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末五代是我国士人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在这特殊的转型时代和特定的社会地域文化双重背景中，唐末五代南方士人群体的政治心态极为复杂，他们既有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坚守，也有顺时趋势的一面。
【关键词】坚守 背离 士人 政治心态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唐末五代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武力割据，战争频仍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的显著特点。当时北方中原王朝是武人掌权，推行重武轻文的政策，对士人任意杀戮，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后周才有所改观。在这样的时代境遇中，士人对他们固有的价值理念产生了怀疑，反映在行为上即背离坚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而当时偏安一隅的吴、南唐、前蜀、后蜀、楚、吴越、闽、南汉、荆南等南方各政权为了在乱世中立足，除采取轻徭薄赋和保境息民的政策之外，还积极推行崇文重教的政策，积极招徕和礼遇士人，士人群体的社会地位较高。南北政权对待士人态度的差异性，使许多北方士人或为逃避战乱，或为避祸，或为谋取仕途，奔走于南方各政权，他们与南方本地的士人群体共同组成了南方士人群体。在这特殊的转型时代和特定的社会地域文化双重背景中，唐末五代南方士人群体的政治心态极为复杂，他们既有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坚守，也有顺时趋势的一面。探讨唐末五代南方士人群体的政治心态，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唐末五代时期南方士人群体的整体精神风貌，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唐末五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风尚的理解。
“功名”与“名利”
南方士人群体虽然跟北方士人一样遭遇了时代的不幸，仕进之路阻塞，饱受战火流离之苦。但南方各割据政权对士人的礼遇厚待及营造出的“尊崇儒道，好尚文艺”的社会氛围，使相当一部分的南方士人重新唤起兼济天下，关怀百姓的政治热情，他们如过江之鲫纷纷涌现南方各政权，希望在这些政权中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五代南方士人群体在南方各政权由藩镇节度使向分国君主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唐末五代，藩镇林立，战争不断，各割据政权的君主要想在与群雄的角逐中脱颖而出，离不开身边谋士的出谋划策。如杨行密在与毕师铎、孙儒等军阀的争战中，离不开袁袭、高浴⒋饔压娴脑顺镝⒂虢ㄑ韵撞摺T谡权建立之初，虽然有不少士人怀有在乱世之中建功立业的功名之心，但各政权统治者并无开疆拓土的雄心壮志和谋略规划，满足于偏安一隅的现状。各割据政权统治者这种偏安的心态，使士人建功立业的政治积极性慢慢被消磨，对政权的向心力开始慢慢消失。特别是在开国之君主去世之后，士人对政权的离心更强了。他们不再以国家、百姓为重，开始追求物质享受，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名利意识开始成为他们人生价值的主导。
“守道”与“顺时”
南方士人群体在声色之中而流连忘返，在权力之争中浮沉，忘却了最初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济世之思。士人整体面貌呈现出明哲保身的混世之风。“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政局混乱、社会衰颓之时，总不乏一些仍坚守传统使命的士人。
首先，他们对时政之弊提出尖锐的批判，希望能力匡时弊以挽危局。前蜀蒲衣卿在制科考试时直接指出：“今朝廷所行者，多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陈者，非乃子乃孙之谋。暂偷目前之安，不为身后之虑。衣朱紫者咸盗跖之辈，在郡县者悉狼虎之人。奸佞满朝，贪淫如市。以是求治，是谓倒行。”上至中央朝臣，下至地方官员，皆是苟且偷生的奸佞之辈。以这些人治理国家，国家社稷堪忧。马楚文昭王时，奢靡之风大盛，徐仲雅试图引典故归正之。“时湖南豪靡奢汰，上下成风，仲雅因语及公府制度，奢僭太过，引典故以归正之，文昭王为首肯，而卒不能用。”蒲衣卿、徐仲雅无疑是比较幸运的，他们的直言规劝，虽未被接受，但也并未被杀。南汉后主刘时期，宦官擅权，导致南汉社会政治、经济极为混乱。三朝老臣钟允章深知宦官专权的危害，毅然“请诛乱法者数人，以正纲纪”。刘并未接受钟允章的建议，反听信宦官的构陷之词，下诏诛杀钟允章一族，并暴其尸。
其次，他们批逆鳞而谏，规谏君主之过失。南唐后主酷信佛教，尤能倾心奉佛，不仅大盖塔寺，而且大规模超度僧人。僧人数量大增，必然使劳动力减少，国家财力耗竭，百姓生活贫困。进士汪焕死谏道：“昔梁武事佛，刺血写佛书，舍身为佛奴，屈膝为僧礼，散发俾僧践。及其终也，饿死于台城。今陛下事佛，未见血书书写佛书，舍身屈膝，臣恐他日犹不得如梁武帝也。”后主得谏书后，称其为“此敢死士也”。闽国后期君主昏庸，吏治腐败，社会矛盾重重。校书郎陈光逸上书景宗，例举其大罪过五十多件，希望景宗能改之。景宗大怒，命卫士鞭打数百，并将其绑于木柱之上，久之气绝。
在唐末五代这个季世，虽然不乏陈光逸、张士乔等耿直之士，但绝大多数士人缺乏内在慷慨许国的忠义之气，与藩主之间的隶属关系极为淡薄。正如吴任臣论曰：“朝鲜蹇蹇之风，野乏矫矫之节”。他们为了追求更好的政治经济待遇，选择了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的消极态度。楚国天策府的十八学士是楚国之基石，但其中有气节者仅拓跋恒而已。唐末五代南方士人的社会地位是与各分国君主的态度密切相关的。随着政权的稳固，各分国君主不再视士人为其统治之根基，士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士人在政权中的作用也随之被消解。他们虽然不满君主之所作所为，但亦无所作为。或迎合君主以求显位，或流连于声色之中，或归隐以求自保，这是当时南方士人群体的“明智”选择。
南方士人群体政治心态带有这一时代的烙印，也有特定的时空特色
唐末五代是我国士人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这一时期的南方士人群体政治心态带有这一时代的烙印，也有特定的时空特色，这一时期的士人政治心态极为复杂。在政权建立之初，南方士人的政治心态是积极的，他们或希望出兵中原，实现一统；或希望拓展疆土，建立一番功业；或希望维持一隅之安定，使百姓少受兵灾。为此，他们在政权建立的过程中，为君主出谋划策，打败其他藩镇势力；他们辅佐君主建立一套较为完备的王国体制，精心制定了具体的治国理政方针，来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和文教，南方社会进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良好的发展时期。可以说，没有士人的鼎力支持，南方各割据政权的统治者是无法从藩镇节度使成为分国君主的。“节度使的割据能够成功主要靠武力，但是节度使能够为王为帝，由方镇割据走向分国割据，则得力于宾幕职制度”。
士人的政治心态是与士人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的。随着政权的稳固，各政权君主转为追求奢靡的物质享受，与士人的关系日益疏离。对士人的规谏，各君主并不采用。士人的社会地位下降，导致士人群体与统治者日益离心。他们脱离了儒家固有的仁义忠孝的道德规范，采取务实的“顺时”政治态度，随波逐流，明哲保身。总之，士人群体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志于道”、“辨然否、通古今”，肩负着文化、道德传承的社会重任，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又有极强的依附性。士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往往有赖于生活的特定时代。
（作者单位：福建工程学院福建地方文献整理研究中心）
【注：本文系福建省社科基地重点研究项目：“福建文献汇编（第三辑）整理”（FJ2015JDZ038）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清）吴任臣撰，徐敏霞，周莹点校：《十国春秋》，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
②（宋）马令撰：《马氏南唐书》，《文渊阁四库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③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责编/张蕾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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