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内容提要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一国家及其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一国家都不会消亡。

关键词 全球化 民族―国家 资本主义 民族利益 国家

“全球化”是指“以各种方式(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互动，信息的、物质的、资金的、人员的流动)沟通地球各地块的联系，增进各国各民族的了解，加强整体的意识和作用”。①其中以商品、劳务、资本、技术、信息、资源等的大规模跨国流动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民族一国家”则是指由居住在一定疆域内的某一民族所组成的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它的最重要特征是实现“民族”与“国家”的重合，民族一国家成为本民族成员热爱和忠诚的最高对象。从表面上看，全球化与民族一国家似乎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民族一国家要求以民族一国家为中心，强调和追求本民族利益的最大化；而全球化则要求突破民族一国家的局限，从跨民族的角度来思考和处理问题，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会带来对民族一国家及其的否定。但实质上，全球化与民族一国家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一国家都不会消亡。

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催生了近代民族―国家

近代民族―国家最早产生于资本主义最先发展起来的西欧地区。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很长历史时期里，人们并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当时西欧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封建的采邑制(领主分封制)，国王把全国土地的大部分作为采邑(即恩赐)赐封给自己的大臣和将领，这些人就成为国王的封臣和领有土地的大封建主，国王则是他们的封君。大封建主又把自己封地的大部分作为采邑赐封给自己的下属，他们就成为新一轮的封君，而他们的下属又变成了新一轮的封臣。新的封臣再把自己封地的大部分赐封给自己的下属。这样一层一层地分封，就形成了西欧封建社会金字塔式的封建等级关系。在采邑制下，封臣一般只效忠于他们的直接封君(在欧洲大陆最为典型)，即谁给他土地，他就效忠于谁，而且每一块封地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封君不能直接进行干涉。这样，作为国家象征的国王在大多数情形下并不是封建领主们的效忠对象，“国家”成为一个空洞的概念。而且封建领地也不具有“民族性”，分封和接受采邑的人可以来自于任何民族和国家。这就出现了英国国王长期在法国领有土地、普鲁士大公身兼波兰的封臣，甚至哈布斯堡家族的查里六世身兼西班牙、葡萄牙、尼德兰和西西里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王的现象。与此同时，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基督教是一种普世性的而非民族性的宗教，它包容一切信徒而不论其民族属性如何。教会通用的拉丁语成为中世纪欧洲的官方用语和惟一的书面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对宗教和语言的认同及对直接封君的效忠使得欧洲人对基督教身份与地方身份的认同超出了对国家身份的认同。正如博伊德・沙尔夫所说，当时“大部分人的忠诚呈现出这样的顺序：首先我是基督教徒，其次是勃艮第人，最后才是法国人”。①

14、15世纪以后，伴随着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一个新兴的社会阶级――市民阶级――出现了。新兴的市民阶级要求发展商品经济和形成国内市场，但当时封建割据所造成的关卡林立、货币与度量衡混乱以及战争频仍，严重地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而且罗马教皇对世俗权力的肆意干涉和对各国财富的无限榨取，也严重损害了各国的民族利益和社会安定。因此，市民阶级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对内消除封建割据，对外消除罗马教廷的干涉和剥削。这正好与国王摆脱教皇束缚、制服桀骜不驯的封建主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双方就结成了一个反对封建割据的贵族和天主教会的联盟。经过斗争，“王权依靠市民打败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起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②与此同时，在市民阶级的支持下，国王也取得了与罗马教皇斗争的胜利，受国王控制的教会也先后建立起来。在统一的专制君主国里，人们的经济、文化交往加强，社会生活日益一体化，过去分散甚至彼此对立的各个地区、阶层开始联结起来，结合成一个共同体，于是，对以国王为代表的新的共同体的忠诚与热爱，逐渐取代了过去人们对宗教权威和地区的忠诚与热爱，王权成为国家与民族的象征，“而现代的欧洲民族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③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与专制王权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了专制王权的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体现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资产阶级民族一国家开始成为人们效忠的对象，最早建立起资产阶级统治的英、美、法等国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批近代民族―国家。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早期民族―国家诞生的催化剂。

二、全球化过程与近、现代民族―国家国际政治体系的形成过程

全球化是指近代人类社会跨越空间障碍(主要是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沟通、联系、交流与互动，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经济全球化，它是15世纪末伴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向全世界的扩张而出现的。

