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问题分析的方法论特点
托克维尔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是保证其经济思想原创性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对之进行深入解读所必须要弄清楚的关键问题。首先，合成式思考是托克维尔分析经济问题的首要特点。合成式思考与只关注概念本身的分析式思考相对，强调将一个经济概念中所包含的各种意蕴在与周围环境因素的普遍关联中加以充分展现，“要通过把这个经济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表现出来，把它的意义如何与其他意义联系表现出来，这样才能提供一个解释。”［1］经济现象是社会现象的一部分，要善于捕捉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有机联系，可以从研究社会的某种现象（比如经济领域）入手发现实现社会治理和推进社会发展的更为普遍的规律。合成式思考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嵌入式思考：嵌入式思考强调将经济问题的分析嵌入社会大背景之中或某种社会结构之中，具有静态化倾向；而合成式思考则努力去解释经济现象怎样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关联，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性联系。托克维尔分析经济问题的第二个特点是“知性洁癖”，即他为了避免受到别人思想的影响在研究某个经济课题时很少去阅读与该课题相关的文献。其实，托克维尔的这种知性洁癖的前提是要区分事实材料和已经提供分析的相关著述，在他看来，后者因为加入了分析者个人过多的主观价值偏好、道德视角、伦理倾向等而应该予以避免，而基于纯粹客观的事实材料对于经济问题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这种知性洁癖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托克维尔反对调整作者自身的思想去趋附读者的口味。这种曲意逢迎会搅扰作者自身的思考，使作者不断改变思路方向，最终迷失而忘却自己最初想要阐发的基本理论观点。托克维尔分析经济问题的第三个方法论特点是对事实的强调。为了更好地收集到事实材料，他做过访谈，发过调查问卷，也仔细阅读过法律评论、政府档案、统计数据，等等。有很多史实可以说明托克维尔对社会科学研究中事实的关注和强调：他是第一个在研究监狱时访问过犯人的学者。为了阅读一些德国资料，他自学过德语；为了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他成为了当时很多重要资料的第一个查阅使用者。“决没有硬要事实迁就观点，而是让观点以事实为依据”［2］17可以视为托克维尔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论座右铭。当然，托克维尔并不喜欢如蹩脚的历史写作那样进行简单的事实罗列，而是以事实为依据追求理论的完美呈现。他在进行写作时力求追求语言的清晰、切题和精确，避免平庸乏味和平淡无奇，努力呈现所使用概念的丰满蕴涵，因果性分析上也注意层次性区分。在事实资料的基础上对所研究的经济对象加以准确刻画，通过适当的语言表述和理论阐释使研究对象自然呈现，并被广大受众所理解和接受，是托克维尔分析和研究经济问题的一般性思维方式。
二、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反思
托克维尔生活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资源为少数精英分子所垄断的状况已经被部分的打破，社会层级的稳固格局开始松动，社会平等在一种渐趋开放的环境中开始获得发展壮大，贵族制向民主制的转变已是大势所趋。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转型时期，托克维尔是幸运的，时空交错的生存处境与敏锐深刻的感悟和把握能力让他发现了社会变动转型时期值得引起人们关注的重要的经济问题，并把这些经济问题在与其他社会问题的复杂关联中很好地呈现出来。企业家精神是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新世界经济获得发展的动力来源。托克维尔认为，这种企业家精神，体现为不安于现状、冒险精神、大胆的创新意识、持久的创造力。这种企业家精神并不是内生于封闭的经济体之中，而是渗透于美国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即不是个人主义的而是深深植根于国家的公共文化之中，并成为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的经济行为的社会习俗。“美国人随时随地都必然是热心于追求、勇于进取、勇于冒险、特别是善于创新的人。这种精神都真实地体现在他们的一切工作当中。他们把这种精神带进了他们的政治条例，带进了他们的宗教教义，带进了他们的社会经济学说，带进了他们的个人实业活动。他们带着这种精神到处去创业：不管是到荒山老林的深处，还是到热闹繁华的城市，莫不如此。”［2］471这种企业家精神内涵的进取意识和个人奋斗精神并不能简单转化为对财富的无休止追逐和个人私欲的无限膨胀，企业家精神中内生着一种审慎的节制和道德上的自我约束，这有点类似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都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这一点当然比仅仅鼓励资本积累重要得多。它对于这种生活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它发挥了惟一始终如一的影响。它守护了现代经济人的摇篮。”［3］这种企业家精神涉及到资本主义时代个人的社会角色认知和自我理解，充分体现了资本扩张冲动与伦理道德约束之间的张力，对于节制个人无休止的逐利行为、维持社会的协调繁荣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民情习俗是托克维尔认识和分析经济问题的重要视角。这种民情习俗是维系个体经济行为和社会持续繁荣的文化根基，从根本上体现了经济问题的社会属性，也是我们能够将经济问题与社会其他问题加以综合考量的基本前提。托克维尔大概区分了三类习俗：心灵的习俗，即价值和习惯；头脑的习俗，即头脑思考的方法和公共舆论；身体的习俗，即身体惯常的规则和技巧［4］。这三类习俗对经济的影响各有侧重，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中运用这三类习俗分析了造成法国和英国经济现状的各种原因。在托克维尔来看，与习俗相比，制度的作用相对次要，因为是习俗在背后支撑和维系着制度的生成和作用。制度体现了个体理性算计基础上利益博弈的契约生成，一般带有明确的指向性；习俗作为一种社会氛围则更多地包含了一种社会集体的无意识，展现的是生活世界的存在维度。在托克维尔看来，社会经济的稳定有序来自于制度与习俗的紧密的、持续的整合。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经济行为从作为整体的社会行为中突显出来并急剧扩张，这使得针对相对封闭的经济领域的经济制度难以单独有效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将更具奠基意义的习俗放于优先制度的位置不失为明智之举。社会贫困及其化解是托克维尔经济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托克维尔看来，贫困问题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必然要造成的，换言之，贫困问题是无法避免的。通过19世纪30年代英国和爱尔兰的旅行考察，托克维尔完成了两篇济贫法报告，不仅讨论了当时救济穷人的必要性，而且指出了救济手段的不足和危险性，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究竟应该如何实施贫困救济。他认为，一般有两种缓解贫困的策略：一是个人慈善，即个人出于自发的同情心而自律地作出完全不计回报的帮助行为，这是一种更人道、更道德、更有效的方式；另一种是法律慈善，即政府利用法律形式通过强制手段来实现的救济贫困的公共行为，这种慈善具有理性化、非直觉、非情感的特点。