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冰雪的历史思考

(一)

1936年2月，一个冰封雪飘的日子，在晋陕高原的黄河渡口，一支万余人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正准备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时任这支队伍的总政治委员。这是一次大的战役行动，从准备渡河到突破河防，以及渡河后的战略方针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次行动史称“红军东征”。

后来，时任这支队伍总司令员的在自述中记下渡河前的顾虑。他认为部队长征的大疲劳还未恢复过来，且只有1.3万人。他担心渡河受挫，还担心部队渡河后，的中央军会迅速人晋，对红军实行包抄围逼，使红军重新陷入无根据地作战的境地。因此，基于长征中的痛苦教训，他提出渡河是必要的，但要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要保证东渡部队在必要时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说，你去绝对保证吧，我绝对保证不了。他们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的确，红军东征是一场胜负未卜的战役，起码不是一次千军竞发的壮阔进军。但坚信身处陕北贫瘠之地的红军，虽然力量微薄，却承担着民族革命和国家振兴的历史使命。长征到达陕北时，中央红军只剩下几千人。但可贵的就是这几千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境遇，却始终高扬着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凝聚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这样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水平，代表了民族，代表了时代，而作为红军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则站在了历史发展的最前列。长征的胜利使一直在苦斗中探索的共产党人更加坚定了革命成功的信心，则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的历史实践中找回了民族精神的方位，并逐渐使它成为全党的奋斗方向。这就是对内部构造的革命，激活内在的创造力。这时，对民族主体性的思考定位，正在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反思。在探寻一种把握中国社会的认识论，总结一种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思想方法。《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样宏篇伟制的理论创造正酝酿于他的胸中。一个伟大时代就要来临，这就是中华民族掌握自己的命运，独立自主地完成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复兴。这是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如此宏大的理性构建必然伴随着感性生命力的激越澎湃，哲学想像的空渺深远直通着诗词灵感的电闪雷鸣。

70年前的一场大雪来了。这是我们今天已很少见到的大雪，那种浑莽扑朔简直要覆盖一切，包括你的感知。如果沿着中国文化的想像踪迹走，会产生孤寂怅寥的禅意，或者是边塞诗歌的寒苦苍凉，或是雪落弓刀的鞍马豪情，或是雪月下的酌饮之趣，雪晴时的旷放冷清。

站在陕北高原上举目眺望的，眼前这场大雪接通了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时空隧道。雪，雪景，雪的意象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产生了横空出世般的感应，大地间深藏的潜能被激活，所有的物象因为雪而迸出空间的美色和跳跃奔驰的生命意志。北国、长城、大河、山峦，这些厚重恒大的物象涌集而来。这些字眼在别的诗词中可能会直露、勉强，连用会显得失重、空泛，气势不接。而在手中，这些物象组接排列得那样好，发自于山河本原的野性和谐，起链接作用的就是雪的精神、雪的生命犹嫌不足，诗人又请来“天公”、“晴日”，境界大转，从周天旋转的飞动到静美如初的恬和，从凛冽刚劲的冰雪世界到妖娆多姿的红装素裹。多大的跌宕，只在倾刻间就完成了。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触发诗人灵感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民族精神主体性的时代命题。古典诗词因为负载了这样大的命题而张开了从未有过的格局和潜质。时空的风云，在那场大雪中强劲地拢聚在晋陕大峡谷的上空，凝重的朝代风色，深邃的思想累积，漫长的人物流云，沉重的历史，同飞雪江山一同飞舞起来，凛冽的感性想像从烽燧津渡、山河关防中攫取着对历史的唯物主义透视与鸟瞰，在雪野江山中徘徊着的幽灵被诗人捕捉到了。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样恢宏的国度，这样雄壮威武的气派，有过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度、这样的杰出人物和没有过是大不一样的。这样的气派和同度的生命力全在于文明的继承和振兴，因之开创了朝代延续的辉煌历史。但文明的封建性质却没有改变。皇权的一统天下，以儒家为主的统治思想，一个两千多年不变的封建文明。这样点出历史上五位杰出的帝王，关键在于极精辟的评点，以“稍逊”、“略输文采”这样典雅、蕴藉的词句轻轻摇曳而去，不见惊风密雨，没有繁证琐引，大气磅礴的史论波澜就这样过去了。在这里，、文采，是一种特定语序，旧的辞章中注入的是新的内涵。读者感到的是现代思想的蓬勃生机，对照后文，就可感到“略输文采”、“稍逊”决不是指文章道德、词赋经济之类的旧文化意象，具体指向就是更新和创造文明的能力。

