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今年3月的銀行業動盪，華爾街當下的衰退陰霾好像一掃而空。
摩根大通集團總裁兼營運長Daniel Pinto上週啟動了亞洲之旅。根據第一財經了解，在上海期間，他與多家知名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會面，並與他們交換意見。
對華爾街大行來說，針對大型銀行的資本要求很快就會再度趨嚴，這又意味著什麼？又如何看待中國經濟前景與戰略佈局？針對這些議題，Daniel Pinto在上海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獨家專訪。
與第一共和銀行尋求合力效應
矽谷銀行（SVB）倒閉是聯準會激進升息下的第一道嚴重裂縫，而後「大塊頭」第一共和銀行也轟然倒下，並被摩根大通接管。
根據聯邦儲蓄保險公司聲明，第一共和銀行在美國8個州的84家辦公室在今年5月1日作為摩根大通的分行正常營業。摩根大通收購的第一共和銀行資產包括約1,730億美元的貸款和約300億美元的債券，同時獲得第一共和銀行約920億美元的存款。
Daniel Pinto表示，「這是一筆好交易，穩定了金融市場和儲戶的情緒，這對所有人都有益；這家銀行的問題和資產品質無關。從本質上講，升息之際，它們有太多的風險敞口，但投資組合的品質非常好，商業模式也非常優秀。」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第一共和銀行的100萬美元以上的高淨值客戶數量為13.8萬家庭，佔全美的比例為4.45%。換言之，第一共和銀行的客戶群是以富人為主，在信用品質上非常保守審慎。
他也表示，目前正致力提升和第一共和銀行的合力效應。 「我們正與第一共和銀行的所有客戶合作，至今沒有流失儲戶，大部分人才也都留下來。我們正在學習第一共和銀行的客戶服務模式，以創造更多的協同效應。到目前為止一切順利，儲戶數也在增加。”
Daniel Pinto認為，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s）的健康狀況並不需要太擔心。
具體而言，他分析稱，會計報表中有債券投資三科目：交易性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AFS)、持有至到期投資(HTM)。其中AFS的價格波動不計入利潤表，但計入資產負債表；HTM的價格波動既不計入利潤表，也不計入資產負債表，就用攤餘成本記帳。所以「解決辦法」很簡單，就是把這些長久期公債統統放到HTM，至少也要放到AFS。
實際上，隱含的想法是“浮虧不算虧”，但這需要銀行有能力持有債券至到期。但SVB既做不到負債端成本的穩定，又無法達到負債端數量的穩定。會計準則的本意是如果資產和負債做好匹配，可以不用那麼在意市場價格波動。但在錯配的情況下，顯然不能不理會了。如果負債可能隨時撤走，或者利率突然激增，實際操作中就不可能做到持有至到期。
他也認為，每家GSIBs的資產都超出2,500億美元，資本要求和監管更為嚴格，且負債端穩定。
2010年起，隨著聯準會承擔大型銀行的監管職責，壓力測試體系進一步完善，聯準會逐步建立起DFAST和CCAR兩套壓力測試框架。 CCAR始於2010年，針對500億美元以上的銀行控股公司開展，主要包含壓力情境設計、收入損失估計、資本規劃與管理措施、結果評估四部分。
資本監理趨嚴對大行構成挑戰
儘管如此，大型銀行目前有了新的煩惱，資本監管將進一步趨嚴。
金融危機後的《多德·弗蘭克法案》為銀行戴上緊箍，資本金的要求對系統重要性銀行頗為嚴苛。 Daniel Pinto 提及 ，2008年後的監管儘管嚴苛，但讓更多大銀行有更充沛的資本金和流動性，從這個角度而言是積極的。但問題在於如何重新校準（recalibration）。比起過去，銀行現在承擔的每個單位風險都需要有更高的資本金，這影響了市場的流動性，也導致市場一旦出現風險，就會非常波動，缺乏流動性還會使買賣變得困難。
不僅如此，Daniel Pinto還表示，新一輪監管已經來襲，可能會進一步大幅提升銀行的資本要求。
早在今年7月27日，聯準會、FDIC和美國貨幣監理署（OCC）就加強大型銀行資本要求的擬議規則徵求意見。擬議規則將對大型銀行的資本要求進行修改，以更好地反映潛在風險並提高銀行衡量風險的一致性。最新改革將使資產規模不低於1000億美元的銀行的資本要求在當前水準上增加約16%。其中，美國八家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將提高約19%，資產規模在1,000億美元至2,500億美元區間內的銀行資本要求將增加5%。
