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倡导的乡村教育运动，核心是通过在农村推行“四大教育”来实现“民族再造”之重任。他在充分调查和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关于解决农村、农民问题的真知灼见，对当今现代化建设仍有诸多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 晏阳初 乡村教育 运动 借鉴
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世界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改造运动的倡导者与实践者。1943年，他与爱因斯坦、杜威等人被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20世纪30年代蔚为壮观的乡村教育运动更有其开先河之功。他在乡村教育方面所做的一些有益探索，对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一、乡村教育运动的概况
(一)时代背景
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不断、匪患遍地、自然灾害频发，广大农村遭受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双重压榨，农业生产萎缩，农民生活恶化，农村经济濒临崩溃，“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1］P209。在这种背景下，不少忧国忧民、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纷纷走出“象牙塔”，深入农村探索“振兴农业”、“拯救农村”的道路。
晏阳初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只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终究是治丝愈棼，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今日中国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的问题”［2］P67。这个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严重、都根本”，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那么对于其他问题的一切努力和奋斗都是白费力气，自做牺牲。而中国是“以农立国”，85%以上的人口是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其“蕴存着无限的力量，是复兴民族建设国家的根本”，农民的智慧不开发，农村不发展，中华民族就不能真正繁荣富强。乡村教育运动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兴起的。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使农民祖祖辈辈受苦受难，不能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也不是他们缺乏才智，而是‘无教’，他们是中国最大的‘脑矿’。我们搞平民教育就是在开发‘脑矿’，开发民力。”［2］P325中国的乡村教育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
（二）主要内容
1、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在乡村教育实践中，晏阳初从一开始就注重从农村社会的现实出发，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案。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他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和农民们一起劳动和生活，在农村要“换上一副农夫眼镜去观察问题、解决问题”［3］P221-222。只有这样，乡村工作者才能感受到农民的痛苦，了解农民的需要，从而更好地为他们服务。为此，晏阳初亲自携妻将雏迁到河北定县的农村从事乡村工作。在他的倡导下，一大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留洋博士，纷纷舍弃了城市相对舒适的生活条件和优厚的待遇，以“宗教家”的奉献精神投身乡村教育运动，时称之为“博士下乡”。这种首开风气之先的壮举，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的封建官本位意识的彻底决裂与超越。
通过调查，晏阳初认识到，“农村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最基本问题是农民普遍存在愚、穷、弱、私四大病害”［4］P54，这是中国农村贫困落后的原因，也是中国衰败的原因，有这些基本缺点，任何建设事业都谈不上。
2、推行四大教育。晏阳初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四大病害”，就须实施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农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穷，培养农民的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农民的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农民的团结力”［3］P434。只有具备了这四种“力”，才能在国家将亡的今日有救国图存的能力，才能在这“唯力是视”的世界谋生存。文艺教育，是从文字与艺术教育入手，使农民认识基本的文字，得到求知识的工具，促进文化生活，并能了解和欣赏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为此，晏阳初带领大家根据定县农民的文化情况，先后自编了多种通俗易懂、实用性强的教材，并开展民间绘画、话剧、戏曲等文艺活动，来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生计教育，是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村工业各方面着手，以达到农村经济建设的目标。把文化教育与科技的传授融为一体，使教育内容、方式、途径尽可能结合农民“生计”之需要。在实验中，兴办农场，推广先进技术与良种，组织合作化，创设了实验巡回生计训练办法，其中分“生计巡回学校、表证农家及实施推广训练”三个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产教育制度；卫生教育，一是改善和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将治疗和预防结合起来；二是建立一种适合农村需要的卫生保健制度。晏阳初在定县普遍宣传卫生知识，建立了由村到县的医药卫生保健组织和制度；公民教育，是要“激起农民的道德观念，施以良好的公民训练，使他们有公共心、团结力，有自决自信、公是公非的主张，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政治道德”［2］P56。在实验中，他们编写了《公民道德根本义》、《公民道德纲目》等公民教育材料，来进行农村自治与公民活动的指导。
3、采用三大方式。晏阳初认为，实施“四大教育”应采取“学校、社会、家庭”三种教育方式相结合，其目的是“使整个社会尽是教育的环境，以免一曝十寒之弊害”［2］P80。学校式教育，是指面向青少年的“平民学校”和面对初级小学年龄阶段儿童的“村学教育”。各个学校都根据学生年龄阶段的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平民学校分为初、高两级，初级学校以识字为主，教学中广泛使用挂图、幻灯等工具以方便识字，还采用“导生练习法”，以学生教学生的方式，最经济迅速地普及教育，弥补教师不足的缺憾；高级学校是为提高初级学校毕业生而设，以提高“四大教育”的知识力为主，不为升学。此外，为使农民获得生产和农业技艺，还设有生计巡回学校，按一年中节令时序分别安排植物生产、家畜殖育、农村工艺及合作训练的教学；社会教育，是向一般群众及有组织的农民团体实施“四大教育”的一种方式。它可以“因地制宜、因人设施”灵活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以弥补学校式、家庭式教育范围固定的不足，如组织读书会、开展演说比赛、成立合作社、举办农产品展览、修路、禁赌等等；家庭教育，是一种联合各个家庭中地位相同成员施以相当训练的特殊教育形式，多与社会教育联合进行。主要方式是组织各家的户主、主妇、闺女、幼童等分别集会，研究有关家庭的实际问题。
