一年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父親讀書始終不專注，全憑抱佛腳強記過關，成績不差，但無實學;從南京回來後，仍然滿腦子大場面的熱鬧景象，聽課不專心;家人長輩的叮嚀提醒，也都聽不入耳。有日父親自己坐在宿舍裡，竟對自己的前途認真思考了起來，警覺到運動員生涯非常短暫，體育教育亦非他興趣所在，必須思考人生長遠的出路，不能繼續渾渾噩噩度日了。父親看到一張諾貝爾獎得主的表列，五十餘人裡有三十幾人是德國人，遂發心有朝一日往德國留學。從此父親用功自修德文，累積了問題就趁假日返家時向留德的表哥蔣幹欽請教。蔣志新有一外甥曾在德心醫院服務，當時已是浙醫的細菌學教授，叫屠寶琦(1899~1978)，是父親姑表兄的姑表兄，比父親年長15 歲，平日並不理會父親行止，卻在此刻適時對父親起了明師的作用。他知道父親飛行夢碎，退而求其次想學航空醫學，可是浙醫沒有這類學程，勸父親再退而求其次，不妨往航空生理學發展。當時各校都沒有航空生理學課程，故也只能鎖定目標自行摸索。父親希望浙醫一畢業就去德國，屠勸告父親，生理學的底子不紮實，是不可能學好航空生理學的，去德國留學混一個學位容易，但沒有意義。屠本身是留日的，遂介紹父親前往拜訪一位留德的洪式閭教授(1894 ~1955)。洪式閭於 1928 年在杭州先後創辦了私立杭州醫院和中國第一個寄生蟲病研究機構─杭州熱帶病研究所，擔任副所長。洪與父親聊一聊，對父親說，你人是好，也夠聰明，但是沒有實力，也勸阻父親一畢業就去德國。父親的生理學底子差，這對屠、洪二人都不是秘密，但兩人都對父親愛護有加。

當時一般醫科大學修課五年，實習一年，共修讀六年畢業。浙江醫專修課四年，實習一年，共五年畢業;第五年允許學生自行挑選實習單位。屠寶琦告訴父親，教育部不久前公佈，兩個位在北平的醫學院─北平大學醫學院和協和醫學院，可以招收師資進修生(幾個月後中央大學醫學院也開放招收進修生)。所謂「師資進修生」是指訓練班學員修畢課程後，不獲頒學位，但取得教育部承認的資格，可以前往各校教授生理學課程。屠為父親安排，得到校方的同意，在舍臨床醫學而就基礎醫學的前提下，以赴北平進修當作第五年的實習。父親遂於 1936 年至 1937年在北平痛下決心，腳踏實地重學一遍生理學。

當時全國各校醫學院的生理儀器設備多產自北平醫學院、協和醫學院、中央大學醫學院，比從國外進口更為經濟。父親趁浙醫的學期一結束，就直奔北平大學醫學院，整個暑假和實驗室裡的技師打成一片，一方面幫忙維護修理儀器，一方面暗暗用心學習，浙醫所學與實務技術遂稍能貫通，獲益匪淺，以至於開學後教授試探新生能耐時，對他刮目相看。戰事爆發後父親輾轉各校之間，偶爾仍遇到當年在北平結識的技師，而有良好的團隊合作關係。

父親在北平的老師是侯宗濂教授(1900~1992)。侯當時擔任北平大學醫學院生理學科主任，同時兼任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學名譽教員，於是把兩邊授課的生理學實驗教材都要父親在一年之內全部實作一遍，實驗動物包括貓、狗、兔等。父親也發揮手指靈巧的天賦，練就一番手上功夫。父親也要聽侯老師的課，赫然發現北平大學居然依照上一學期的名次排學生下一學期的座次，不像今天要保護學生的隱私權。不用功的學生一整學期都要品嚐前學期貪玩的苦果，無所遁形。父親因為是進修生，不能夠佔正規生的座位，所以都坐在最後排。父親當時和小兒科第一名畢業的助教以及生理科第一名畢業的助教結成好友，關於研究的討論都一同參與。由於實驗排程很緊湊，難得有空下來的時間，就去溜溜冰。溜冰場上有人教，那人問父親:你要選一個禮拜學會的，還是選一個月學會的?原來他的意思是，如果怕摔跤，可以選擇推著一把椅子去溜，那要久一點才學會;如果願意摔跤，就早一點學會。父親選擇不要扶椅子。

侯宗濂始終對父親非常照顧，到了晚年仍然和父親有書信往返。侯在過世前一年的 91 歲高齡仍然在指導學生做研究，不愧為中國重要的生理學家和醫學教育家。

父親在浙江醫學院的同班同學韓宗琦醫師(1914~2013) 是當年班上的第一名，來台後父親仍時常探訪他。韓伯伯晚年曾對父親說，「我們班上，你之所以能出頭，完全依靠北平的那一年。」父親當下深表同意。父親對侯宗濂的嚴格教導終生感念，時時提起;對勸阻他留德的屠、洪兩位教授也十分感謝。孔子自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父親年過二十還懵懵懂懂，雖然起步甚晚，可是一旦燃起熱情，就非常投入，很有決心和毅力，因此平生對於起步遲慢的年輕人特別有耐性和信心。

在父親的教育啟蒙期，社會上比較進步的醫院和學校都是洋人來華開辦的;等到父親從醫專畢業時，社會上普遍由華人接手主持這些醫院和學校，甚至出現了不少由華人自行開辦的醫院和學校。中國在戰火之中仍然緩緩地不斷在進步與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