Daniel Pinto說，「現在美國正在落實巴塞爾Ⅲ監管的最後一部分，'BASELⅢEndgame'（巴塞爾Ⅲ終結篇）正在諮詢進程中，直到今年11月。儘管我們還不知道監管的具體內容，但確定的是，銀行需要進一步增加資本金，對於大銀行而言，承擔與當前相同的風險，未來可能付出的資本金會比當前平均高出約25%。”
具體來看，他認為，一方面將增加市場交易業務的資本金，導致市場流動性更具挑戰性，客戶買賣交易證券、外匯等的能力將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將增加操作風險資本金（ operational risk captial），將影響銀行更廣泛的業務，貸款業務（抵押貸款、公司貸款、汽車貸款等）可能受到的影響好壞參半，但增加市場交易業務的資本金的影響顯然更大。
他也坦言，今年四季徵詢意見期間，將嘗試和監管層進行溝通，希望能放低資本金的要求。 「事實上，2008年以來的資本監管已足以讓銀行應對各類風險，未來額外增加超過20%的資本金要求，會讓銀行面臨進一步的壓力，降低美國銀行業相對於全球其他銀行的競爭力。”
美債殖利率將高於預期
除了監管動態，美國經濟的強韌度、資產定價之錨的美債殖利率變化對銀行業也至關重要。早前美債殖利率的超預期飆升，也是SVB崩盤的主要原因之一。
近期，美債殖利率全線飆升，10年期公債殖利率仍接近4.2%。有觀點認為，有三大原因導緻美債殖利率飆升——美國經濟預期改善、通膨預期高以及財政赤字持續擴大。
Daniel Pinto認為，過去20年，利率、債券殖利率都非常低，但未來情況變得不同──疫情後各國的債務佔GDP的比重都更高，財政赤字也持續變大（2023年美國財政赤字已擴大至GDP的5.8%，並可能在未來兩年維持這個高水準），「因此未來政府公債的供應量會更大，基於供給關係，實際利率、名目利率都可能會比過去高。未來即使通膨回落到正常的水平，可能10年國債殖利率區間也會位於3.5%~4.5%，利率很難回到1%以下。”
在他看來，當前美國經濟「軟著陸」有望實現，而通膨可能會在明年回落到2%~2.5%的水平，這將會讓聯準會有信心重新權衡貨幣政策。
「歷來美國的衰退情景，GDP從高峰到谷底的收縮程度大概是2.5~3個百分點。我認為即使美國未來出現衰退，也不會在2024年出現，可能需要更長時間，經濟降幅可能會更小。”
摩根大通的中國戰略並沒有改變
隨著地緣政治摩擦的加劇，疊加近年來中國經濟的變化，外資對中國的佈局會否繼續推動引發熱議。
今年以來，港股IPO數量大跌，導致國際投行的傳統優勢項目受挫，裁員消息頻傳。對此，Daniel Pinto說道，「中國經濟成長放緩，但仍接近5%，對於一個成長中的經濟體，融資需求仍會保持高位，不論是A股還是港股上市的公司仍將持續增加。 」
事實上，近一年來全球投行業務都有所放緩。根據摩根大通的估計，全球投行業務（併購、ECM、IPO）2020年高達950億美元，2021年達到1350億美元，2022年降至780億~790億美元，今年預計可能會更低，大概在700億美元，主要是受不確定性攀升影響，例如圍繞通膨、衰退、監管的不確定性，而且美國方面的併購監管審批流程所需的時間比過去更長，尤其是出於反壟斷的考量。
「但我不認為這種疲軟的態勢會持續，業務量仍會回升，高收益債市場仍有大量的公司有再融資需求，也需要IPO。未來，關於通膨、衰退的可見度也會上升，前景更加明晰。投行業務容量全球可能會穩定在800億~900億美元。」Daniel Pinto說。
早前亦有消息傳出外資行開始大幅降低中國風險敞口。對此，他回應稱，摩根大通的中國戰略並沒有變化，「我們也很感謝中國的監管機構批准申請，給予了我們所需的牌照和資質。摩根大通整體的中國風險敞口保持穩定，我們會繼續審慎經營，服務中國和全球企業。”
今年7月，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訪華時也表示，美方不尋求“脫鉤斷鍊”，無意阻礙中國現代化進程，願同中方加強溝通，避免因分歧導致誤解，在穩定宏觀經濟、應對全球性挑戰方面加強合作，尋求美中經濟互利雙贏。 「中美之間確實存在分歧，可能需要透過更多對話來改善。我們將繼續致力於在中國市場的發展，和過去一樣，我們會繼續審慎在中國投資，推進中國戰略。」Daniel Pinto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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