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康生(1898—1975年),许多经历过文革的人对他都不会感到陌生。他是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尤其在文革时期,他的政治影响力非凡,他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家。
然而,我并不想讨论他的政治生涯。我更感兴趣的是康生的学识、书画艺术及其市场,特别是他在书法上敢于与郭沫若(1892—1978年)比肩,绘画上敢于挑战齐白石(1864—1957年)。他曾经放言:“用脚夹着棍儿写都比郭沫若写得好”。康生对自己的绘画技巧也非常自信,在他眼里,齐白石的花鸟草虫不过是雕虫小技。因此,他常以“鲁赤水”署名作画,以示他的艺术水平不输于齐白石。后人对康生的自高自大、不把郭沫若和齐白石放在眼里的态度也有多种说法。那么,康生到底凭什么敢于挑战郭沫若和齐白石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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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康生像(1898—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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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程甲本《红楼梦》一百二十回 纸本(2017年嘉德2403.5万元成交,康生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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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汉莱子侯刻石初拓本 立轴 (2016年广东崇正春拍2070万元成交,康生旧藏)
首先,康生学识丰富,眼界高远。这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其一,家庭背景。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生活条件优越,从小在家接受了5年的私塾教育,还学会了刻图章、绘画,临摹了不少真迹,也学习了各种诗词歌赋,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914年,康生进入由德国传教士理查德·卫立姆创办的青岛礼贤中学,这是一所“洋学堂”,不仅有科学、地理、德语等课程,还教授儒家经典,这延续了他在私塾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在那时,他结识了宣统皇帝的老师陆润庠和两位山东状元王寿彭、曹鸿勋,以及一位探花,跟随这些名师学了几年,奠定了深厚的文化艺术基础。
其二,丰富的经历。康生于1925年入党,多次参与工人运动,后来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有趣的是,由于他的书法造诣,当时的上海中华总商会会长虞洽卿(1867—1945年)聘请他为私人秘书。要知道,虞洽卿在民国上海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不仅是民国宁波帮老大和江浙财团的头号人物,还受到蒋介石和杜月笙的尊重。上海租界工部局甚至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西藏路,可见其影响之大。康生与这些党政军商各界头面人物打交道,大开眼界,私下还统管着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大展身手。康生赴延安后,一直在党中央高层工作,文革时期达到了他的政治巅峰。
其三,广泛的爱好。康生家境优渥,家中有许多文物,受此熏陶,他的爱好广泛,诗词、书法、绘画、篆刻、戏曲、收藏、鉴赏乃至拉二胡等无所不包,无所不精。据王力介绍,康生在文革前拿的是我国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当时物价低,文物价格也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生活俭朴,手头总是很宽裕。康生有个怪异的观念,认为存钱是不洁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来购买文物。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从近年市场来看,除了康生的书法、绘画、信札作品外,还释出了不少康生的藏品。
例如,2015年广东崇正上拍的《康生题法若真藏古拓散氏盘》,获价155.25万元;2016年广东崇正上拍的《汉莱子侯刻石初拓本》立轴,成交价为2070万元;2017年嘉德推出的程甲本《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成交价高达2403.5万元;2018年广东崇正推出的《仇英画、文徵明书西厢记合册(宣统三年影印本)康生旧藏并长题》,获价80.5万元……。这些藏品上几乎都有康生真知灼见的题跋,既涉及国学、文学,也有戏曲、善本等,让人惊叹康生才华横溢,多才多艺。(图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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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康生1963年《草书七言联》(释文:窗寒西泠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2017年匡时国际117.3万元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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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康生信封上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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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康生1924年作 松 立轴 ,尺幅69×33厘米(2017年广东崇正43.7万元成交)
