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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商贸财务管理水平思路

提升商贸财务管理水平思路

商贸财务管理是财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障贸易、粮食、供销等部门的正常运转和事业发展,以及落实粮食补贴惠农政策、促进粮食安全,支持内外贸协调发展、促进扩大对外开放,搞活农村市场流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贸易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早在1776年,英国古典学派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分析增进劳动生产力的因素时,特别强调了分工的作用,指出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以“绝对利益”原理来说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必要性。1817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创立的比较利益学说进一步指出,即使一国各个行业的生产都缺乏效率,没有低成本产品,但通过国际贸易也能获得贸易利益。1919和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俄林创立的要素禀赋论进一步将资源(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作为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通过自由贸易可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之后出现的一些学派,如林德的偏好相似理论、波斯纳的技术差距理论、波特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理论等都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及其重要作用,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都说明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有分工,有分工必有交换;社会化生产要素的获得及成本的降低需靠交换,生产成果的实现及收益的提高要靠贸易;贸易既是生产的条件,也是生产的动力,是维持生产、促进消费和增进福利的重要环节。

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并不重视贸易,认为它是生产的附属物,不能创造价值和财富,甚至认为是不劳而获、投机倒把的低劣行为,那时的商业就是供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商贸流通业已经从依附于生产部门的末端产业,发展成为引导生产、吸引投资、拉动消费、增加就业的支柱产业,尤其是进出口已经成为国家或地区经济外向度和发展度的重要标志,招商引资成为后发国家(地区)发展经济和做大蛋糕的重要手段,市场流通现代化建设成为剌激投资和扩大消费的重要途径。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重要桥梁纽带,贸易工作日益发挥着支持生产、促进消费、繁荣市场、发展经济、维护稳定的重要作用。

粮食是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有史以来,粮食一直关系国计民生。从夏朝的“地分九等”到商朝的“井田制”,从春秋时期的“初税亩”到隋唐时期的“仓廪制”,从北宋的“青苗法”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都体现了“政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以及“无农不稳、无粮不兴”的为政治国之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基于我国特有的国情,一直高度重视粮食问题,将之作为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安全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始终把发展粮食生产,解决吃饭问题作为头等大事,并将粮食安全放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等“三大安全”之首。

粮食安全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衡量粮食安全的指标是粮食结转库存量至少应占年度消费量的17-18%。我国既是世界粮食生产大国,也是粮食消费大国、农产品进口大国,还是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世界第三大粮食捐赠国。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粮情以及世界粮食供求总体格局决定的,是我们应当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从世界粮食供求格局看,全球每年的粮食贸易量约为4000多亿斤,不及我国粮食消费量的一半。特别是大米,全球每年出口量大体在500亿斤左右,世界大米贸易量大体相当于我国大米消费量的1/5,即使把国际市场上的大米全部买来,也解决不了国内的大米市场缺口。另外,还有消费习惯和市场价格问题。完全依靠国际市场进口来解决我国粮食短缺现象是不现实的。从国内粮食需求看,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食品消费结构的改善,直接口粮消费量趋于下降,但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和种子用粮等间接消费量将大幅增加。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的人口总量将达到14.3亿,消费粮食达5.54亿吨。与此同时,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我国的耕地面积却在以每年4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此外,我国还面临水资源匮乏、自然灾害多发、粮食种植及加工粗放等问题。这些表明,尽管我国粮食不断增产,但粮食安全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性问题,时刻也不能放松。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坚定不移地发展粮食生产,确保国内粮食基本自给;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逐步形成完善的粮食市场体系;深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形成完备的粮食流通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加强和改善粮食宏观调控,建立健全粮食宏观调控体系,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供销是服务“三农”的重要力量。流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马克思曾说,生产过程如果不能转入流通过程,看来就要陷入绝境。流通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先导和促进作用。多年来,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和农村生产力落后的制约,我国流通体系建设中“重城市、轻农村”,农村工作中“重生产、轻流通”,致使农村商品流通体系建设滞后,农产品流通不畅,农业增产不增收、农产品卖难的问题比较普遍;农村消费品市场不健全,商业流通组织落后,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坑农害农事件时有发生;农村流通水平不高,不能适应农村消费需求新的变化。供销作为统筹城乡、服务“三农”的一种重要流通业态,在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着新的重要作用,成为服务“三农”的重要力量。作为供销主体的供销合作社,通过加强农业生产资料连锁配送服务网络体系建设,在农资供应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通过开展农村生产生活资料供应、农产品收购、农村信息服务和农产品经纪人培训等工作,在农村流通服务中发挥着骨干作用;通过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行“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着推动作用;通过发展以“两社一会(专业合作社、综合服务社和农产品行业协会)”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发挥着引领作用;通过推行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经营方式,在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建设中发挥着带动作用。供销合作社一头连着生产环节,一头连着消费环节;一头连着城镇市场,一头连着农村市场;一头连着农民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一头连着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一头连着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一头连着“两社一会”,成为服务“三农”重要的生力军。