在新航路开辟之前，人类社会的历史基本上是分散的、彼此隔绝的区域文明史。当时的西欧只是通过丝绸之路和阿拉伯人的中介与东方有着少量的间接交往，西欧人对东方的了解甚少，对南部非洲也一无所知，更不知道还有美洲、澳洲的存在。到了14、15世纪，伴随着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人们对金、银等贵重金属以及东方的茶叶、瓷器、香料等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为了找到一条绕过地中海直接与东方进行商业往来的新商路，也为了找到前往“遍地是黄金和白银”的东方发财致富的新通道，西欧人开始了海外探险活动。西欧人最终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并发现了美洲大陆，他们的海外殖民与贸易活动(包括奴隶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从此开始越出西欧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被西欧殖民者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中，世界不同地区之间沟通、交流、交往、互动的全球化(当时还只是局部的全球化)进程由此开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辟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① 海外殖民与贸易活动的发展给西欧殖民者带来了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巨大的经济收益，为工业革命的开展和传播提供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和海外的市场需求，推动和加速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成长、壮大，新的资产阶级民族一国家不断产生。这些早发的资本主义民族一国家在资本扩张的内驱力作用下，凭借随着工业革命而壮大起来的物质力量，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变成了，它们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将这些国家和地区卷入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化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程度在不断加深。

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扩张一方面破坏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经济，促进了当地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传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在成长壮大；另一方面，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所带来的民族危机也激发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推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形成与发展。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宗主国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也日益激烈，以致先后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借助西方资本主义宗主国的国力被两次世界大战大大削弱的有利时机，被压迫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民族一国家随之诞生，从而形成了今天以民族一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其中一部分民族―国家还突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范围，建立起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这些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衍生物。因此，今天世界上的民族―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发展与全球化扩张的直接或间接结果。

由此可见，全球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也是民族一国家不断涌现并最终构成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过程。

三、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及其的侵蚀与挑战

二战后，随着新兴科技革命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国际性分工日益深化，资本和资源等在全球范围内分配的趋势日趋加强，跨国公司的数量不断增加，商品、资金、劳务、技术、信息等跨国界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交通、通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这种跨国界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二战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欧共体及欧洲联盟、亚太经合组织、拉美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美洲共同市场、南美洲共同市场等各类国际性组织不断涌现，它们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此外，犯罪、环境污染、艾滋病、人炸、粮食危机、能源与资源危机、恐怖主义、核扩散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并日趋严重，这一切都对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有力冲击。过去，领土边界使一个民族―国家成为一个“围城”，民族―国家借助于边界这堵“围墙”，把国内活动与国际活动严格地阻隔开来，从而保证了国家能按照其需要对国内事务与活动进行严格的控制和调节；而现在，商品、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犯罪活动等的跨国界大规模快速流动，使得民族―国家对其领土疆界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民族―国家的领土疆界再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过去，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惟一行为体，它享有独立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最高决策权――，追求本民族的最大利益始终是民族―国家制订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但现在，随着跨国公司与各类国际性组织的大量出现和其作用的日益增强，民族―国家对其领土疆域内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绝对支配权受到了挑战。跨国公司的规模及在国际化经济中的地位，使它在母国和分支机构驻在国的国内政治权力结构中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压力集团，它能不同程度地左右一国的内政和外交决策。“跨国公司还通过承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转让先进技术、提供经济援助等方式向别国提出苛刻的先决与附加条件，直接对有关国家的形式形成了挑战与侵蚀”，①国家自由、积极地主导经济活动的能力被大大减弱。而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出现及地位、作用的不断提升，使得一个民族―国家在其对内、对外决策中不得不参考乃至遵从国际组织的决策、惯例和规则，甚至产生了一些民族―国家向有关国际组织(如欧洲共同体、欧盟)让渡的现象，国家行使的独立性和排他性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与削弱，民族―国家已不再是国际政治中的惟一行为体。人口、环境、能源、资源、难民、、粮食、艾滋病、核扩散、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也使得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无法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独自解决这些问题。当今几乎所有国家都必须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过去那种民族―国家享有完全自主的决策权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四、民族―国家仍是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为体

尽管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造成了侵蚀与挑战，但全球化并没有否定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它只是对民族―国家的行使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全球化本身也不可能离开民族―国家的参与和作用。