就诗词而言，江山之思、咏史怀古之作，因为题目阔大、思绪苍茫，最易落人感伤哀怨，故而形成虚空落寞的情感陷阱。历史上许多豪放旷达之人，也不易走出这一迷局，区别仅在于谁的慨叹更新奇更别致幽怆。《沁园春・雪》对上面所说的诗词套路是最快意的颠覆。最后三句最见功夫。“俱往矣”，轻松下面有多大的力量，整个历史都揽在手中，随意评点，又轻轻一拂，都过去了。这又岂是羽扇纶巾、登临送目的姿态可比。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点睛之笔，是一个崭新的文化意象，也是一个恒久的历史思考。“还看”就是一个生机无限的发展过程。这样险峭的语势高擎起的就是时代的主题。人民的时代，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到了，这是民族复兴的关键所在，表现了诗人掌握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自信，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社会变革。这是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先进人物在外来文明冲击下产生的文化自觉，是沧海横流中独立自主的大中华意识。在中国革命的每个重要关头，都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砥柱中流的作用。1958年，诗人自注：风流人物是指无产阶级。即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三座大山的人民革命。这是过去时态的主流话语，这套话语曾系统准确地解释过那天翻地覆的革命转型期。

雪词之后开始的抗日战争，它的精神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气概，它的每一步胜利都表现了高度的自主性。八年抗战中统领战略先机的政治军事问题都由中共方面提出，八路军、新四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内最大的敌后战场，在敌占区建立了大片的人民政权。在延安发育成熟的新民主主

义意识形态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模式显示出强大生命力，表现出民族复兴的方向和楷模，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延安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延安创造了廉洁、务实、公正、民主、高效的政府作风，社会呈现出和谐活跃的政治形态和经济秩序。这个模式将会推向全国。中共在延安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弥合了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与东方思想文化的巨大差距，度过了磨合期。中国社会的诸种难题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方法得以解决，中国社会将借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形态来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跨越。

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力，就是对“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注释，他在解答中国历史设立的这道历史难题。这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革命方式，这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根本问题。历史的真实是对雪词最本质的应答。

(二)

雪词的面世，更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奇观异景真是让人目不暇接。当然反角是在无意中促成了这样的佳话妙传。国共两党刀光剑影、唇枪舌剑的斗争有了这样一段充满文化魅力、撼及每个中国人诗词情结的交锋。在人类历史上也鲜有这，样具有文化特质的政治交锋。当然，这一剧目的帷幕是拉开的。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重大的选择。早在1943年就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仅听书名，便可知他是在抢夺这个问题的发言权。但他在书中没有回答战后面临的社会转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即政治改革问题。在抗战的历史大潮流中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处处显示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适应。它虽然领导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但它却不能顺应因之而产生的进步要求，它不能限制大官僚买办资本的家族集团及上层权贵对国家利益的侵吞与损害，不能对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做出相应的改革，不能对落后的国家体制及执政理念进行革新，而被动地承受着时代进步对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政权的挑战与冲击。

回答关于中国命运问题的著作是《论联合政府》。这是指明中国社会未来发展雏形的扛鼎之作。回答的是中国社会面临着的迫切问题，即两个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和黑暗的中围之命运。一个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一个是分裂的、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就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向全国人民阐明中共的纲领、政策，回答谁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以及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可以说，中共以自己的革命实践形成的现代国家形态的理论思路已经成熟，它代表了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思考的最高水平，既回答了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共整体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质量。

它同时表明，中国革命不仅要走自己的路，而且要有自己的理论系统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作为长期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在这套精密深邃的理论系统面前显出了隔膜和疏漏；当时中国政治家及民主主义者面临的思想困惑，西方观察家们不能透视和理解的中国问题，都被以为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看到了，抓住了，破解了。

重庆谈判是国共两党在桌面上的交锋。这之前中共提出了“废除，召开各党派会议，组成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顺应历史的最新要求，得到众多应和。中国知识界和“第三种势力”也正在把希望的目光投向陕北。在重庆43天，10月11日离开。10月7日，在酬答柳亚子索诗时即席抄录了写于10年前的这首雪词。随后报刊上爆发了一场诗词大战。知雪词者莫如柳亚子先生。而当的骂人之作，鸦噪蝉鸣般地一齐涌来时，柳亚子针对高层的一位旧友妄说雪词“帝王思想”的言论，写了一篇《答客难》，其中有一段极精妙的答辩：“是一个政党的领袖，人民的领袖，自然的领袖。口气阔大，不同于勾章揪句的小儒，这是无可凝疑的，人家看见他引了‘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还有‘成吉思汗’，便以为他有帝王思想，这完全是狗屁不通的话”。“20世纪是人民的世纪，只有人民的领袖，没有反动的皇帝。菲唐薄宋，不正是毛润之伟大的表现吗?《沁园春・雪》说得好：‘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是正告一般所专制的寿数已终、人民的世纪开始吗?”

