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文字為何被稱為“金文”?原來與青銅器有關

04　商代的金文

金文，又稱銅器銘文，也叫鐘鼎文，是指鑄刻在殷周青銅器上的文字。週以前把銅稱為金，所以銅器上的銘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最早的甲骨文隨著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到了周代成為書體的主流，因大量鑄刻於鍾鼎之上，後世也稱其為“鐘鼎文”。據考察，商代銅器上刻有近似圖畫之金文，其後繼續演進，至商末，金文已與甲骨文一致。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續延至秦漢。金文應用的年代，上自商代早期，下至秦滅六國，約一千二百多年。金文的字數，據容庚《金文編》記載，共計三千七百二十二個，其中可以識別的字有二千四百二十個，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啟秦代小篆，流傳書跡多刻於鍾鼎之上，所以大體較甲骨文更能保存書寫原跡，具有古樸之風格。

商代青銅器的發現與類型

在漢代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商周青銅器的出土。 ^[19]《漢書·武帝紀》記載，漢武帝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五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 《後漢書·明帝紀》記載，東漢和帝永平六年“王雒山出寶鼎”。東漢時期的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提到：“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這些銅器應當是商周時期的銅器。漢代人還以出土的商周青銅器作為死後陪葬的物品，如1964年10月在江西南昌老福山的西漢中期墓葬中就發現隨葬有商代晚期的銅瓿；1953年11月湖南衡陽蔣家山東漢4號墓出土了商代晚期的銅爵和銅觶。在青銅器屢出的情況下，有些人開始釋讀和研究銅器銘文，《漢書·郊祀志下》記載：

是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於萊，公劉發跡於豳，太王建國於岐梁，文武興於豐鎬。由此言之，則岐梁豐鎬之間週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於歧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屍臣：官此栒邑，賜爾旗鸞黼黻雕戈。屍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跡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週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於宮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脽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今谷歉未報，鼎焉為出哉？ '博問耆老，抑舊藏歟？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脽上非舊臧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眾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

此段文獻所記載的是東漢時期的史事。從內容來看，東漢時期出土了周代的銅器，張敞還辨認出了其中的文字。然而，總體來說，從漢至唐之間，青銅器出土不多，其中有銘文的更少。

到了宋代，皇帝特別喜好古代青銅器。在其影響下，一些達官貴人和富有的知識分子也爭相購買青銅器，或作為玩物加以欣賞，或作為古代的文字資料加以研究。由此還形成了盜墓之風。這個時期出土的商周青銅器不在少數。

商代青銅器較多出土的還是在二十世紀。

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之後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史語所在殷墟地區展開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前後十五次，發現青銅器一百七十多件。其中比較著名的有牛鼎、鹿鼎等大型重器。 1939年河南安陽當地農民在小營西地盜掘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則是中國青銅器中的瑰寶。

宋人趙明誠編著的《金石錄》書影

1950年，對殷墟的發掘工作重新恢復。殷墟西區的主體墓地是1969—1977年發掘的，當時共清理出商墓九百三十九座，出土青銅器一百七十五件，帶有銘文的銅器四十三種。由於這些墓葬是科學發掘品，有可靠的底層依據和明確的出土地點，這些對研究商代青銅器的分期斷代十分有幫助。

鼎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對安陽地區墓地進行了諸多發掘，清理墓葬達二千多座，發現了許多有研究價值的銅器銘文。如1986年大司空村南地出土的寢印器組對研究商代的族氏名號十分有幫助；而亞魚鼎銘文有二十一字，對研究商代的祭祀制度十分有裨益。

殷墟婦好墓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婦好墓是商王武丁妻子婦好的墓葬。它是目前唯一一座能與殷墟卜辭相印證，又能確定墓主人身份的商王室墓葬。婦好墓共出土銅器四百六十八件，禮器二百一十件，還出土了不少的樂器、兵器和生活用具，等等。其中的青銅器很多都有銘文。

