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一家網校的數學老師正在與學生互動。
6月13日，在學而思網校的一間小會議室內，課題組的老師們正在討論網絡直播教學問題。 A08-A09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1978年夏,恢復高考第二年，北大醫院的一間傳達室裡，一群學子正在緊張地補課。上課的老師來自北京四中，學生則是四中和周邊單位的職工子弟。黑板、桌椅等都是臨時藉來的。
這不是一家教育系統內的普通高中，而是一群想要上大學、想靠知識改變命運的人主動匯聚到一起，在民間自教自學，自己“收費”，自我管理。
大約10年後，原國家教育委員會在官方文件中，首次為這種教育形式正名——社會力量辦學。 1993年，國務院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又將它表述為民辦教育。
40年後的夏天，雲南小城威信，即將高考的常遠（化名）正對著電腦學習。由於出生時重度缺氧造成不可逆轉的腦病，他的語言和肢體能力存在嚴重障礙，無法在公立學校正常就讀。一家民辦教育機構的網絡課程為他打開了接受教育的另一扇窗。
40年裡，民辦教育已從線下發展到線上，不斷普及，更加便利。在這個互聯網+的時代，它為更多受眾“解鎖”了受教育的更多可能。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我們學校”
改革開放前的20多年裡，民辦教育在中國幾乎絕跡。因為“舊教育”是1949年後社會主義浪潮的改造對象。
1950年2月，時任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在《改革舊教育建設新教育》的報告中提出，“堅決地和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改革舊教育的課程、教材、教學方法和制度。”
兩年後，教育部發出“關於接辦中小學的指示”，決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將全國的私立中小學全部由政府接管，改為公辦。
直到1977年高考恢復，被“文革”耽誤了10年的學子們開始備考時，一群北京四中的教職工才自發地行動起來，為孩子們輔導功課。 “我教語文的，就給你們家孩子輔導語文；你教數學的，就給我們家孩子輔導數學。”當時的組織者廖錫瑞之子、後來精華學校董事長廖中揚說。
但這種交換式補課效率很低。為了讓更多的教職工子弟受益，四中老教師、學校有名的熱心腸廖錫瑞被大家推選出來，組織了一個子弟升學輔導班。
因為是民間自發組織，補習班沒有固定的上課地點。四中教室、北大醫院西門傳達室，都出現過學子們“打游擊”的身影。一周上兩個半天的課，囊括文理各個學科。學生少的時候只有六七個，多的時候也就二十個。
廖中揚回憶，因為都是教職工子弟，“能教課的老師不用給費用，不能教課的就出點飯票。”授課老師的回報多是飯票。也有現金，上一節課拿十幾塊錢，攤到每個學生頭上，不過一兩塊錢。 “我們老爺子沒有任何個人收益。”
輔導班一辦就是10年，班上的學生逐漸從北京四中擴展到北大醫院等周邊單位，“類似於幾個單位的互助組，福利”。
這群人沒有意識到，他們在那年夏天的“游擊隊”，其實成了民辦教育恢復的雛形。回憶往昔，廖中揚感慨，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我們學校後來的發展。
“以前是無證經營，想合法都不行”
但最初10年，四中的子弟升學輔導班始終處於灰色地帶。沒人說他們違法，也沒人承認他們的合法身份。
廖中揚說，當時雖沒有人說閒話，但“總歸不敢明目張膽、大張旗鼓”。
直到1987年7月，原國家教育委員會頒布《關於社會力量辦學的若干暫行規定》，第一次明確了此類補習班性質和地位：社會力量辦學是我國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是國家辦學的補充。
至此，“游擊隊”的心裡才有了底。