重庆谈判结束，一场以雪词格调为基准的诗词竞赛在报刊上拉开，一时潮流所向，政治谈判倾刻间成为一场文化较量。自恃有旧学耆宿、酸丁鲁人轮番上阵。但雪词中大时代的玄妙又岂是这样的人能够解得?这一点，内的有识之士看到了。重庆谈判后，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与cc派头子陈立夫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胡健中说，我们要领导这个时代，领导潮流，领导不了潮流是危险的。陈立夫说，我们有那么多地盘，那么多的军队，领导那么多的人，共产党有什么?政治斗争靠的是实力。胡健中说，我们只是领导了一大群人，可是没有领导这个时代。

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的七人访问延安应当是拿出雪词的外因条件之一。其中黄炎培离延前向提出朝代更迭“周期率”的问题，担心中共诸君能否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当时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有名的“窑洞对”，两人的问答其声铮纵，至今如雷贯耳。

雪词和雪词的发表，留下一个个历史的沉思。这个沉思联结着历史，也折射着当今，当然还要从整个时代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不断的解读。

(三)

距雪词写作的时间70年了，这之间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可以说，雪词的精神之所以能穿越各个阶段，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体性的确立，始终是时代的最强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找回中华民族的精神坐标，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自强自立。这种精神不仅照亮了中国革命过去走过的道路，在今天，仍然解构着我们面临的诸多困惑。

全球化与民族化，外资的大量涌入和民族的主体经济，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招商引资的特殊政策和本国企业的式微，商业化覆盖和人类原生态，消费主义与节制节约，平民权利与金钱万能，保守主义和与时俱进，个人主义的宣传与极端利己主义的生长，科技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对立，西方化浪潮和民族主义的消解，战争与和平，恐怖主义与大国政治，文明冲突与强权霸权……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进步，但它以攫取最大利润为终极目的的行为准则也给世界带来祸端和无穷的麻烦，极端利己主义消解腐蚀着各种文明的道德体系；科技化浪潮给生产带来繁荣，但却给世界整体环境带来破坏；由西方制定的先进与落后

及其他一系列标准一再地扼杀着其他族群应该尊重应该保护的文明因素，而一再助长着人性中贪欲和恶行的膨胀；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和一部分人穷奢极欲的享乐主义的发展；法制的确立与法律之外的灰色地带及潜规则的恶性运行；体育的金牌主义和体育精神的失落；医药改革与医疗公平的大倒退；收入改革和按劳分配公平原则的颠覆；教育改革使越来越多的人上不起学……以上这些矛盾和问题都亟须我们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标准，自己的道德评判和价值方式来解决。妄自菲薄，一古脑儿掀翻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教训，自己的历史，以为自己的过去大都是落后的，崇洋，盲目地以别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脚步。我们也许该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独立自主，自立自强”。

仅以发展中国家企盼已久的外资引入和市场化而言，西方经济体大力鼓动发展中国家实行彻底的市场化，但同时却关起自己的市场大门，或是处处设防。看一下我们的贸易比差，就可知西方资本大国鼓吹的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时代远远没有到来，而我们却比谁都“市场化”了。外资的引入也是一把双刃剑，解决了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问题，但带来的隐患却也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土地水源空气的污染成为今后百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治理问题，资源被过度消耗，获取的利润却很低。国外投资者能够享用廉价的地皮、资源，尤其是奇低的劳动力，而利润的空间却成倍地增长，但外资在一些国家却可以享有技术永远不转让的特殊条件。这样，一些看起来引入了大量外资的国家，仍然会长期处于提供廉价劳力和资源的落后行列。

这些问题的出现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意识的缺失有很大关系，一提设防就怀疑是保守，是排斥先进的技术，是思想不够解放，胆子不够大。老是觉得自己不行，计划经济走了弯路，要改革就要把以前的经验丢开。这样的概念陷阱与思维误区一再地蒙蔽民族主体性。许多人仍陶醉于数字的增长，而舍弃“增长”的内涵。这些都是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与党的十七大精神不相符的。