1959年後岡圓祭祀坑中出土的戍嗣子鼎，有銘文三行三十字，是目前所見科學發掘的文字最多的商代銅器銘文。它是一篇研究晚商時期宗廟祭祀制度的重要材料。

殷墟郭家莊西部的160號墓出土青銅器二百九十一件，其中有銘文的禮、樂器共三十八件。這些銘文對商代金文的分期斷代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十世紀，殷墟以外也出土了很多商代的青銅器。

1979年在豫南地區淮河以南的羅山縣蟒張鄉天湖村發現了商周時期的墓葬，經過兩次發掘，共清理墓葬四十二座，其中二十二座為商墓。這些商墓共出土銅器二百十九件，其中八十三件為禮器，有銘文的有四十件。

簋

1997年發掘的長子墓是一座有南北兩個墓道的中字型大墓。共出土青銅容器七十九件、樂器六件，其中有一部分是方形器。說明墓主人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在銅器的銘文中出現了“戈”、“子”、“子口”、“長子口”等多種銘文。根據相關的銘文材料，“長”可能是商代一個很重要的族氏。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考古人員在遼寧喀左縣北洞村發現了兩個窖藏坑，出土了一批殷商時期的青銅器。這批器物引發了學者對孤竹國的研究，並進而關注到商代北部的地理問題。

商代青銅器的類型有食器、酒器、水器、樂器、兵器、雜器。

食器包括鼎、簋、甗、鬲、豆、匕。鼎是青銅禮器中的主要食器，它有烹煮肉食、祭祀和燕享等多種用途。簋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糧等飯食的器具。甗是蒸飯器。鬲是炊粥器。豆是專備盛放醃菜、肉醬等調味品的器皿，它也是一種禮器。匕是挹取食物的勺子。

甗

酒器包括爵、角、斝、尊、觥、方彝、卣、罍、瓿、壺、觚、觶、勺、盉。爵是飲酒器，同時也是一種禮器。角也是飲酒器，《禮記·禮器》：“宗廟之祭，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斝，是盛酒行祼禮之器，同時可以溫酒。尊是高體的大型或中型容酒器。觥也為盛酒器。方彝也是盛酒器。卣是專門用以盛秬鬯的祭器。罍為大型容酒器。瓿是一種大腹容酒器。壺也是飲酒之杯。觚，飲酒器，《說文》：“觚，鄉飲酒之爵也。”觶，飲酒之杯，《說文》：“觶，鄉飲酒角也。”青銅器中的觶有兩類，一類為扁體，一類為圓體。勺，《說文》：“枓也，所以挹取也。”實為取酒漿之器。盉，王國維說：“在受尊中之酒與玄酒而和之，而注之於爵。”

鬲

尊

水器包括盤、盂。盤是承水器，沃盥時，用匜澆水於手，以盤承接棄水。盂是大型盛飯器，兼可盛水盛冰，一般為侈口深腹圈足，有獸耳或附耳。

樂器包括鐃、鈴。鐃是我國最早使用的青銅打擊樂器之一，又稱為鉦或執鐘，流行於商代晚期。鈴是我國較早出現的青銅樂器；然而，它在商代很少，時代特徵不是很明顯。

兵器包括戈、鉞、矛、刀。戈是商周時期較常見的一種兵器，古稱勾兵，是用以鉤殺的兵器，戈通常由戈頭、柲、柲冒和柲末的鐏構成。鉞，《尚書·顧命》鄭玄注：“大斧也”，它是具有權杖一類性質的兵器。矛是用於衝刺的兵器，矛體分鋒刃和骹兩部分，鋒分前鋒和兩翼；商代早期的矛較狹，晚期的矛多闊刃。刀是用於砍殺敵人的兵器，商代晚期的遺址中經常出現刀。

觥

斝

爵

戈

刀

皿天全方罍（léi），商代晚期鑄造，屬酒器中的盛酒器一類，因器口銘文為“皿天全作父己尊彝”而得名，被稱為“方罍之王”。該器於1922年被發現，器蓋於1956年由湖南省博物館保存至今，器身流至國外。 2014年6月14日回歸中國長沙。