規定出台沒多久，廖錫瑞就從四中退休了。 “當時老爺子歲數大了，跑不動了，我們家住航天橋。”廖中揚回憶，時任四中校長建議,在航天橋附近找個地方繼續辦補習班，還由廖錫瑞負責。就這樣，精華培訓學校的第一個培訓點在北京海淀的紫竹院南路拉開帷幕。
學校成立後，面向全社會招生，不再局限於附近單位子弟。同時開始正式收費，每個學生每週32元。
老師們的工資不低。廖中揚說，“那時候（普通學校的）老師月工資高點的100多，低點的六七十。在我們這兒上半天課給50，大家還是挺滿意的。”
為了招收更多學員，每到週末，還在讀大學的廖中揚就出去貼海報。他至今保留著一張當初的海報，四開大的黃紙上，用紅黑兩色毛筆寫著長長的廣告詞：由國際奧林匹克學科競賽金獎獲得者和北京市多屆多科高考狀元及中考各科成績位居市區前列者之原任、在職特優教師面授輔導。
更大的改變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國家對民辦教育的鼓勵政策進入了快車道。
1992年9月，原國家教委根據鄧小平南方談話和十四大精神，公佈了《關於加快教育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其中提到“要特別鼓勵、支持社會力量興辦以職業技術教育、基礎教育、繼續教育、社會文化生活教育和助學性質的高等教育為主的各類教育。”
同年，精華學校終於從海淀區教育局拿到了社會力量辦學許可證。 “以前是無證經營”，廖中揚笑稱，因為此前對社會力量辦學沒有相關法律法規，“你想合法都不行。”
次年，國務院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又明確提出，國家對民辦教育要“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加強管理”的16字方針。
對此，時任海淀區教育局局長王家駿曾對新京報記者回憶，當時北京市教育部門的領導對放開民辦學校有點遲疑，怕對公立學校造成衝擊。有人擔心，“民辦學校辦垮了無所謂，辦好了，公立學校怎麼辦？”
但此後的事實證明，公立學校與民辦教育並行不悖。民辦教育，尤其是民辦非學歷教育，更如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蓬勃發展。比如1993年俞敏洪創立了新東方學校；1994年尹雄創辦了巨人教育；1995年，前身為上海交通大學學生勤工儉學中心的昂立教育啟動了英語培訓業務……
2006年秋天，新東方更是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敲鐘，成為中國大陸眾多教育機構中在美國上市的第一家。
此後，博聞網、中網教育、學而思等一批民辦教育類企業相繼在美國上市,將中國民辦教育推向了一個新高度。
互聯網+時代的發展機遇
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化，信息化建設已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成為帶動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舉措。這也為互聯網+的民辦教育打下基礎。
進入新世紀後，傳統的民辦非學歷教育逐步向線上轉移或發展線上業務，比如新東方在線、學而思網校等。與此同時，一批專門從事線上教育的機構也開始嶄露頭角，比如101網校、北京四中網校等。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2017年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在線教育用戶規模已達1.44億，手機在線教育用戶1.2億。報告預計，未來互聯網教育用戶規模將繼續保持5%左右的快速增長率，而在線教育市場將以超過20%的增速發展。
在“2015國際遠程教育發展論壇”上，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陳麗指出，隨著中國適齡勞動力人口遞減，傳統教育體係將難以負荷，可持續、全覆蓋的教育和培訓將難以為繼。而這正是互聯網遠程教育的發展機遇。