这让我们想到那一代领导人，建国初始就全力搞主体公有经济，几代人勒紧裤带苦干几十年，为进入世界竟强行列打下了必不可少的经济基础。没有这个高积累过程，没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政治基础，中国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今天。新中国头28年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七八十年才能完成的过程，况且这28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帝国主义封锁打压下顽强拼搏出来的。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我们有了与世界尖端科学相比匹的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并具有了与之相应的基础科研能力和人才储备。

以上说这么多，就是试图用雪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照当前的一些问题。的精神世界为雪词的历史思考提供了最直接的诠释和佐证。尤其是历史走到今天，的人民意识、群众观点，艰苦朴素的自律精神，一心为公，不谋私利，严格要求子女及亲属；平等待人，尊师爱友，谦虚谨慎，勤奋好学等等，这些伟大的人格风范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强调“两个务必”，就是在弘扬等伟人留下的精神风范。这哪一点能与“帝王思想”挂上钩?

对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份答卷，就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提出及其终生的履行，这是大智慧，是人类思想的高峰。他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起点提得很高。他在领导岗位上紧抓不放的都是关乎群众的事，教育和卫生，收入分配与福利共享，缩小收入差距，消除三大差别，勤政爱民，廉洁公平，节约俭朴……这在经济并不宽裕的年代里都办到了。直到今天，现实还在证明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大命题。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在哈佛大学发现美国最先进的企业管理思想中，大量参引了于20世纪60年代主持制定的《鞍钢宪法》。他们认为里面集中了工业文明以来先进因素的核心，就是“人的价值”和“科技改造的自主性”，以及“三结合”的组织方式。在农业上，一直主张大农业大集体的管理方式，这简化并解决了过渡时期的许多问题。在那样的条件下，中国农民用自己的力量兴修水利、道路、梯田，兴办学校、合作医疗等，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决策打乱了霸权主义强国构建的世界秩序。中国当时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及其策略，中苏论战、中国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计划和项目、援越抗美、抗美援朝、反霸权主义，都是国际战略的大手笔。当时人们只看到政治上的意义，今天从经济上看也是大手笔，我们现在的发展正是充分地享用着当时打开的空间。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打破大国封锁、走向世界的日程就已经排好了――进合国，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建交，到1976年逝世前已和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的目光首先跳出了冷战思维，在美、苏两大集团还深陷冷战格局时，中国的国家力量已经抽身为冷战后的形势铺路了，这一战略决策为中国赢得了至少20年的发展时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时间越久看得越清楚，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决裂，就是为了独立自主地寻求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发展空间。如果跳不出那个由超级大国控制的圈子，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就不会结下那么多穷朋友、铁哥们。这一点，连都翘大拇指。顶住美国的封锁、颠覆和破坏，在朝鲜、越南两个战场用人民战争打败了美国的军事侵略，美国在亚洲的殖民政策彻底受挫，不得不采取退势，十余年不敢再舞弄枪炮，惹事生非，和中国闹别扭。这十余年就是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期。回想当初美国在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冷战中陷于两难时，轻施妙策，像填词作诗一样轻松自然，就把对方从大洋那头邀进他的书房“来谈一谈哲学”。素来敢碰硬的，强的，但他并非好战，而是在世界上广结善缘，扶助弱小。对跟中国过不去的，有理说理，决不偏离反霸权的大方向。比如中印边界，对方闹得不行，他只用几个师的兵力，一仗打赢，马上撤兵言和，从此平安无事多年。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清洗中华民族在近代所遭受侵略的耻辱和一些人骨子里崇洋的奴才相，都是为了打破强国和强权对新中国的封锁、控制、垄断、侵略。他表现出的高贵气节和磅礴气势就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形象，这样的精神力量对曾经饱受屈辱的民族心理是一个根本的改变，是从精神上“站进来”。这种心路历程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才是“民族魂”，什么才是泱泱大国气派，什么才是今朝风流。

说到底，以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理清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吃透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真理。这是民族复兴和国家振兴的根本途径，所以，他们才这样倾其毕生地追求，洒鲜血、抛头颅、舍家撇业都在所不辞。雪词就是代表一代共产党人抒发的时代壮歌，是在沧海横流中寻找回来的民族精神的主体性和自觉意识，这样的精神主体性和文化自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科学运用。它解开了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困局，是留给今天的十分珍贵的精神遗产。它让整个时代受益。直到今天，思想和他的理想追求仍然是一座精神的高峰，一个本体坚实而基础深厚的时空坐标。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偏离这种民族精神的主航道，不要失去自主性。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浪，发生什么样的偏差，我们党都可以纠正，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责编　肖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