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如何执行党的路线方针，苏联人的讽刺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紧跟党中央的方针路线，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若原地踏步，那是对党的不忠诚；若疾步冒进，同样是得蹲大牢的反动派。”苏联人深一步的嘲讽还有：“红色苏维埃不仅未来是不可以预测的，更重要的是，苏联过往的历史‘绝不可以预测’。”此言怎讲?因为前苏联的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每个时期所公布的苏联历史都是截然不同的版本。红场阅兵式上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合影，今天并排着8位，天知道几天后同一张照片上，可能仅幸存7位甚至6位了。
前苏联时期思想管制之残暴举世闻名，各种出版物均受到官方宣传机构逐字逐句的审查。于是，普通百姓不得不利用口头文学的方式来宣泄对现实的不满，苏联帝国时代，各类流言及政治讽刺段子满天飞，不计其数的民众曾困讲或听政治讽刺而被关入集中营。“什么是最幸福的时刻”讽刺段子，即揭露出生活在恐怖之中苏联人的命运。苏联人最幸福的时刻，那就是，秘密警察深夜敲门后喝道：“萨沙你被捕了。”主人忙惊慌地辩解道：“萨沙住在隔壁。”
犹太人，在前苏联时代的境遇颇为不济。于是，犹太人的黑色段子是：一位犹太老太婆，每天坚持往政府办公室申请出国护照。官员被纠缠得不耐烦了，申斥老太婆道：“你为何决意离开我们伟大的苏维埃祖国，逃到西方去?”老太婆哭诉说：“邻居每天碰面总恶狠狠地咒骂我说‘等着瞧吧，哪天苏联灭亡后，你们这些犹太杂种就会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官员听后大笑着安慰老太婆道：“你放心好了，伟大的苏维埃将永生。”老太婆当即惊恐地声嘶力竭起来：“这正是我的噩梦。”
还有一则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讽刺。前苏联时期，作为小兄弟的越南政府，有天向苏共中央发报请求经济援助。电报上书：“我们这里经济一片惨淡，请求老大哥速拉小弟一把。”苏共中央书记回电“我们这里同样捉襟见肘，正在勒紧裤腰带，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电报刚传出去，下一分钟即收到越南的回电，只有一行字：“速支援裤腰带。”越南人气愤的是，我们这里眼看着断顿了，苏联人居然还配备有裤腰带，简直太奢侈了。俄国人嘲笑说：“以往苏联与越南千真万确是兄弟关系，因为朋友可以选择，而兄弟则无法选择。”
到了苏联帝国强弩之末时代，社会上的政治气氛逐渐宽松起来，讲、听政治笑话的刑期也由10年减少为5年。最后一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民众对于第一夫人赖莎的抛头露面颇不以为然，因为戈夫人之前，苏共总书记于公众场合下都是“鳏夫”，红色苏联的第一夫人们皆处于“地下”状态。于是，民间讽刺段子如下：有人询问一对夫妇谁在家里说了算。妻子说：“我们家丈夫是头。”丈夫马上幽默地应对：“不错，在家我是头，可太太是脖子，头到哪里都得听脖子的指挥。”
勃列日涅夫的愚人节时代
月亮如今为何混沌不清?苏联版的考据是，全因勃列日涅夫感冒病菌的污染。话说当年勃列日涅夫视察升天火箭，患了流感的他，连续啊嚏、啊嚏地冲着火箭唾沫飞溅。结果，载着勃氏感冒病菌的火箭升天后，细菌迅速扩散，导致月亮沦落为“感冒月亮”。
俄罗斯人如此评价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他是个愚木疙瘩。”及“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呆瓜。”
勃列日涅夫于1964年至1982年执掌苏联帝国，其翻译霍德列夫近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勃氏是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知识贫乏者，他对于任何事物都采取搪塞的态度。”诸如：“我们将研究研究”或“我们考虑考虑”，成为这位超级帝国元首的口头禅。若无演讲稿，勃氏更是连一句完整的话也吐不出来。
民众讽刺这位念稿书记的段子有：
勃列日涅夫听到有人按门铃，他走到门前，戴上眼镜，掏出演讲稿，高声照本宣科道：“外面是谁?”门外，勃列日涅夫的亲密战友、波德戈尔内同样掏出讲稿，结结巴巴地朗诵出：“是我，波德戈尔内同志……”
这个笑话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勃列日涅夫没有听到应答，又朗诵了一遍讲稿后，仍旧没音讯。他不得不打开房门，看到来人后不满地责问：“波德戈尔内同志，刚才你为什么不应声?”波德戈尔内惊慌地回答：“我把讲稿忘在家里了……”
1979年，勃氏私下会晤美国总统卡特。他如常呆板地诵其准备好的讲稿，当念到圈掉的段落时，不知所措的总书记然转过头去一脸困惑地请教翻译道：“我还要往下念吗?”勃氏的贴身警卫梅德韦杰夫，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了有趣的一幕，苏共政治局委员要求同总书记保持一致，于是，着装也最好能同首长如出一辙。1981年11月7日上午9点50分，勃氏踏入列宁墓检阅台的休息室，政治局委员及党政军要员已恭候多时。勃氏环视向他点头哈腰的众官僚一番后发问：“噢!你们都戴礼帽，就我自己戴皮帽!”众人立即应声道“总书记，我们这就换上皮帽。”说着，每一位政治局委员立刻变戏法般地头顶皮帽了。
当年莫斯科奥运会开幕式上，勃氏到场致欢迎辞。倒霉的是，他将秘书撰写的发言稿忘在大衣口袋里了，待上了主席台竟然窘得张口结舌，傻呆了一阵后，勃氏终于开口了。不过其欢迎辞相当短促费解，因为他只是连续将俄文字母“O”(读音“噢”)念了五遍：“噢!噢!噢!噢!噢!”原来，这老兄将奥运的五环标志当成了5个俄文“O”字母。此后，苏联人便戏称勃氏为“O书记”。另次，勃氏的单角相声献丑于阿塞拜疆。1982年9月，勃氏到这个边疆卫星国视察，在阿塞拜疆党员大会上致祝贺词。这次勃氏掏错了秘书为其准备的另一份讲稿，当他威严地朗诵这份文不对题的讲稿时，尽管勃氏自己丝毫没察觉有何不妥，但台下听众却对总书记风马牛不相及的胡言乱语骚动起来。最后，还是秘书赶紧替勃氏换了一份讲稿，他才醒悟自己刚才张冠李戴了。