雜器包括方形器、罐、錛。方形器，有的人以為是“冰鑑”，是盛冰用以保存食物的；有人以為是“盧形器”，是用作炊煮或盛食物的器具。罐，《集韻》：“汲器。”錛是用以砍削木料，使木料表面平整的工具。

商代金文的分期與著錄

大約在商代中期的時候，青銅器上開始出現文字。在開始的時候，這些銘文的字數很少，多為族氏名號或作器者的私名。商代後期，特別是盤庚至帝辛時期，開始出現較長的記事銘文。 ^[20]

根據學者們的研究，殷墟青銅器大致可以分為四期。第一期的年代大約為盤庚遷殷至武丁早期。這個時期的青銅器上還沒有出現銘文。第二期，為武丁晚期至祖甲時期。這個時期的青銅器已經普遍出現銘文，各類的考古遺跡中都發現了有銘青銅器。銘文比較成熟，有的還帶有藝術性。此外，這個時期出土的少數玉石器與骨角器上出現了刻文，並有不多見的記事體朱書玉戈，可見這個時期文字已經被廣泛應用了。第三期，廩辛至文丁時期。這個時期的實用禮器多鑄有銘文。一般來說，銘文通常以兩三字為多見，內容有族徽、私名、日名（以日子來稱人名）和族徽、亞加族名和方國名等，明器一般沒有銘文。第四期，帝乙帝辛時期。這個時期的銘文字數增多，內容相較以前更加豐富。在傳世銅器中，屬於帝乙、帝辛時期的有銘銅器約有四十多件，其中有些為記事性銘文，最長的達四十六字。綜合而言，這個時期的銅器銘文在字數、記事、書法等方面都有了新的進展。這樣的青銅器分期對認識商代的金文也是大有裨益的。

關於商代金文較重要的著錄書有：

《奇觚室吉金文述》書影

（一）《奇觚室吉金文述》，共有二十卷，劉心源編纂，1902年石印。共收錄商周青銅器五百七十五件，還收錄了秦漢銅器、錢幣、銅鏡等。此書附有考釋。

（二）《殷文存》，共三卷，羅振玉編纂，1917年石印。收錄銅器七百五十五件，但很多是西周時期的青銅器。

（三）《愙齋集古錄》，共二十六冊，吳大澂編纂，1918年石印。收錄商周金文一千零四十八件。此書印刷極佳，間有考釋，是商周金文的重要著錄書目。

《愙齋集古錄》書影

（四）《吉金文錄》，共四卷，吳闓生編纂，1933年刊行。共收錄商周至秦漢銅器銘文四百十四件。此書附有釋文和簡短說明。

（五）《小校經閣金石拓本》，共十八卷，劉體智編纂，1935年石印。共收錄商周秦漢金文六千四百五十六件。皆附有釋文，但其中也有一些是偽器。

（六）《三代吉金文存》，共二十卷，羅振玉編纂，1937年影印。收錄商周秦漢銅器四千八百三十一件，以商周器物為主。此書印刷精良，是研究商代金文的重要參考書。遺憾的是此書沒有釋文。

（七）《商周金文錄遺》，共一冊，於省吾編纂，科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收錄商周銅器銘文拓本六百十六件。此書收錄的主要是《三代吉金文存》出版以後新發現的金文資料以及傳世金文中沒有被《三代》一書收錄的。

（八）《商周金文集錄》，徐中舒編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此書收錄建國後至1980年年底國內刊布的銅器銘文九百七十三件。這些銘文是按照出土地域編排的，每件器物均配有釋文和簡單的資料來源說明。

（九）《金文總集》，共九冊，嚴一萍編纂，台北藝文印書館印行。共收錄銘文七千二百二十八件。每篇銘文下注有著錄簡況、簡要說明和器形圖。

（十）《殷周金文集成》，共十八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纂，中華書局1984—1994年出版。銘文收錄到1988年，共收錄銘文拓本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三件。每冊之後有銘文字數、時代、著錄、出土等情況的說明，是商代金文著錄的集大成之作。