其次,功力深厚,个性鲜明。尽管康生涉足的领域众多,但我最欣赏的还是他的书画。他的书法属于功力型的,有人说他写了一辈子字,这话一点不假。康生自少年时就喜好临帖写字,以后无论是做地下工作还是晚年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在闲暇时依然坚持写字。据悉,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脑神经受损。解放后脑病发作,苏联专家为他治疗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治病。一字一句,写了十几本,居然治好了脑病。可以说,康生在书法上下过深功,他擅长真草隶篆,尤精章草,而且能左右开弓。因其书法个性极强,故有“康体”之美誉。
众所周知,章草是一种出现于汉魏之间的书体,到西晋,章草开始向今草演化;至唐,章草几于绝迹:历数百年至元代以后,才又复兴章草,风格已大异于古人。而康生的章草可谓博采众长,如果说“以古为源、融古为己、化古为新”来概括他的章草恐怕是再贴切不过了。建国后,时任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的商务印书馆老板、文物收藏家陈叔通(1876—1966年)在一篇文章中说道,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即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康生居四大家之首,这样的评价并不夸张。
此外,康生书法还有一大特点是他的书写题材多为革命、励志名句及毛泽东诗词。康生的绘画属于才气型,尽管题材不广,作画内容大多是花卉、松树之类,但讲究以书入画,笔法坚挺,似拙实工,生动而不张扬,刚直而不僵硬。他对颜色的处理敏感到位,能营造出朦胧的意境。从市场上看,2017年广东崇正发现了康生1924年作《松》 立轴 ,尺幅2平尺(69×33厘米),这是他26岁时的作品,从画面看,笔划坚挺,结构严谨,功力非凡,显见康生自幼学过绘画。1966年当他看到此作时,激动至极,欣然题识:一九二四年,我与承骍同志同学于上海大学时作此图,承骍保存至今不失且加裱褙。重睹旧迹,感忱何其,乃题数语以归之,时一九六六年三月又客上海,鲁赤水。钤印:康生。此作最后以43.7万元成交。
第三,格调高古,观赏性强。康生无论是书法还是国画,格调高古,尤其是章草,上溯到魏晋汉书,融汇一炉,形成独特风格,并有极高的艺术观赏价值。不过,建国后由于毛的缘故,康生处事谨慎,外人少知他擅长书画篆刻等艺术,只有与康生交往过的高干与艺术界人士才了解他。
从存世的相关资料看,国内一些文博机构时有请康生题字题签,如1961年《人民日报》创办学术版,报头“学术”二字便是由康生题写。令人称赞的是1960年荣宝斋出版的《宝晋斋法帖》和1964年朝花出版社出版的《古巴谚语印谱》封面上的题签,古意浓浓,别有意趣。1965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曹娥碑墨迹》也是康生题签的,而且是模仿《曹娥碑》的风格,笔墨沉着、安静,颇为耐看。还有当年《文物》《考古》《中國古代音乐史料概览》的题字也出自康生之手。才子田家英唯独对康生青睐有加,一些懂书画的老干部也时常向康生求字求画,目前市场上露面的作品大多数是康生赠送友人的。尤值一提的是:1961年10月上海朵云轩曾木板水印过康生的一件《墨菊》,可见文博机构对康生绘画艺术的认可。(图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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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康生题签“古巴谚语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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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康生题签“宝晋斋法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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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康生题签“曹全碑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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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961年10月,上海朵云轩曾木板水印过康生的一件《墨菊》
通过这些,可以看出康生在书画上的造诣很高,这是他恃才傲物的底气,也是他自信自负的资本。因此,对于不少艺术界同仁,康生看不上眼,尤其是对郭沫若和齐白石。他们之间不仅互有较劲,还用言语表达自己的不屑。若将康生书法和郭沫若书法放在一起比较,我们不难发现,郭的字在康的字面前显得媚俗、结构松散、内功不足,而康生的书法优势非常明显,他真草隶篆包括甲骨文、钟鼎文无所不精,这是郭沫若无法相比的。拿他们最擅长的行草为例,康生书作单个字字字珠玑、苍劲有力,整体看潇洒飘逸、协调自然、金石味浓,让人一看便知是“康体”,其观赏价值极高。康生1964年赠李世昌的《草书毛泽东卜算子·咏梅诗》和《草书战地花黄分外香》,可谓百看不厌,回味无穷。因此,书法往往需要对比才能显出品位,高低立现。
综合来看,康生在书法功力、个性和观赏度方面都胜于郭沫若。当然,这并不是否认郭沫若的书艺,“郭体”本身就是对郭沫若书艺的肯定,特别是在书写榜书上,郭沫若确实胜于康生,像故宫博物院、荣宝斋、中国银行的匾额都是郭沫若的作品。
如果将康生的绘画与齐白石的绘画比较,我们也会发现,尽管康生绘画有相当造诣,绘画中像荷花等作品寥寥几笔,墨少意多,直逼八大,但他毕竟不是职业画家,仅在花卉题材上的造诣无法与齐白石相比。因此,康生充其量只是绘画领域的票友,但他确实是票友中的佼佼者。(图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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