1982年11月10日夜晚，勃列日涅夫如常地服下安眠药后昏睡起来，这一觉再也没苏醒。当警卫人员清晨请总书记起床时，发现他的身体早已僵硬。勃氏跟斯大林一样，直到归天，他才总算“因健康原因”“辞掉”党的第一把手的重任。
检讨文化，作家的慢性自杀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当年即颁发《出版令》，禁止不同政见的刊物出版。1922年成立文学和出版社管瑰总局，全面展开对新闻、出版及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检查。回顾苏联历史上控制人民思想意识的机构先后有：捷尔任斯基始创的特别委员会(契卡)，后有格帕乌(政治管理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苏联的文艺政策实行的是胡萝卜加大棒，歌功颂德者，可以享受优越的政治地位及生活待遇，持不同政见者则被关押或流放。
思想、言论和出版备受之下，苏联知识界，逢迎权势者有之爱惜羽毛者有之；扛枷锁起舞者有之；挥刀白宫者有之。在苏联70年的统治时代，数不胜数的自由思想的载体，识精英，被迫流亡海外。20世纪俄罗斯先后诞生过5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们是：普宁、萧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其中只有一人即萧洛霍夫得到官方认可。并于1941年获斯 大林文学奖。对比之下，其他4位文学家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萧氏是否真正是声名鹊起作品《静静的顿河》的原创者，备受争议。一位白匪军官太太，就曾公开指责萧某剽窃了她丈夫的手稿。当然，前苏联政府及后来的民主俄罗斯政府，皆对这种指控予以严厉的驳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1955年在小说《日瓦戈医生》写成之后，寄给了苏联的《新世界》杂志编辑部。但编辑部很快退回了原稿，并附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你的小说的精神是对社会主义的仇恨……首先是你对十月革命头10年的看法，旨在说明这场革命是个错误，而对支持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参加革命是场无可挽回的灾难，并且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帕斯捷尔纳克，并不觉得自己的作品犯下了如编辑部所指责的错误。1956年6月，他把手稿寄给意大利的一位出版商。对方为这部思想深邃的作品所震撼，马上用意大利语翻译出版。随即小说的英译本和法译本也在欧美各国风行一时，全世界发出了一片赞叹。人们普遍认为在《战争与和平》之后，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在精神上为一个如此广阔和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代，作出如此精彩的概括与写照，《日瓦戈医生》是一部不朽的史诗。1958年，鉴于《日瓦戈医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世界性影响，瑞典文学院再次考虑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几经周折，终于获得通过。但为了淡化时局的影响，获奖理由并没有直接提及这部小说，只说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创作和继承发扬俄罗斯伟大叙事文学传统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这里的“叙事文学传统”，即指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帕氏获悉自己得奖后，很快致电瑞典文学院，表达了其喜悦之情：“无比激动和感激，深感光荣、惶恐和羞愧。”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变得十分微妙。莫斯科《真理报》撰文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一时间气氛犹如黑云压顶，那些从未读过这部小说的人，也开始批判起帕斯捷尔纳克。紧接着在11月4日，苏联政府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如果帕氏出席颁奖大会并不再回国，苏联政府对他绝不挽留。帕斯捷着作家又按官方的口吻进行了检讨“《新世界》编辑部曾警告过我，说这部小说可能被读者理解为，旨在反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现在我很后悔，当时竟没有认清这一点……我仿佛断言，一切革命从一开始在历史上就注定是非法的，十月革命也是这种非法的事件之一，它给俄罗斯带来灾难，使俄罗斯的精英和知识分子遭到毁灭。”
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家加缪曾评论说，《日瓦戈医生》这一伟大的著作，是一部充满了爱的著作，它并不反苏，而是具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英国几十名作家联名表态：《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动人的个人经历的见证，而不是一本政治文件。小说之所以在理解上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分歧，可能主要是由于帕斯捷尔纳克坚持个性化写作的结果。他不服从于任何政治观念，只追求以自己的理性判断来反映个人的生活，因而被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教条下的苏联政府所不容。帕斯捷尔纳克的委曲求全终于起了作用，加上世界舆论的帮忙，他得以留在自己的祖国，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小村庄里，直至1960年5月30日病逝。
对于一个看重人格的知识分子来说，他的检讨无疑开始了一场慢性自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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