首先，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历史进程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没有民族―国家的参与，就没有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扩张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无论是西欧早期的海外冒险与殖民掠夺，还是工业革命的开展以及之后西方列强向全世界的疯狂的经济与军事扩张，都是由民族一国家来组织和推动的。“尤其在19世纪，经济基本上是以国家为单位所进行的国际贸易，而非以国际大都会为单位的世界模式。”①即使二战后以美国资本为主导的国际资本的再生产也是在各民族―国家的支持和参与下完成的。无论是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世界性的国际组织，还是欧洲共同体、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地区性的国际组织，都是由相关的民族―国家组织起来并参与其中的，民族―国家是各种国际组织的基本构成单位。因此，没有民族―国家的组织与推动，就没有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其次，全球化进程中无处不体现着民族―国家对民族利益的追求。各民族―国家之所以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是因为各民族―国家都可以不同程度地从全球化中受益。世界市场、跨国公司，还有流动着的国际商业、工业和金融资本，使发达国家能够获得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廉价的原料与劳动力；而欠发达国家则可能少走弯路，分享发达国家已取得的先进科技成果，尽快建立起具有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思想的工厂和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制度，以争取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就连社会主义国家今天也在保存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参与全球化，其目的就是为了吸收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与政治中那些先进的合理的成分，加速本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并期望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取得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竞争优势。各个民族―国家之所以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就是因为这些国际组织可以为民族―国家追求自己的民族利益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在国际组织的调节下，民族―国家可以享受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与资源大规模流动所带来的好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彼此之间的无序竞争和冲突，从而实现本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全球化的持续与发展离不开民族―国家的积极作用。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当今世界上，只有民族―国家才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因而也只有民族―国家才能通过军队、法庭和监狱等暴力机关使社会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从而保障社会的正常发展和人们的正常生活。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所必需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道路交通等一系列基础设施也必须依靠民族―国家来提供，别的组织和机构对此是无能为力的。以上这些都是全球化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最起码的前提条件。全球化并不是完全的自由化，尽管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具有使参与者之间平等竞争、调节生产要素的配置等作用，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早已告诉人们，市场不是万能的，在资本趋利性的推动下，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之间矛盾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市场的失灵，没有外界权威的参与和调控，资本主义是不可能长久地有序发展的。全球化也不是世界的大同，“不仅跨国公司不可能承担一个国家承担的那种社会责任，而且也不可能有意识地按照所在国民族的利益发展经济。当一国的经济环境有利可图时，跨国公司就可以在此投资；而一旦无利可图，跨国公司可以迅速将资金转移，而所在国的政府则不可能将自己的国土与国民转移”，②一个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只能依靠自己的民族―国家来保证。跨国公司本身的发展也离不开其母国的支持与保护。母国一方面为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制度和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又积极帮助跨国公司开拓海外市场，甚至一个国家政府首脑的政治访问过程，也是开拓该国跨国公司海外市场的过程。一旦跨国公司遇到了麻烦，其母国就会马上出来为其撑腰。因此，全球化的进程离不开民族―国家的积极参与和协调。

此外，全球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国际性社会问题，也都必须依靠各国的共同努力与精诚合作才能得到解决。“决定是否取消货币控制，是否允许开发生物技术，是否减少工厂的排污，或者是否支持某项人口政策，是各国的政府和议会”；这些跨国性问题的解决“显然需要参加国政府通过谈判达成一些国际协议”。①没有民族一国家的积极参与和作用，全球化的持续与发展将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民族一国家仍是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它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仍是任何其他行为主体都无法取代的。

第四，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②因此，国家是否需要存在，是由阶级是否存在决定的，它只能伴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全球化本身是不能决定国家的命运的。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阶级就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民族一国家就存在，民族一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就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所以，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民族一国家还将继续存在并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①　王逸舟：《关于全球化的几个问题》，载《哲学动态》，1994年第6期，第3页。

①　转引自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l页。

③　同上，第26l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①　胡联合、胡铭：《试析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挑战》，载《理论学刊》，1999年第1期，第37页。

①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页。

②　陈晓律：《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载《世界历史》,2001年第4期，第8页。

①　[英]保罗・肯尼迪著、何力译：《未雨绸缪：为2l世纪做准备》，新华出版社，1994年，第127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