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四)

叶帅国庆30周年讲话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可以说具有某种“血缘关系”。的国庆讲话是历史决议的基础；历史决议是的国庆讲话的继续和发展。讲历史决议的产生过程，自然要追溯到的国庆讲话。

197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在年初部署全年宣传工作时，就提出，要为国庆30周年准备一篇重要的文章。到6月间，中央正式决定，建国30周年国庆由作一个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不是一般的庆祝性鼓动性的讲话，而是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对30年中的问题，特别是“”作出一定的说明，但又不是全面的总结。

经过三个月的起草和修改，的讲话稿于9月27日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正式通过。这篇讲话稿分三部分：“光荣伟大的三十年”，“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

关于，讲话在论述“”前17年时，充分写出了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功绩、贡献，对他的失误、缺点，一方面没有提出直接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暗含着一种批评，无论党内党外，看了都明白。在论述“”时，把同、“”严格分开。对的错误，通过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判断来暗示。

关于思想，讲话在充分肯定思想是我们指导思想的同时，恢复了七大的提法，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明确提出：“思想不止是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

关于“”，讲话对“”本身不作正式的分析，但也作相当的估计。、“”是反革命阴谋集团，不再去分析它是左是右；对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对他们的抵制与斗争，作了扼要的论述；并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讲话对四个现代化作出了新的解释，不仅提出了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而且还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从而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纲领。

讲话还明确提出要走出适合中国的道路的问题：“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还是要搞一个决议

1979年9月29日下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讲话。讲话得到了党内外、国内外的一致好评，但同时党内也提出了希望在讲话基础上进一步作出一个历史问题决议的要求。实际上，这时党中央已经把起草历史决议提上了工作日程。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胡乔木、邓力群已经召集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开过会了。

会上传达了邓小平同、姚依林、邓力群关于工作安排的谈话。邓小平说，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作点准备工作。主要是思想工作。关于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

胡乔木对起草工作作了布置：现在就着手，以起草国庆30年讲话的班子为基础，再从人民日报、新华社、报和中央档案部门调人。分四个阶段做准备，今天开始就脱产，分段看材料、文件，借阅档案，找人访问、谈话。胡乔木讲了四段的划分和负责各段的人员，还列了一个大名单，向这些人咨询、座谈、征求意见。各阶段还需要找谁请教，各自商量决定。

这次会后不久，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就集中到北京复兴门外万寿路的六所开始工作了。他们忙着收集材料，阅读文件，准备向中央提出一个历史决议的写作方案。

邓小平提出三项基本要求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工作，起草小组搞出了一份《〈决议〉提纲（草稿）》。邓小平看了这份提纲以后，在1980年3月19日找、胡乔木、邓力群三人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要求”。邓小平说：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思想的旗帜。对同志、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要写思想的历史，思想形成的过程。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思想，科学地确立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的10年，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同志、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点不那么容易。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这样，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可说了，要说也只是谈谈对决议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的体会。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从这以后，一直到《历史决议》通过之前，中央领导同志不论是同起草小组谈话，还是在会上讲话，都反反复复强调要按照邓小平提的三项基本要求办。在起草过程中，邓小平谈话、讲话有十多次，都针对稿子起草的存在问题和党内外、国内外的思想动态，对三条要求，特别是最核心的确立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思想这一条要求，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阐述、发挥，对各种模糊认识和反对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严肃而又耐心的说服教育，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毫不动摇。这三条要求体现在决议的主题思想上，体现在决议的结构、布局上，体现在重大问题的判断上，体现在每个重要的提法上，也体现在遣词造句的斟酌上，确确实实是《历史决议》总的指导思想。

胡乔木负责起草工作

胡乔木是《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负责人。在邓小平3月19日谈话之后，胡乔木于5月16日同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接着在5月20日、24日和6月9日，又连续谈了三次，对建国以来的理论和实践，对建国以来四个阶段历史的发展，作了具体分析；对怎样写好决议，讲了很多重要的意见。

经过近两个月的研究讨论，起草小组于5月23日拿出了一个《〈决议〉提纲》，随后，写出了一个《〈决议〉（草稿）》。

邓小平于6月27日同、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提出《〈决议〉草稿》的意见。邓小平说：

