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天机》，作者是著名作家王蒙，2012年6月第1版。
这本书的封面值得称道，书名使用了华文中宋字体，粗黑色的方框让你感觉就像中国的传国玉玺一样；腰封上写着7个大字：我要跟你讲政治，周围是一段重复的话：不可泄露？更费思量。一点即透，一拨就爽。千条万绪，自有主张。忧患元元，眼睛雪亮。云雾重重，天光辉煌。最有意思的是书名的英文翻译：God knows China，这个翻译方法和内容非常传神，小有幽默之感。
封三有作者王蒙的介绍，王蒙出生于1934年，曾任国家文化部部长，是我国著名作家。说来也巧，我与王蒙也有一面之缘。2015年3月18日，我受单位委派赴大会堂一层东大厅参加赛福鼎·艾则孜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王蒙作为受邀代表也参加了这场座谈会。会后，我目送81岁高龄的王蒙同志被人搀扶着离开大会堂，他精神矍铄，眼睛十分有神，就像我在锵锵三人行节目中看到的他一样。当时我有冲上去请他签名的冲动，可惜自己没有带这本书。
封二对本书内容作了简介：全书共分5辑28章，从旧中国的死亡一直写到今天，全书以史代论，夹叙夹议，有理有据，直言耿耿，善心拳拳，机锋处处，卓见比比，忧患沉沉，慧眼灼灼，说的都是广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普通百姓最关心最敏感的大问题，是“非常政治”又“非常文学”的王蒙先生对我们党过往执政经验的独具特色的回顾和为政治文明未来之路的绝对建设性的立论建言。这个书对自身内容的评价还算比较客观，用王蒙自己的话就是：我是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与发展的追求者、在场者、参与者、体验者、获益者、吃苦者、书写者与求证者。我喜欢追怀、咀嚼与研讨中国的政治，我有责任说出真相，我必须泄露一些天机，而不是听信各自的信口雌黄。
疫情期间，我利用休息时间通读了全书。总体印象是王蒙同志煌煌35万字大作，口口不离讲政治，但与我们所期待的那种泄露天机的政治相距甚远。这里面既有王蒙同志曲折人生和辉煌文艺的回忆，又有他对不同时代不同运动的看法，还有就是对未来政治发展的善良建议。就政治本身而言，书里的内容既不够深刻，也没有任何神秘可言。这本书的难能可贵之处有三点：
第一，这本书堪称共和国部长政治历史回忆录，就其讨论抨击赞美的对象而言，这本书几乎可以作为政治评论类的禁书，个别地方语句虽然隐晦，但仍能让你感到火辣辣的“疼”。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无疑是非常犀利、大胆和实事求是的，正因为王蒙同志曾主管意识形态问题，所以他能很好的把握好谈问题讲道理的度和界限，当然有关部门在图书内容审查方面也会对他另眼相看。
第二，王蒙同志不愧是我国改革开放是初期文艺界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在中国，文艺和政治都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二者是互相映射，密不可分的。王蒙在对政治运动品头论足的同时，将不少篇幅用于讲述不同时期文化文艺界的动态变化，讲述不同文艺人物风格迥异的性格特点、立场态度，讲述前苏联文学与共产主义作品千丝万缕的联系，讲述政治报告和文学作品鲜明的时代特色。像王蒙先生的人生一样，文艺有红色高潮，也有运动低谷，文艺人物既有意气风发也有灰头土脸。王蒙先生是这段时期的文化发言人。
第三，王蒙先生尽管80岁高龄，但是他的语言十分鲜活，作品风格在诙谐与嬉笑怒骂当中贯穿着政治责任感，贯穿着在党爱党、在党忧党、在党兴党的担当，贯穿着愤世嫉俗、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思考、针砭时弊。王某人成也文学，败也文学。因为作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轰动全国，被毛主席亲口肯定“王蒙有文才，有希望”；也因为这篇作品的揭露与讽刺被划为右派，人生从此进入低谷。在作品中我看到了王蒙先生用语言文字的普通表述阐释政治命题的老到。
第1辑的标题为《革命与胜利，新中国诞生》，时间跨度是从1945年到1955年，王蒙先生11岁到21岁，这是他的政治和文学启蒙阶段。少年的他感到了旧中国气数已尽，国民党政治垮台、贪污腐化、道德沦丧，遍地流民，堆积如山的垃圾臭气熏天。革命刺刀见红，摧枯拉朽，推翻了那个让妇女“骑木驴、游四街”的旧社会。阶级仇民族恨生根发芽，不革命行吗？新中国的胜利有七大定律：胜利者如有天助，失败者落井下石，人心和实力可以互变，亿万百姓的角色是可塑的，小胜和小败的量变引起质变，意识形态可以帮助革命，国民党自命清高适得其反。新中国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从反恶霸发展到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造反有理，通过暴力革命，付出生命代价，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铁打江山。三反五反运动深得人心，枪毙刘青山，张子善震动全国。毛泽东1953年6月15日宣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两个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1953年开始实行的粮油料统购统销导致副食品供应紧俏，计划经济导致政府领导管得过宽过细，代替市场机制去日理万机。《共产党宣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是长盛不衰的经典作品。在党员干部内部清理资产阶级敌人活动中，学习《忠诚老实是共产党员的重要品质》，党也需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崇高伟大普世的，中华文化的终极社会理想是天下大同，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和中国有识之士的终极和永恒理想，解放后进行了大量的党员教育，信仰共产党，崇拜共产党，讴歌共产党，但作为长期执政的党，绝不能太吹乎、太拔高、太热烈、太欢势，共产党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脱离群众，靠强力维持局面。作家和文学作品在这个时期前所未有的与政治裹挟在一起，作家不一定是政治家，其作品不一定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不能以文学来矫正政治，正如不能以政治全面整饬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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