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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内社会政治隐患探索

对国内社会政治隐患探索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出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新阶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还会产生其他新的社会阶层,由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导致了多种价值观念的出现,尤其是当下网络媒介作为一种新的传播途径,不断爆出的官员腐败以及滥用权力的报道,正在让老百姓的愤怒升温,而这些负面报道显然是与社会主义的核心观念相背离的,这无疑使内地民众对中国大陆的舆情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致使以往传统的意识形态宣传无法稳定民众的多元思潮,老理论又不能指导当下社会现实,过去宣传的官话套话不在获得重视,民众愈发趋于理性与务实。这样的一个现实问题如今已然摆到了党中央和中国政府的面前,其所面临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挑战:即如何在一个日益多样化,信息灵通并且诉求更多的中国社会中,继续维持其政治合法性。针对近年来出现的各种突发敏感事件,笔者粗略总结出了引发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几大安全隐患,希望能引起有关当局的注意。

网路不良信息传播迅速从形式到内容,从风格到技术,当代媒体花样百出。今年1月25日下午8时12分,长子胡德平在他的新浪微博中曾揭露:“我们所有的媒体都充满谎言!没有一句真话,到处吹嘘歌功颂德,我们的官员96%都贪污包二奶,这样搞很危险。我们欠人民的已太多!不要总是拿人民当傻瓜!奉劝一些人不要过于迷恋权力,卡扎菲满脸鲜血被打死还沥沥在目人民不跟我们玩了,我们就玩完了!”这些信息的出现,究其原因是因为现代传播技术进步与大众传媒竞争加剧,不良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大幅增加。十年前,相关负面报道不能以如此之快的时速送达到受众者的视线范围内,网络不仅带来突发事件传播之快也导致了事件反馈之迅速,使得政府当局官员很难控制引导舆论。而基于网络的互动性,匿名性,往往导致民众评论的非理性和情绪化,从而对相关对象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再加上传统的媒体如报纸,杂志,电视,和新兴的网络媒体,在独家新闻报道上情有独钟。若事件的第一热点没能首先找到,便挖掘第二相关热点,例如揭露新闻背景,过程,甚至内幕消息,并发表时事大量评论,对整个事件进行深度加工整合。造成一些负面信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使传播范围越来越广也使最终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导致的后果是:今天的中国民众权利意识不断觉醒,法律意识不断提高,老百姓知道的不再是报纸上告诉他们的,告别了对以往官方话语的盲目信任和选择。

意识形态缺乏亲和性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它服从服务于无产阶级改造现实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和彻底解放全人类的理论武器。建国初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党和政府高层非常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可以说直到现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从未真空过,党对意识形态阵地的完全占领,使得它拥有独一无二的任何人都没有的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统治力量。这集中表现在新中国成立时期,宣传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歌颂党的领袖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些词汇概念经过长期不断的广播,电影,画报,相声等宣传,为意识形态动员提供了精神条件,而一些以教育人民为职责的有机化知识分子(革命家)基本上是一些意识形态带有一些绝对主义倾向的人,因为在早期葛兰西就强调必须优先培育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指出“任何在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作斗争,该集团越是同时成功地构造其有机的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以此不断地用革命道理去教育人民,对旧思想以及一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采取决绝的态度并希望使之消灭。而斯大林的“联共党史”和有关列宁主义的论述是我们党员反复学习的必修课。回顾一下新中国建立后的某些失误的教训,应该承认从列宁和斯大林那里抄来的“无产阶级”的理论在中国也是失败的。如今的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文明开化的世纪,民主自由的意识逐渐觉醒并广泛传播。中国社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强,早期马克思提出的解放全人类的口号似乎也不再需要。针对当下新时期,如何在意识形态上规范化并做到与时俱进成为了我们党和政府面临政治合法性的新挑战。

