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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董其昌《东方朔答客难并自书诗》（局部）

黄惇/文

在17世纪初期的中国书画史上，董其昌（1555—1636）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大家，在书法和绘画以及书画学术上都有卓越贡献，影响深远且广泛。他的山水画与书法在当时独领风骚，迅速取代了嘉靖时期风靡的吴门画派和吴门书派，使艺术重心转移到松江地区，成为云间书派（云间为松江古称）的核心人物。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明代著名书画家。学者称其为思白先生。因其官位，也称董宗伯。此外，他的斋号还有：玄赏斋、画禅室等。

他本是松江府（今上海）人，应试时跑到邻县华亭去参加考试，占籍华亭，因此自称华亭人，世人也就称他为“董华亭”。董其昌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历官多种，最后做到南京礼部尚书，官至从二品，在明代艺术家中官职堪称第一。卒后谥号“文敏”，故后世也称其为董文敏。

在17世纪初期的中国书画史上，董其昌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大家，在书画及书画史论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影响至深广泛。 他的山水画和书法在当时风头无两，并迅速取代了嘉靖时期风靡的吴门画派和吴门书派，使艺术中心转移到松江地区，成为云间书派（云间为松江古称）的核心人物。

董其昌像

谈到董其昌的书法，他并不是以童子功闻名的。十七岁那年，他参加松江会考，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卷时，原本将董其昌列为第一名，但嫌其书法太逊，而最终使其屈居第二，同考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因此列为第一。

此事对董其昌刺激很大，他开始奋发练习书法，从颜体入手，追溯到钟繇、王羲之，从而步入书法正道，并在书法道路上越走越远，愈加精深。

在他二三十岁时，曾在金门隐居十年，主要是在嘉兴项元汴家做馆师。这十年中，他尽览项子京家藏真迹。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居士，亦精通书画，是明代著名藏家。

我们今天所见的许多重要历史书法作品，大多曾经被他收藏。 在此十年中，董其昌如同进入一个巨大的博物馆，尽情饱览、临摹和欣赏，他的书法技艺因此大有提升，并具备了鉴定书画真伪的能力。中进士后，曾留翰林院，又能见到翰林院馆师韩世能的众多藏品，这进一步提升了他的书法造诣。

许多知名藏家知道董其昌擅长鉴定，都千方百计找他过目题跋。董其昌则借此机会临摹学习。这种特殊的鉴赏和临摹真迹的经历，造就了董其昌的成功。我们今天还能在陆机《平复帖》、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张旭《古诗四帖》、杨凝式《韭花帖》、米芾《蜀素帖》等历代名迹上见到他的题跋。

〔北宋〕米芾《蜀素帖》上的董其昌题跋

从三十多岁到中年期间，董其昌酷爱禅宗，在他的论书文章中，常常能读到他“以禅喻书”的闪光思想。比如他学书崇尚顿悟，于是称“吾书往往率意”。

他反对形似，而强调神似，于是在临摹古人书法时云“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他提倡“吾神”，即具有个性的创造，并将“吾神”的获取过程比喻为“哪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

他在书法追求上，还强调“淡”，不喜浓艳，并借用苏轼的话说：“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他总结书法史只有三个字：韵、法、意—晋人取韵，唐人取法，宋人取意。此书法史观对后世影响深远。

元代赵孟頫被董其昌视为一生要超越的对象，董其昌一方面赞美赵孟頫为“书中龙象”，一方面又批评赵孟頫的字过于秀媚，但其晚年看到赵孟頫所书《黄庭内景经》后曾自叹不如地说：“乃吴兴（赵孟頫）生平神品，颇恨晚而获见。唐人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东方朔答客难并自书诗》卷中的味道似乎也带有些赵孟頫结字扁阔的影子，或许印证了董其昌晚年某一时期的真实心态。

董其昌的《东方朔答客难并自书诗》，纵26厘米，横334厘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此卷分两部分，前部为《东方朔答客难》，有乌丝栏共69行。无年份款识。后部接着董其昌自书的《朱云来太常园中，八月梅花大开，诗以表异》，风格与《东方朔答客难》完全一致，末款署“戊辰八月晦，其昌”。

可推知《东方朔答客难》也是在同一时间完成的。戊辰，即崇祯元年（1628），晦指农历每月最后一天。此时董其昌已是七十四岁的老人。

《东方朔答客难》为历史上名篇，东方朔所作，其中“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等句已经成为流传甚广的成语。全文八百余字，这在董其昌作品中属于少见的长篇。

此作品精神饱满而稳健，锋势具备、用笔流畅，气势贯通，无丝毫倦怠之意，不像是一个七十四岁老者所作，也和他晚年其他作品面貌不同，是其晚年创作中少见的长篇书法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