（十一）《商周青銅器銘文選》，這本書共有四卷，馬承源主編，陳佩芬、潘建明、陳建敏、濮茅左編輯，文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它共收錄商器二十一件，收器時間止於1979年。是目前所知最好的一部殷商金文選本。 ^[21]

《商周金文錄遺》書影

《金文總集》書影

（十二）《商周金文》，王輝著，文物出版社2006年出版。共收錄商器四件。是學習商代金文非常好的入門書籍。

（十三）《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青銅器集錄》，陳夢家編著，科學出版社1963年出版。陳夢家曾在美國教學，在此期間他考察了美國的博物館、高校、收藏家等所藏的青銅器。這本書就是考察結果的記錄。它共收錄八百四十五件青銅器，分類編排，附有銘文、尺寸和器物的來歷，是一本學術價值很高的書籍。

（十四）《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彙編》，共十冊，巴納（Noel Barnard）、張光裕編著，台灣藝文印書館1980年出版。它共收錄商周青銅器一千八百十三件。這些器物是按照銘文字數由多至少編排的，每件器物附有尺寸和著錄的情況，只是其間也夾雜了一些偽器。

《殷周金文集成》書影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書影

（十五）《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李學勤、艾蘭（Sarah Allan）編著，文物出版社1995年出版。兩位作者曾遍訪比利時、丹麥、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荷蘭、瑞典、瑞士等國，他們將這些國家公私收藏的商周青銅器二百多件刊佈於此書。這些器物大多屬於精品，學術研究價值很高。

（十六）《金文編》，容庚編著。此書自1925年出版以來，屢次增訂，其中1985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版本最為完備。此版有十四卷，按照《說文解字》的體例編排，收錄已識字兩千多個，另有附錄二卷，收錄族氏銘文和未識文字一千二百多個。這本書還引用了歷代出土的彝銘三千九百多件。

《商周金文》書影

《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書影

（十七）《商周彝器通考》，二冊，容庚著，哈佛燕京學社1941年鉛印。全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通論十五章，下編各論四章。通論部分包括：一、起源，即青銅器製作的起源；二、發見，敘述自漢代以來各地的重要發現；三、類別，分為食器、酒器、水器、雜器及樂器五類；四、時代，主要記述各家考定青銅器時代的方法；五、銘文，自商、西周至春秋、戰國青銅器銘文的演變；六、花紋，就作者所見花紋和其特徵加以考釋；七、鑄法，主要說明商代青銅器的範鑄；八、價值，記述一些古代器物的價值；九、去銹，記述給青銅器去鏽的方法；十、拓墨，主要記述給青銅器製作拓本的技術；十一、仿造，敘述宋明兩代仿造的青銅器；十二、辨偽，記錄辨別偽造青銅器的方法；十三、銷毀，記錄青銅器在歷代遭受的損失；十四、收藏，記錄自宋至清代藏家對青銅器的收藏情況；十五、著錄，評價自宋以來五十七種關於青銅器的重要著作。下編則依照分類詳述各種器物。這本書第一次詳細地把青銅器研究中的各類問題，組成具有科學系統的著作。

商亞其爵（上海博物館藏）

（十八）《殷墟婦好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編著，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婦好墓規模不大，但墓室未被破壞，隨葬器物極其豐富，組合完整。其中出土青銅器四百六十八件，還有精美的玉器。這批青銅器中禮器品類較全，有二百多件，形式多樣，在殷墟發掘歷史上尚屬首次。婦好墓青銅器上有九組銘文。

《西清古鑑》書影

（十九）《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四冊，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省博物館編著，文物出版社1979年出版。其中第一冊記述了陝西全省各地出土的商代青銅器和岐山縣出土的西周青銅器，共收錄二百零七件器物。