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体现原先的设想。

在7月3日上午的书记处会议上，胡乔木就落实《决议》起草任务提出一个解决难题的方法：我们现在要把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思想加以肯定，对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胡乔木这样一区分，就为解决邓小平提出的决议的中心任务找到了一把钥匙。

7月上旬，起草小组连续三天开座谈会讨论，胡乔木每次都有长篇发言，中下旬又有四次谈话，他逐段分析建国以来的历史事件，特别是“”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评论是非功过，寻求历史联系，探究深层原因，还不时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至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行比较分析，发表了许多见解。随着讨论和理解的深入，起草工作逐渐上路。这时，胡乔木不仅修改稿子，而且亲自起草重点段落。“”10年这一段，从头到尾都是由胡乔木写成的。

7月22日，胡乔木给邓小平写信，汇报决议写作的进度。信中写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和邓力群同志已经开始重写，希望在本月底至迟下月初能以新稿送上。”到8月初，印出了一个稿子，稿子有了正式名称，谓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8月8日稿)》，但这个稿子还没有写完整。又花了一个月的功夫，完整的决议稿写出来了，名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9月10日未定稿）》。这一稿有很大的进展。

9月10日未定稿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9月21日，胡乔木在这个座谈会上对未定稿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主要是正确评价和思想、正确评价“”，针对党内的不同看法，作了详细的分析，强调了决议稿中的一些重要论断。胡乔木对9月10日未定稿估价较高，他说：“这个稿子，我也说不上是第几次稿子了，一些主要的骨架，大概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了，要作很大的变化，实在说我也变不出来了。经过大家交换意见，现在的写法跟原来的想法确实有了很多的变化。有许多问题，在党内也好，党外也好，争论是很尖锐的。”

4000人大讨论

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历史决议稿组织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198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随通知发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要求15日以前要发到各省、市、自治区。

4000人讨论从10月中旬先后开始，持续了一个月多，到11月下旬结束。书记处研究室人员和决议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参加中央党政军机关的讨论。讨论情况不断用简报、快报和手写稿的形式，迅速及时地反映到起草小组，反映到党中央。

关于同志和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讨论的热点、争论的焦点。4000人讨论中有许多好的意见，但也有不少比较片面以至极端的贬低或否定和思想的言论。

邓小平看了4000人讨论的部分简报，于10月25日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他坚定地表示：实事求是地评价同志的功过，肯定并且继续坚持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作。

邓小平的谈话，在当时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上，也是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上，表明了党中央坚定的、毫不妥协的态度。

4000人大讨论的另一个热点，是要求把粉碎“”以后四年这一段写到《历史决议》中去。据不完全统计，中央党政军机关在讨论中有300多位同志、三个组的全体同志和四个组的大多数同志主张，一定要对粉碎“四化帮”后的四年进行认真、全面、科学的总结，并写入《决议》中去。他们认为，这样做有着最重要、最直接、最现实的意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邓小平在10月25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明确表态：“很多组要求把粉碎‘’以后这段补写上去。看来，这段势必要写。”

4000人讨论以后，胡乔木等综合、研究和吸收各种意见，对决议稿又作了很大的调整和修改补充，半个月后，产生了一个“1980年11月22日修改稿”。

陈云的重要建议

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找邓力群、吴冷西谈话。邓力群转述的意见，主张决议稿写出来以后，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包括黄克诚、李等同志的意见。邓小平说：“这很对，我赞成。”3月24日，邓小平去看望了陈云。26日他把邓力群找来，跟邓力群说：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60年。60年一写，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历史决议中关于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邓小平转告的意见，陈云当面也跟邓力群谈了。关于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1981年3月，陈云同邓力群谈了四次。第一次谈话时指出：

关于建国以来32年中党的工作的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要在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清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

第二次谈话就讲到前面要写60年，要回顾建国以前28年。他跟邓力群是这样讲的：

《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60年中间同志的贡献，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同志在60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按照陈云的意见，决议稿加上了一个前言，以“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60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32年的经验，有必要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28年党和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开头，写了四大段2000字，达到了邓小平开头提出的要求。

1981年3月30日上午，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关于历史决议，会议议定：现在这个稿子，先发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和一些老同志，在40人左右的范围内看看。请起草小组派几个联络员听取他们的意见。