為身體情況特殊的常遠提供網絡課程的學而思網校，正是藉著這樣的契機於2010年正式上線。其代表的互聯網+時代民辦非學歷教育，利用人臉識別、語音識別、觸感互動等互聯網技術，“解鎖”了層出不窮的教學新模式。
學而思網校文科負責人陶曉麗告訴新京報記者，在她教授的語文課上，學生們最喜歡的是兩分鐘的演講環節。 “以前只有少數學生才有國旗下講話的機會。但在網課裡，我會鼓勵每一位學生展現自己。”陶曉麗說。
一次，在課程講到元曲《感天動地竇娥冤》時，課後演講主題是“假如你是竇娥的辯護律師，你會怎麼為她洗脫冤屈？”學生們的表現讓陶曉麗驚喜。
有人從證據著手，說張老兒是被毒死的，要看他是從哪裡買的毒藥。古代沒有攝像頭，但藥店前的土路上留有腳印，藥店的伙計、周圍的鄰居都是證人。還有人從殺人動機上分析，認為竇娥天性溫順，且沒有殺人動機。
孩子們之所以踴躍參與，除了話題本身有趣，另一個原因是他們用網校APP錄製了演講視頻。視頻中，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的形象添加會動的小耳朵等動漫元素，還能美顏。孩子們會把這些視頻微信朋友圈裡，得到更多人的讚賞和反饋。有學生曾經告訴陶曉麗，姑姑、舅舅看了視頻都誇他，他更有自信了。
在英語課堂上，老師朗讀後，學生們開始跟讀。學而思網校自主研發的“AI老師”，能夠利用語音識別技術精準識別學生們的發音是否標準。 “AI老師”還會做出評判，並把每個學生的分數反饋給輔導老師。輔導老師會根據反饋情況，有針對性地糾正學生的發音。而傳統課堂上，老師很難詳察每一位孩子的發音情況。
利用人工智能技術，“AI老師”可以隨時表揚學生，只需念出這個學生的名字，相應學生的屏幕上就會出現獎狀、鮮花、點贊等效果，還會發放可以在網校商城換物的金幣。學生作業也由輔導老師和“AI老師”共同批改。 “孩子拍照把作業交上來，只要一秒就能拿到批改以後的作業，批改準確率能達到99.5%”，學而思網校AI老師研發部負責人彭守業說。
為了提升學生們的課堂專注度，在徵得家長和學生的同意後，網校“AI老師”借助表情識別技術，通過攝像頭捕捉學生們的面部表情和動作變化，分析出他們興奮、專注、分心、離場等學習狀態。在“AI老師”的幫助下，老師能夠實時了解到每位學生的上課狀態，並調整授課狀態和節奏。
“最主要還是通過課程本身吸引孩子。”學而思網校理科產品總監張傑說。比如在數學課上，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播放一小段與課程相關的動畫片。借助動畫片的劇情，自然加深孩子們對加減法知識的掌握。
“讓孩子們都有機會聽到優質的課程”
互聯網的特徵之一是普惠。互聯網時代的民辦教育也不例外。
陳麗曾表示，互聯網環境下的課程與教學模式能為學習者提供現代化的課程、無地域限制和歧視的學習機會。正式上線8年，學而思網校已向全國超過800萬中小學生提供了在線課程。
2018年6月初的一個上午，遠在雲南威信的常遠已在網上學習了兩個小時。電腦的另一端，綽號“南瓜”的數學老師郭化楠正在北京的一個直播間內講課。常遠是他的超級粉絲。
常遠是在初二時接觸到學而思網校的。由於特殊的身體狀況，高中後，他就不能去公立學校讀書了。 5分鐘車程的路，他得走上一個小時，而且需要人攙扶；在課堂裡，他寫字極慢，跟不上老師講課的進度。
在家裡，每天早上9點多複健完畢，常遠都會打開網課直播頁面，背景是淺綠的護眼色。頁面左側是課件；右上角，一名女性英語老師正在講解介詞的用法。結合某年高考該知識點的錯誤率，老師提高了聲調，提醒大家加強記憶。右下角的討論區裡，不斷滾動著同學們的討論。
與普通高中相比，常遠可以在家反復觀看網絡課程視頻，“不用再擔心寫字慢跟不上了”。看直播時，打字流暢的他，還能和別的同學一起在討論區發言。這種參與感，是吐字困難的他在學校裡難以體會的。
在網絡課程的幫助下，常遠上大學的夢想或許很快就會實現。今年的高考成績剛出，成績上線的他已經想好了志願——計算機專業。因為計算機專業人機交互更多，對於不能正常說話但能流暢打字的他而言，相對更容易。