（二十）《河南出土商周青銅器》，一冊，河南出土商周青銅器編輯組編著，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本書收錄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河南偃師二里頭、鄭州白家莊、銘功路、安陽殷墟和輝縣琉璃閣等商周墓葬和窖藏中出土的商周青銅器，共收錄三百七十七件器。每件器物均有簡要的說明，記載了器物出土的時間、地點、花紋、銘文和造型特點。

（二十一）《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宋人薛尚功編纂，最早是宋紹興十四年（1144）刻本。明代萬曆十六年（1588）有朱印本。其後，崇禎、嘉慶、光緒年間又多次印刷。此書收錄夏代器物兩件，商代器物二百零九件，周代器物二百五十三件，秦代器物五件，漢代器物四十二件，共五百十一件。此書只摹銘文，次列釋文，並加以考證。宋代所出的有銘之器十之八九收錄在此書中。

（二十二）《西清古鑑》，四十卷，清代梁詩正等人編纂。今傳光緒十四年（1888）邁宋書館銅板影印本。此書摹繪十分精良，但銘文有所縮小，也有失真之處，銘文見解可取之處有限。共收青銅器一千四百三十六件，鏡九十三面，但偽器頗多。此書的出版與清代金石學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

（二十三）《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卷，阮元編著，嘉慶九年（1804）刻本，光緒年幾經翻印。阮元想以此書來續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此書收錄商周青銅器四百四十六件，秦器五件，漢晉器物五百五十件。有詳細的考釋。書的前面還有《商周銅器說》和《商周兵器說》兩篇論文。是晚清時期一部有影響力的青銅器著作。

商代金文的形式與一些典型的銘文

商代青銅器銘文的最常見形式有：

第一，銘文僅有所謂族氏銘文，即家族之名號，用以表明器物的歸屬。其中有的屬於所謂複合氏名，在署家族名號的同時還署其家族所從屬的更高級別家族的名號，從而顯示一種宗族組織的譜系關係。此種族氏銘文還常常同亞字形相結合，在亞字形內部或其外部。對於亞字形的含義，現在的研究人員尚有不同見解。

第二，在氏族名號外，還同時刻有本家族死去先人的“日”名：把十幹，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接在親稱“祖”、“父”、“妣”、“母”等之後。這表明此種器物是該家族的貴族專為祭祀具有這一“日”名的先人之祭器。

第三，銘文僅有日名。

第四，銘文僅有作器者名。由於家族長的個人名號往往被用作家族名號，所以此種形式的銘文雖可能僅是作器者的個人名號，但個別的（如“子某”）也可能是一個家族的名號。

商代金文有著鮮明的特色，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一）表示人體、動物、植物、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較濃的象形意味。這種字體並不是說此時的文字還處於原始階段，而是一種美化的手段，是鄭重的表示。 （二）絕大多數筆劃渾厚，首尾出鋒，轉折處多有波磔。 （三）字體大小不統一，銘文的佈局也不整齊，豎雖然基本上成列，但橫卻不成橫。少數銘文筆道均勻、瘦勁，但這種風格在商金文中是少見的。

到了商代後期開始出現一些長篇銘文。在此，我們介紹幾篇典型的有銘青銅器，以此來窺見商代金文的大體狀況。

小臣缶方鼎。是一件很重要的晚商青銅器。本為清宮舊藏，原在頤和園，現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其銘文為：

王易（賜）小臣缶湡責（積）五年，缶用乍（作）享大子乙家祀尊。。父乙。 （《集成》2653）

小臣缶方鼎及其銘文

銘文大意是：商王賞賜小臣缶湡地五年的積貯，小臣缶製作了用來祭祀太子乙的尊。

戍嗣鼎。於1959年在安陽後岡一處殷代圓葬坑中出土，收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這是一件商末器物。其銘文為：