40多人的讨论，从31日开始进行。4月7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他说，40多人讨论中间有许多好的意见，要接受。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

通过1981年三、四两个月党内高层的讨论，特别是邓小平与陈云在指导思想一致的基础上，互相补充，互相生发，决议起草中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解决，接下来是进一步调整和推敲、精益求精的问题了。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八天讨论

经政治局、书记处和老干部40多人讨论后，起草小组于5月15日搞成一个修改稿。此稿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讨论，作了一些修改，称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5月16日修改稿）》，作为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正式印发，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1981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对决议稿的形成过程作了评价。他说：“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起草的有20几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现在拿出这么一个稿子来”。“这个文件是在4000人讨论和最近40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见这里面吸收了。比如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28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还有其他许多重要意见，大家一看就晓得哪些是根据大家提的意见修改的”。邓小平肯定：“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要说有缺点，就是长了一点。”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明了这次会议的任务：“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70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设想就在党的60周年发表。纪念党的60周年，不需要另外做什么更多的文章了。”

胡乔木在会上讲话，对决议稿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为什么这样处理，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说明，提请大家注意和讨论。会议印发了胡乔木的讲话稿《几点说明》。

从5月21日起按五个组分组讨论，到29日结束，共进行了八天。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每天出一期《快报》，及时将各组讨论中提出的主要意见作简要通报。

起草小组认真考虑了大家的意见，对决议稿作了不少修改，除词句的修改外，实质性的修改有50多处，还增写了一节（第36节），产生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5月4日修改稿）》。同时，写了《关于历史决议修改情况的汇报（1981年6月5日）》。从这个汇报中，既可以看到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主要意见，又可以看到研究、吸收这些意见后的修改情况。

《历史决议》6月4日修改稿和《关于历史决议修改情况的汇报》一起印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请他们再提修改意见。意见反馈回来以后，胡乔木等吸收大家的意见对决议稿又作了修改，成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11日修改稿）》，再次印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经过这样两次反复，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决议的讨论和修改告一段落，下一步就是提交中央全会讨论了。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

6月11日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经6月1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就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了。

中央常委决定，六中全会分两段进行。第一段是预备会，从6月15日开到25日。前面八天分组讨论《历史决议》；后面三天讨论改选、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第二段是正式会议，从6月27日到29日，共三天，计划27日通过决议，28日进行选举，29日通过公报。

从6月15日起，开始分组讨论决议草案。胡乔木在5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几点说明》作为“六中全会参阅文件四”发给出席会议的195位中央委员、114位候补中央委员和53位列席者。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在各小组对《历史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情况作了一些说明。邓力群于6月17日在西南组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些说明，介绍了邓小平、陈云几次重要谈话的基本内容，对决议八个部分的重点作了说明，讲得比较全面、扼要。六中全会秘书组立即把它列为“六中全会参阅文件八”，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

在六中全会预备会审议决议稿的同时，还征求了参加1980年4000人讨论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近1000人的意见，还征求了各派负责人的意见。

经过七天分组讨论，到第八天，6月22日下午，中央常委召开各组召集人碰头会，着重讨论根据预备会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决议稿怎样进行修改。会上，邓力群汇报了根据大家意见进行修改的情况，各组召集人提了补充修改意见。几位常委都讲了话。

邓小平讲话，他说：

又听了好多新的意见。没有时间了，这个稿子要定下来了，有些问题可以不放到这个文件来解决。

总的说来，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评价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核心问题是对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

邓小平还就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解释。召集人碰头会开得生动活泼。在邓小平讲到有关“路线问题”时，陈云、等常委都插话作了说明。

邓小平说：没有时间了，召集人同志是不是同意委托常委的同志定稿？

到会的同志都说：同意。

会后，胡乔木、邓力群等还是按大家的意见，对决议稿进行精心修改。到6月26日，修改好了准备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正式讨论通过的稿子，首先送给常委诸同志审阅。这个稿子采纳、吸收了预备会上提出的意见，作了大大小小100多处增补和修改，篇幅从67页增加到75页，约增加了3000多字，使决议的内容更加充实、全面。陈云看后，要秘书告诉胡乔木：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在6月27日全体会议上，《历史决议》草案经讨论获得一致通过。

(责编 韵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