“互聯網極大地增強了教育的普惠性，讓邊遠山區的孩子，以及像常遠這種情況特殊的學生，都有機會接觸以前只有一二線城市學生才能享有的教育資源。”學而思網校總經理陳寧昱說，借助網絡，他們可以讓全國的孩子都有機會聽到優質的課程。
陶曉麗告訴新京報記者，以前她在線下班授課費用很高，而且能夠聽到課程的學生數量非常有限。與實體課堂相比，網校課程的費用較低，受眾更廣，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地區之間、不同收入人群之間的教育資源。
陳寧昱說，他們最近還邀請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卡爾·威曼來網校講座。 “如果換成線下，想組織一個幾萬人的講座是非常困難的，場地就是個大問題，而且基本只有北京的學生才能參加。”但網絡，讓一切成為可能。
為這種可能性奠定基礎的，是整個國家網絡基礎設施的進步。陳寧昱說，“以前3G時代用戶體驗很差。後來從3G升級到4G，以後還會到5G，整個國家網絡基礎設施的進步，對在線教育是非常大的發展機會。”
現在，陳寧昱期待著國家能進一步擴大網絡覆蓋範圍。或許在未來，在貧困閉塞的山區裡，學生們也能在公立學校的課程之外享受到優質、有趣的網絡教育。 “我發自內心地覺得在線教育是未來，我們希望能跟更多人一起做這個事兒。”
改革親歷
王文源 51歲，中國民辦教育協會秘書長
1999年，我在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民辦教育研究所時，接到了全國人大委派給我的關於《民辦教育促進法》的立法專題委託研究。
自1993年國家開展民辦教育以來，中國的民辦教育數量已經初具規模。但是很多實踐問題仍缺乏具體的法律規定。比如民辦學校的性質和產權沒有法律界定，這讓民辦學校的舉辦者對學校能否長期辦下去、對財產權心存擔憂。這也導致了他們在投資辦學、擴大規模時有些猶豫。
一些內部管理問題在當時的法律條文裡也沒有規定。比如學校收費、教職人員規範、課程設置、如何招生等，包括畢業證書、辦學許可證等都沒有統一的格式。所以當時急需一個規範性的東西，國家認為必須要通過立法來解決。
我們這個項目進行了一年多，圍繞著民辦學校的產權問題、營利或非營利問題和學校的招生、師資、收費等各種具體規範展開調研。
我記得當時圍繞著民辦學校舉辦者能不能獲得收益的爭論非常激烈。有的觀點認為，現實中民辦教育滿足了國家需要，為了吸引社會力量參與發展教育事業，應該允許收益。我個人是支持這個觀點的。但也有人認為，民辦教育就應該做貢獻，用教育掙錢是不光彩的。而且持這種觀點的人還不在少數。還有一個重大的爭論在於，如何界定民辦學校的基本屬性和財產權。是屬於辦學者的，還是社會、政府的？
當時這些爭論可以說非常的激烈，所以立法草案歷經三次審議，仍然沒有通過。直到2002年全國人大組織到廊坊大學城進行立法調研後認為，從國情和民辦教育實情出發，為利於調動和保護社會力量投資辦學的積極性，提出了“允許舉辦者或出資人取得合理回報”的思路，草案在四審才最終順利通過。
這對於長久以來一直憂心的民辦教育者而言，無疑是一顆定心丸。而“允許舉辦者獲得合理回報”也調動了社會力量的辦學積極性。我認為這是2002年《民辦教育促進法》最核心的東西，是一個亮點。
可以說，《民辦教育促進法》的頒布給了整個社會一個信心。國家對民辦教育的發展是長期鼓勵的，有法律保障，也有了很多基本規範。
改革辭典
民辦教育
相對於公辦教育的教育形式，指國家機構以外的社會組織或者個人，利用非國家財政性經費，面向社會舉辦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的活動。
改革物語
精華學校招生海報
2016年，精華學校創始人廖錫瑞按原樣重新手寫了一份當初的招生海報。唯一不同的是，電話號碼已從7位升至8位。
新京報記者 王婧禕 實習生 丁文婷 北京、雲南昭通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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