丙午，王商（賞）戍（嗣）貝廿朋，才（在）闌宗。用乍（作）父癸寶（）。唯王闌大室，才（在）九月。犬魚。 （《集成》2708）

銘文中的戍是職官名；嗣是族名；戍嗣是來自嗣族的戍官，宗是指宗廟，即鼎，犬魚是族氏名號。銘文大意為：丙午日，商王在闌地的宗廟賞賜來自嗣族的戍官二十朋的貝；戍嗣給自己的父親癸製作寶鼎；這年的九月，商王在闌地的大室舉行祭。戍嗣來自犬魚族。這篇銘文是反映商代祭祀狀況的重要史料。

小臣俞犀尊。清朝道光年間出土於山東省壽章縣梁山，現藏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它是一件商代後期的器物。其銘文載：

丁子（巳），王省夒（庸），王易（賜）小臣俞夒貝。唯王來正（徵）人（夷）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 （《集成》5990）

戍嗣子鼎及其銘文

小臣俞犀尊及其銘文

上引銘文第一個“夒”後之字，專家們釋讀有爭議。筆者曾論證指出其是庸字。 ^[22]整篇銘文大意為：丁巳日，商王視察了夒地之城；王賞賜給小臣俞夒地的貝；商王征伐夷方歸來；在十五祀肜日。銘文反映了商王在十五年征伐夷方歸來的路上視察了夒地的城，並賞賜了隨同征戰的小臣俞夒地的貝。

僕麻卣。出土地點和時間不詳。由西安市文物商店收購。卣高三十五厘米；腹橫截面呈橢圓，最大腹徑偏下，為二十四厘米；圈足徑十七厘米。左右跨梁，樑上飾夔紋，梁端有披角羊首。蓋的中部有瓜棱形鈕，高蓋緣。其銘文為：

壬寅，州子曰：“僕麻，餘賜帛、囊貝，蔑汝。”王休二朋。用作父辛尊。冊。戈北單。 （《近出》604）

這件器物過去一直被認為是西周器物，後經李學勤論證並指出其為商代晚期器物，^[23]所言甚是。銘文中的“州子”是州地之君。銘文的大意為：壬寅這天（僕麻來到州地），州子說：“僕麻，我賜給你帛、囊貝，勉勵你。”（僕麻回到商王朝）商王又賜予二朋的金；僕麻用來作父辛的尊。這裡的僕麻應是商王的使者；他領受商王命令出使到州地，州子賞賜給他物品；他回到商都，又受到商王的賞賜。

僕麻卣器形及其銘文

作冊般黿。 《說文解字》說：“甲蟲惟黿最大，故字從元，元者大也”。作冊般黿作爬行狀，探首，四足外露，尾向左偏；它的左肩部、背甲嵌入四矢，其中背甲左部兩支、右後部一支，另外一隻嵌在黿的頸部左側斜上方。

器物通高10厘米，長21.4厘米，寬16厘米，重1.6056千克。這是一件商代晚期的器物，2003年由中國國家博物館徵集得到，並收藏於該館。

作冊般黿俯拍與側拍圖

作冊般黿的背部鑄有銘文四行三十三個字，其內容為：

丙申，王於洹，獲。王一射，射三，率亡（無）廢矢。王令（命）（寢）馗兄（貺）於作冊般，曰：“奏於庸，作女（汝）寶”。

銘文大意為：丙申日，王到達洹水，獲得此黿。王先射一箭，繼而又連射三箭，皆命中而無廢矢。王命寢馗將此黿賜給作冊般，王說：“（將此事）銘記於庸器，作為你的寶物。”^[24]這件器物是反映商代射禮的重要器物。

小臣系卣。高四十厘米，器蓋同銘。小臣系卣曾流失海外，2010年重現市場，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上海博物館斥巨資收購了這件器物。其銘文為：

王賜小臣系。賜在寢。用作祖乙尊。。 （《集成》5378、5379）

小臣系卣器形、拓本及銘文（採自網絡）

寢，宗廟，卜辭中有“辛巳，貞：其剛於祖乙寢”（《屯南》1050），祖乙寢，就是祖乙的宗廟。小臣系卣銘文大意為：商王在宗廟賞賜小臣系，小臣系給祖乙鑄造尊。這則銘文是研究商代小臣與祭祀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