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纪录片的
价值诉求及其现状
历史文化纪录片是指利用影像形态对历史遗迹、文物器皿、文化景观的记录与表达，并以此折射当代人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深刻认识、体验与反思，具有十分明显的文化意味。①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文化寻根”在中国文艺界迅速铺开，历史文化纪录片通过对大江大河、丝路长城以及运河古都等民族意象的书写而迅速成为国人文化抚慰创伤的良药。同时，中外合拍风潮使纪实手法深入人心，政论性的解说加配图改成了活生生的跟拍记录，使观众产生了巨大的心灵震撼，形成了电视荧屏上无法替代的历史文化大餐，这便是历史文化纪录片直观的独特价值。
总的来看，历史文化纪录片有认知（真）、审美（美）与伦理（善）三方面价值。首先，“所谓真，是指人们的认知与客观现实相符合……它不仅取决于主体认识上的主观性，更取决于主体认识所确立的与现实的关系。”②由此产生了两种纪录片的真实手法，即追求外部真实的静观式的记录和探索本质真实的介入式的探索，二者都实现于观众求真求实的接受心理过程中。目之所及，皆可信之物。在此，信息接收的安全感使接受过程不必纠葛真伪，真实与认知被牢牢捆绑在一起，形成历史文化纪录片的价值基础。其次，“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与知觉的形式”，③历史文化纪录片表达的真实与表现的艺术并不矛盾。真实前提下的艺术化表现（如造型、画面、剪接）使观众的接受过程充满美的感受，即用写意的手法表现真实的对象，这既没有违背真实，也是直接构成审美价值。最后，历史文化纪录片特殊的文化内涵规约了其社会伦理价值。人文关怀和文化传承是社会前行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人文关怀体现了现代历史观视野下的历史评价，超越社会阶级审视人的境遇，以一种前行的眼光回望人类历史，展望人类未来之进步；文化传承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议题，历史文化纪录片形象而生动地实现了其文化传承的社会价值。
这种历史文化传播框架似乎已经难以满足当下娱乐工业视域中的传播收益预期，于是一种“情景再现”（或称搬演、真实再现等）的纪录片创作手法进入观众视野。“情景再现”是指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以扮演或搬演的方式，通过声音与画面的设计，表现客观世界已经发生的或者可能已经发生的事件或人物心理的一种电视创作技法。它一般是在失去现场记录机会的题材和场景中使用，是纪实风格的一种异化手段。从《复活的军团》《敦煌》《故宫》《圆明园》到《新丝绸之路》《再说长江》《玄奘之路》等，均得到高收视率与社会影响力，同时也引发激烈的争论，焦点从纪录片是否能情景再现到其底线是什么。论争仍在继续着，似乎在高收视率面前，反对派的声音愈显微弱。
被虚构的历史与传承：
真实与创意
新世纪以来，历史文化纪录片进入鸿篇巨制时代，画面豪华、制作精良，可谓真正的纪录“大片”，且大都使用了情景再现手法。于是屏幕上郑和船队乘风破浪，斯坦因等十余人带驼队在沙漠中朝着敦煌前行，皇帝早朝众官员匆匆上殿等等一系列表演出来的桥段成了纪录片的画面语言。支持者认为“作为纪录片创作新手段、新表现形式，情景再现的运用是值得肯定的”，④“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改变了纪录片的直观形象……使纪录片形式美得到扩张……使审美更趋大众化”等。⑤但是，纪录片的真实底线已经被创意手法殆尽，呈现在眼前的已非“二手信息”，而是彻底的虚假信息。拿如此代价换来的活泼固然能给予观众更大的娱乐，但闭眼回想，自己又看了些什么呢？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历史文化纪录片的核心价值已经丧失，纪录片的存在失去必要。
从真实角度看，外部真实由于表演而缺失，本质真实失去了画面依托而诉诸于解说词，但“耳听为虚”可信度要低得多，难道这不是倒退回“给解说配画面”的宣传片吗？历史文化是过去的事物，资料缺乏是客观情况，但藉此“给不了真的就以假充真”，这是纪录片放弃真实的堕落行为。“纪录片”这个名词明确反映了这一片种的基本性质和创作方法。纪录，《朗门英文词典》将其界定为“通过艺术提供事实”，美国《电影术语汇编》：“一种非虚构影片，具有一个有说服力的主题或观点，取材实际生活并用剪辑和音响来增进其观念的发展。”⑥可见，事实是纪录片的基本组成部分。它的艺术创意除了选择之外，正如概念中所述“通过剪辑和音响来增进”。这与格里尔逊所说的“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相承，而不是“对表演的创造性处理”。这就有效保证了所记录客体的价值很好地转移到片子中来。