商贸财务工作肩负着管理贸易、粮食、供销等部门收支及相关专项资金的重任,要发挥好商贸财务管理的保障作用和促进作用,就必须按照公共财政改革和管理的要求,进一步创新财政商贸财务管理思路和工作机制。

第一,建立财政政策及投资引导机制。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依靠适当的投资、适度的消费和适宜的出口,这就需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及财政投资的调控、导向和促进作用。财政商贸部门要采取财政贴息、以奖代补、建立融资平台等方式,吸引金融资本、企业资本、外资和个人资本,集中投向出口创汇重点企业、机电高新企业、承接产业转移的工业园区和粮食、棉花等产业化龙头项目、连锁配送经营网络、现代服务业、农村专业化合作组织等,形成重点投入、规模投入和连续投入的态势,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资金的吸附作用、导向作用、引爆作用和乘数效应,拓宽增加投资、拉动消费和扩大出口的资金来源渠道。例如,在支持粮食、棉花产业化经营方面,可以实行财政贴息的方式,吸引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精深加工龙头企业扩大再生产增加投入;在支持地区或企业扩大出口或利用外资方面,可实行目标考核“以奖代补”方式;在高新技术研发方面,可试行风险投资。在起步阶段,注入财政资金支持风险较高、具有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或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项目。在项目成熟、盈利后,财政资金适时退出,再支持其他项目的研发;在支持流通设施现代化方面,可注入财政资金建立融资平台,吸附国内外信贷资本和个人资本等。

第二,建立项目和资金整合安排机制。“满天繁星抵不上一轮明月”、“伸开五指不如攥紧一拳”。集中财力办大事,一直是理财之要。在项目主体相同、性质相近、目标相关的情况下,非常有必要科学制定区域和产业发展规划,统筹安排相关项目和资金,既防止重复建设,又防止撒胡椒面,提高项目和资金的规模效益。财政商贸部门应积极主动参与和促进建立商务、粮食、供销相关项目和资金统筹规划、整合使用的工作机制,以县市为基础、以项目为平台、以产权为纽带、以绩效为目标,使具有产业和管理关联度的项目和资金衔接配套、统筹安排、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一方面,要努力推进部门间项目和资金的整合,做到“各炒一盘菜,共办一桌席”。例如,为了大力支持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应当努力将商务部门的农村物流服务体系专项资金、支持流通业发展专项资金、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资金(双百工程)、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补贴资金、农产品出口贴息资金等,与粮食部门的用在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方面的粮油精深加工技改贷款贴息以及供销部门的用在农资和农产品连锁配送方面的供销发展专项资金,进行整合安排,保证渠道不变,各计其功,但项目和资金的受益对象应该统一。另一方面,要在编制和执行部门预算过程中,按照项目特性和管理要求推进部门内的项目和资金整合,促进有效节支。例如,商务部门的预算中往往安排了不少的境内外招商、布展活动等经贸活动专项经费,有必要进行分项测算,集中安排,整合使用,目标考核。

第三,建立项目与资金协同运作机制。项目与资金连成一体,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密不可分,二者在性质和目的上都是一致的,实际工作中不应该“因分工而分家”、人为地割裂开来而各守其土、各行其是。财政商贸财务部门与商务、粮食、供销等项目主管部门之间应建立平等、互信、互尊、协作、和谐的沟通协商关系,构建项目与资金协同运作机制,具体工作中真正做到项目管理以项目主管部门为主、财政商贸部门配合,资金管理以财政商贸部门为主、项目主管部门配合。一方面,项目主管部门在相关项目的选择、申报、评审、验收等方面,应会同财政商贸部门进行;另一方面,财政商贸部门在资金分配、资金拨付、财务检查、项目决算等方面,应会同项目主管部门办理。项目资金下达后,财政商贸部门应强化主动服务意识,严格按照规定用途和项目进度拨付资金。

第四,建立项目实施及资金使用追踪问效机制。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各国掀起了旨在提高公共部门管理绩效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中重要内容是政府部门也要按“经济行政”的要求,讲求成本效益。不仅政府部门安排的项目和资金要讲绩效,而且政府部门自身的收支也要讲绩效。然而,由于人们对财政性支出的效益观念淡薄,支出管理方式和责任机制不健全,目前我国在相关项目资金的使用和部门支出上,普遍存在着重分配、轻监管,重投入、轻产出,重支出、轻管理的现象。包括财政商贸口的一些专项资金以及所联系的一些部门,挤占挪用、损失浪费财政资金的现象依然存在,资金使用绩效和部门行政绩效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公共财政的惯例,强化节约意识、效益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试行商贸专项资金及商贸部门绩效预算制度,大力开展资金使用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有效建立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追踪问效机制,切实提高项目资金和部门预算的绩效。

(作者: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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