托克维尔更倾向于个人慈善，因为法律慈善面临的困难是政府很难区分值得接受救济的穷人与不配接受救济的穷人，以及遭受不应当受的苦难的人与遭受由罪带来的困境的人，而且，这种法律慈善可能会让贫困者产生依赖心理，放弃了自身的独立奋斗，生活在一种既没有盼望也没有惧怕的状态之中；与之相比，个人慈善能很好避免上述不足，并通过非制度化手段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关照，培养社会整体的独立感，促成一种健康积极的社会互动关系。民主消费问题也是托克维尔经济思想中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化消费是从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激情中衍生出来的，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舒适，不同于贵族时代对奢侈的热衷和爱好。在社会民主化的大背景下，经济资源为少部分人垄断的状况正在被打破，贵族时代只有富人阶层才能承担的物质需求也开始为普通社会民众所拥有。他还讨论了民主时代的消费心理问题，民主时代的穷人和贵族时代的穷人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可以从富人的视角来看待经济问题并能够由此引导自己的消费行为。他认为，这种状况与人心中的嫉妒和欲望情绪被释放直接相关，原有的阶级差别、身份殊异带来的心理认知差异正在被日趋平等的社会发展趋势所涤荡，于是消费心理乃至消费行为的趋同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思想他者的中国意义
生活在19世纪的托克维尔依然具有强大的时空穿透力，积极挖掘市场经济的文化底蕴，将经济问题融入社会民俗大背景之中加以理解，努力从多个角度实现社会贫困的化解，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予以观照的重要问题，对于处于21世纪崛起中的中国而言尤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当前我们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从量到质转变的关键时期，市场在整个资源配置中的角色与作用正在发生从基础性到决定性的根本转换，这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而决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领域中的一个问题，势必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将带来全方位的社会变革。真正带着问题意识深刻理解托克维尔对社会转型时期经济问题的思考，将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进程，为顺利实现和谐转型和科学发展贡献实践智慧。要把市场作用的提升融入到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之中来看待，积极培育立足传统、着眼现实、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的市场文化。市场主体是人，人是文化存在物，在文化传承中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发展，并由此推进基于彼此交往而生成的经济社会发展事业。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在深入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重农抑商”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阻滞力不可忽视，它已经深深渗透到社会最广大民众的血脉之中。尽管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年，但我们距离真正完善的市场体系尚有很大的距离，在这其中培育具有真正独立意识的市场主体至关重要，也就是说重要的是要实现作为市场基本构成的个体的人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从而形成对市场经济具有根本意义的真正的权利主体意识、群己边界观念、责权对等思想。要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抱着未来意识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剔除其中影响人的现代化发展的消极因素，挖掘其中能够促成市场健康发展的积极因素，避免西方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原子化个体所导致的社会信任感和责任感缺失的问题。要把市场作用的发挥与政府的管理职能厘定清晰，努力探索市场与政府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最佳结合点。市场经济依赖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实现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引导生产效率和社会效能的提高，在优胜劣汰中实现各种经济要素的推陈出新，从而赋予社会整体发展以源头活水。囿于市场经济中人的理性逐利和信息的不对称，有可能会在市场无序化的进程中带来社会整体的不和谐因素增加，进而严重影响到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在此，政府的调节作用就显得尤其重要了。“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5］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政府完全放任市场自发作用，也不是完全放弃自身的监管和规范责任。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作为“看得见的手”的政府引导形成一个规范有序的法治框架，而不是靠行政手段过多的干预甚至打断市场的进程。在提升市场作用的同时，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要强化制度意识和责任追究意识，建立为市场服务的长效机制，以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活力与秩序共生、共融、共荣。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在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同时，要积极促成健康稳定的利益协调机制。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分化问题严重，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现象不可小视，作为政府而言必须承担起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责任，让付出与回报形成良性关联，引导社会财富合法、合理、合情流动，化解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各种心理因素，保证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协同发展。托克维尔处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变革时期，而我们当下的中国社会也是如此。经济的人文意蕴、市场的文化支撑、政府的社会责任、个体的协同意识等真知灼见在警醒着我们当下处于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变革中的每一个人该如何去全面看待不断成长中的个体自我、迅速发展中的中国市场经济、急剧变革中的中国社会、日益多样化的未来世界。可以说，托克维尔依然是我们同时代人！
作者：谢丽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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