人民内部矛盾增多近些年来群体性治安事件呈递增趋势,党群关系逐渐疏远薄弱,党和政府的号召力较以往有所下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对共产党高度认同的群众发生更替,70后,80后成为了社会的新生力量,政治认同感较以往下降。但总体来说,这些维权事件多属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其经济性远大于政治性。未来一个时内中国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与掌握了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博弈仍然是其主要的内容。而劳资冲突和农地冲突有可能成为其最主要形式,社会泄愤事件也有可能增加并扩大,而一些宗教冲突或将影响到社会稳定。这将给和谐社会建设带来巨大的挑战。对法律的正义性和公正性表示怀疑合法性作为对统治权力的承认是靠法律制度来保证的。由于缺乏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使得各种利益集团甚至是黑恶势力对国家政权的侵蚀最为直接的就是对司法公正的否定。暗箱操作所遵循的条规往往替代正式的法治,利用国家政法部门某些人的保护来作恶犯科,或者是国家政法部门的某些人假借黑恶势力。这些事实的客观存在,对民众的法律观念影响极大。有些民众就用“官黑一伙”、“警匪一家”来表示对国家法律制度的绝望。虽然现在许多民众还将希望寄予中央政府,但对中央政府有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些事情表示怀疑。信息公开是依法处置的前提西方人生活在自由(当然也不是完美的)媒体制度下,他们已经习惯了通过媒体了解事件。说到底,由于中国媒体有时不能行使让民众充分了解公共事件的社会功能,一些民众通过诸如生活经验和小道消息而形成的对于当下社会本身的了解,往往朦胧模糊,既不具备充分经验的支持,更缺少深刻理性的切入,这些我们都也可以从互联网上看到中国网民高涨的政治热情。因此针对突发公共信息的产生和传播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是由于地方政府部门没有尽到公布信息的义务;其二,大众媒体不大众,不能公开报道,在宣传上有意回避相关敏感问题。衡量媒体品质的标准其实很简单,也可以说很原始,那就是:通过媒体,人们能不能充分了解自己所关心的公共事件?所谓“公共事件”,不是个人对于歌星或者时尚的爱好──人们当然也关心歌星或时尚,大众媒体当然也有报道这方面内容的功能。但是,这种服务的好坏,难以用来评判大众媒体的品质,原因在于这些方面基本上属于私域(尽管它们已经通过市场而有其“大众化”的内容),并且一般不直接和严重地影响群体利益。事实上,什么是“公共事件”,是通过媒体报道和受众反应相互作用的过程而动态地确定的。一个中国居民,通过大众媒体,是不是知道本市本地的社会福利金是如何使用的,一条道路的修建是如何决定的,自己孩子上学的学校为什么经费不足,乃至最为具体的,比如昨天当地有没有发生爆炸事件、为什么发生这起爆炸事件,诸如此类?我想,应该不会有人说中国民众也不关心这类事情了吧?可是,大众媒体给了他们充分的(甚至是不充分的)信息来了解这类事情了吗?控制信息传播,历来是地方政府处置突发事件的最为重要的手段。这便更有利于地方政府封锁消息。不仅公众的知情权因此受到剥夺,中央政府的知情权也要因此受损。意识形态包容性为什么中国的大众 媒体是这样一种状态?究其根本,在于早期党和政府对于媒体的垄断和控制。首先,建国时期政府在对外宣传上,对民众强调革命精神,重视思想教育的作用;其次,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由此不难看出,意识形态的过分权威性也会引发恶果。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强调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党。今天,对于民智逐渐开启的公民而言,党和政府应在宣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时要理性包容一些,民众对现状不满的潜流有关当局是可以觉察到的,但是是放任自流还是给予迎头回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矫枉过正。

逐渐解决官僚体制弊病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权钱结合,产生了,被少数人高度集中,不容一般公民和党内外人士成立独立的机构监督过问。垄断和蚕食国民经济,左右国家政治走向,致使贪污腐化泛滥成灾,贫富差距拉大,公民权利受损,公正善良的公民和干部,没有关系网和后台,无权问津,广大的人民群众更是敢怒而不敢言。要明白一点,百姓,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海内外媒体广泛报导的中国大陆官员的裸官现象已经非常普遍。社科院2012年《法治蓝皮书》披露,近四成公职人员认可当裸官。因此在社会对立严重,贫富差距悬殊,权贵阶层手握资源通吃的时候,应鼓励广泛的政治参并培养民众的公民素质,平民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与政府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为此应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完善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当然要实现市民社会任重而道远,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在形式上相对较容易,但理性的公民意识的培育在短期内是无法完成的,还需要多方努力与配合。司法公正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民众失去对国家法制的信任,最大的原因是国家司法权力地方化。地方政府想尽一切办法迟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或者通报、报送、公布虚假信息。司法制衡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把司法审判权从地方收归中央,由中央实行垂直管理。在具体措施上应注意以下几点:(1)地方司法机关即法院和检察院的人、物、事脱离地方政权的控制,在人事、财政、业务三方面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而不是对地方党政领导负责;(2)为了防止县法院和县检察院与县级政权建立不合法的关系,中央政府可以考虑实行司法人员的“流动回避制”;(3)撤销地方各级政法委员会。最近的几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平凡的几年,特别是今年秋季党的十的临近。总之,要解决中国目前客观存在的社会冲突,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就要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合理建立社会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机制、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努力提高国家管治能力。这样才能逐渐消除政治合法性危机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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