毋庸置疑，晏阳初推行“四大教育”、“三大方式”的主张存有严重的缺陷。但如果因此而给予全盘否定，也有失公允之处。首先，晏阳初提出“四大教育”、“三大方式”的主张，反映了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强烈爱国热情和深沉的忧患意识。尽管没有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但他们身体力行，努力投身于乡村教育运动的实践，“是民族责任感的具体表现，是有进步意义的爱国行为”［2］P404。其次，晏阳初的乡村教育实践，虽没有彻底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现状，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实验区文盲人数明显减少，医疗卫生状况得到初步改善，一批优良农作物品种得到推广，农业合作社以及其他公益性事业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再次，晏阳初的“四大教育”、“三大方式”理论，已突破“就教育论教育”的模式与单纯强调从教育入手改造社会的局限性，是一种“大教育观”。他主张乡村教育和建设应该是“相依并进的”，“在乡村办教育若不去干建设工作，是没有用的……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2］P53认为乡村教育运动“不是零零碎碎，而是整个体系；不是枝枝节节，而是统盘筹划”［2］P329-330的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强调乡村教育、经济、文化、卫生、道德等同步进行，“学校、家庭、社会”三种教育方式相互配合，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属一种创新，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二、乡村教育运动的启示
曾经兴盛一时的乡村教育运动，终因日本侵华战争和内战的漫延而告终止。但晏阳初数十年的乡村探索、实践和实绩，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和借鉴的问题与启示：
(一)以“改良”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晏阳初的乡村教育运动，是一场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由爱国知识分子自下而上发动的、采用和平手段的社会改良运动。正因其改良主义的性质，使他看不到农民“愚、穷、弱、私”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5］P426，故未能达到“复兴农村”的目的和实现“民族再造”之重任。但这并不是“空而无用的”，实际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旧中国，只要是在实现现代化和社会进步这个目标下，许多政治改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改造中国的问题，仍然在某些方面起过有益的作用”［6］P480。晏阳初为首的一批乡村建设者“主观上是企图改革中国乡村，而不是为着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甚至不是为着个人的金钱和地位，而是为着追求光明在农村艰苦地工作着”［6］P481，他们的精神和取得的实绩是值得肯定的。今天我们提倡的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及时疏导矛盾，化解冲突，以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满足人民群众的社会需要，这也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改良，是一种对现行体制的完善。因此，乡村教育运动在当今社会转型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圣铭言，一直是晏阳初从事乡村教育运动的根本信条。“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国势强大而人民衰困”［2］P322。正是由于认识到了“农为国本”的重要性，晏阳初才矢志不渝地投身于开发亿万农民“脑矿”的“固本”实验。今天，尽管中国农村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农村苦、农民穷、农业弱”的状况依然普遍存在：在“城乡对立的二元化格局”下，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的主动权、支配权至今仍没完全落实，农民失地现象时有发生；农村医疗保健体系仍很不完善，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相当突出；农村虽已实行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但农村孩子因贫辍学的情况仍不在少数；农民的经济合作组织仍不健全，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这些已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的瓶颈。面对尖锐复杂的现实，我们的确应汲取乡村教育运动中的有益探索，来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三）注重培养“农民自觉”的能力，实现三种力量的结合
“乡村问题的解决，自然要靠乡村里的人为主力。我们组织乡村的目的，就是要形成这解决问题的主力”［2］P178，若不培养“农民自觉”的能力，乡村里的人自己不动，等待人家来替他解决问题，那是不可能改造好乡村的。知识分子到民间去，不是包办代替，而是“启发教育农民，激发其主人翁意识，培养他们自发自动的精神”［2］P332。今天新农村建设的主力依然是中国八九亿农民，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任何优良的“制度安排”和“专家建议”都将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新农村建设也不可能取得真正成功。历史经验表明，在乡村建设中，“农民主导、知识分子指导、政府领导”三股力量的有机结合是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四）乡村教育应注重科学性、实践性，真正适应“三农”的要求
晏阳初认为，乡村工作者“更重要的是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精神”从事乡村工作，既不墨守成规，也不生搬硬套盲目模仿外国，而应从本国实际出发，注重农村社会调查，来建立符合国情、为全民所有的新教育体系。为此，他号召知识分子“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平民解决问题”［2］P324。众所周知，农民是最讲究实惠的，看不到效益就不会主动介入，若不了解农民的真实需要，乡村教育就不可能收到实效。因此，他反对“坐而论道的空谈”，提倡“扎根于民间，与平民共同生活，共同工作”，［2］P419这充分体现了晏阳初力图使乡村教育走中国化道路的务实求真精神。面对当今农村、农民、农业的多样化需求，农村教育也应坚持“以农为本”，立足现实，不断完善其教育内容、方法和手段，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中国现代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2］宋恩荣．晏阳初文集［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3］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4］郑大华．民国思想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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