如《望长城》中主持人带领我们寻找心中的长城，严格遵守纪实主义手法，对观众的冲击力是巨大的。而Discovery频道《列国图志》中有“万里长城”一段用了情景再现，万喜良和孟姜女外出，万喜良被抓丁去筑长城，孟姜女哭喊着来到长城却得白骨累累，哭声震天，将大段城墙分崩。后期特效形象生动，看完让人忍俊不禁。相比而言，《望长城》显得坦荡真诚，发人深省。
进一步就是历史文化的传承问题。当今人们继承的是前人用文字、图画和影像纪录的文化，接受文字虽有不便，但真实性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建构出来的。现代社会记录手段多元，我们反而用虚构的方式消解了历史文化的严肃性。纪录片记录现在的事情，就成为明天的历史。最初，情景再现还只是模糊的示意，但在当前，它公然参与叙事，甚至出现对白，已和影视剧无异。当我们讨伐“抗日神剧”歪曲历史、侮辱观众的时候，表演的纪录片又何尝不是如此？《周公传》中武王、周公等形象清晰可辨，《圆明园》中复原的园林建筑是依靠有限的遗址和“圆明园四十景图”等文献实现了对圆明园整体式的还原，《唐山大地震》动用大量演员还原天旋地崩、屋倒房塌的惨烈场面，《前清秘史》主要人物是《孝庄秘史》《皇太子秘史》等电视剧中刘德凯、马景涛的扮相，许多片段也是电视剧剪辑而成。历史被如此戏弄，真实被创作者抛之脑后，不就问题深入调研探讨，遇到难处就想起表演。真实在此完全被创意取代，这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将面对谁？传承什么？还有存在价值么？
被漠视的接受主体与视觉冲击：
真实度与真实感
情景再现手法从纪录片接受角度审视，也存在着透支历史文化纪录片核心价值的表现。情景再现支持者强调：“形式美扩张”“可视性强”“表达的真实”都是其长处。但是，从接受的角度考虑，观众真需要那种华而不实的形式吗？或者，这些表演是对观众的尊重还是漠视？
2008年，央视《夕阳红》播放《一定要找到你》一片，表现温德军二十多年前当长途客车售票员时抢救一位孕妇的故事，大量使用了“情景再现”。河北台在“感动省城十大人物之温德军”时，没有使用“情景再现”，而是大量走访，采用回忆、老照片、当年的村庄、房屋、弯曲的小路、已经长大孩子的照片对比、已近中年的母亲讲述等一组镜头，节目收到了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⑦虽然这不是历史题材，但可见只要认真研究记录对象，在保证客观真实度的前提下艺术效果是可以达到的，这种艺术效果便是纪实美学所追求的真实感，而不是随便找场地表演出来的艺术效果。如果任意表演，那么《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孔子》等声称“严格遵守历史真实”的电影也应该归属纪录片范畴。
历史文化纪录片是人类文明延续的火种，其对于人类文明的思考、总结与展望都是其真、善、美的核心价值的推演与细化，观众对其喜爱的诸多原因都是建立在以围绕真实为中心的审美元素之上。情景再现是纪录片人对历史题材的无奈，并不是处理历史题材的唯一良方，长远看它对历史文化纪录片的价值有消解作用：本体真实被表演，理念真实无依托。所以，对情景再现手法的反思应该使纪录片人觉醒。（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注释：
①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②张红军：《纪录影像文化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③[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
④董长青、申 思：《浅议纪录片中的“情景再现”》，《新闻传播》，2007（4）。
⑤余 辉：《纪录片“情景再现”手法的美学意义》，《声屏世界》，2005（10）。
⑥任 远：《纪录片的理念与方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⑦李 彤：《“情景再现”的利与弊》，《学周刊》，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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