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凭啥叫板郭沫若和齐白石?

提起康生（1898—1975年），许多经历过文革的人对他都不会感到陌生。他是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尤其在文革时期，他的政治影响力非凡，他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家。

然而，我并不想讨论他的政治生涯。我更感兴趣的是康生的学识、书画艺术及其市场，特别是他在书法上敢于与郭沫若（1892—1978年）比肩，绘画上敢于挑战齐白石（1864—1957年）。他曾经放言：“用脚夹着棍儿写都比郭沫若写得好”。康生对自己的绘画技巧也非常自信，在他眼里，齐白石的花鸟草虫不过是雕虫小技。因此，他常以“鲁赤水”署名作画，以示他的艺术水平不输于齐白石。后人对康生的自高自大、不把郭沫若和齐白石放在眼里的态度也有多种说法。那么，康生到底凭什么敢于挑战郭沫若和齐白石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图1—3）

图1.康生像（1898—1975年）

图2.程甲本《红楼梦》一百二十回 纸本（2017年嘉德2403.5万元成交，康生旧藏）

图3.汉莱子侯刻石初拓本 立轴 （2016年广东崇正春拍2070万元成交，康生旧藏）

首先，康生学识丰富，眼界高远。这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其一，家庭背景。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生活条件优越，从小在家接受了5年的私塾教育，还学会了刻图章、绘画，临摹了不少真迹，也学习了各种诗词歌赋，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914年，康生进入由德国传教士理查德·卫立姆创办的青岛礼贤中学，这是一所“洋学堂”，不仅有科学、地理、德语等课程，还教授儒家经典，这延续了他在私塾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在那时，他结识了宣统皇帝的老师陆润庠和两位山东状元王寿彭、曹鸿勋，以及一位探花，跟随这些名师学了几年，奠定了深厚的文化艺术基础。

其二，丰富的经历。康生于1925年入党，多次参与工人运动，后来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有趣的是，由于他的书法造诣，当时的上海中华总商会会长虞洽卿（1867—1945年）聘请他为私人秘书。要知道，虞洽卿在民国上海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不仅是民国宁波帮老大和江浙财团的头号人物，还受到蒋介石和杜月笙的尊重。上海租界工部局甚至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西藏路，可见其影响之大。康生与这些党政军商各界头面人物打交道，大开眼界，私下还统管着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大展身手。康生赴延安后，一直在党中央高层工作，文革时期达到了他的政治巅峰。

其三，广泛的爱好。康生家境优渥，家中有许多文物，受此熏陶，他的爱好广泛，诗词、书法、绘画、篆刻、戏曲、收藏、鉴赏乃至拉二胡等无所不包，无所不精。据王力介绍，康生在文革前拿的是我国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当时物价低，文物价格也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生活俭朴，手头总是很宽裕。康生有个怪异的观念，认为存钱是不洁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来购买文物。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从近年市场来看，除了康生的书法、绘画、信札作品外，还释出了不少康生的藏品。

例如，2015年广东崇正上拍的《康生题法若真藏古拓散氏盘》，获价155.25万元；2016年广东崇正上拍的《汉莱子侯刻石初拓本》立轴，成交价为2070万元；2017年嘉德推出的程甲本《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成交价高达2403.5万元；2018年广东崇正推出的《仇英画、文徵明书西厢记合册（宣统三年影印本）康生旧藏并长题》，获价80.5万元……。这些藏品上几乎都有康生真知灼见的题跋，既涉及国学、文学，也有戏曲、善本等，让人惊叹康生才华横溢，多才多艺。（图4—6）

图4.康生1963年《草书七言联》（释文：窗寒西泠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2017年匡时国际117.3万元成交）

图5.康生信封上的书法

图6.康生1924年作 松 立轴 ，尺幅69×33厘米（2017年广东崇正43.7万元成交）

其次，功力深厚，个性鲜明。尽管康生涉足的领域众多，但我最欣赏的还是他的书画。他的书法属于功力型的，有人说他写了一辈子字，这话一点不假。康生自少年时就喜好临帖写字，以后无论是做地下工作还是晚年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在闲暇时依然坚持写字。据悉，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脑神经受损。解放后脑病发作，苏联专家为他治疗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治病。一字一句，写了十几本，居然治好了脑病。可以说，康生在书法上下过深功，他擅长真草隶篆，尤精章草，而且能左右开弓。因其书法个性极强，故有“康体”之美誉。

众所周知，章草是一种出现于汉魏之间的书体，到西晋，章草开始向今草演化；至唐，章草几于绝迹：历数百年至元代以后，才又复兴章草，风格已大异于古人。而康生的章草可谓博采众长，如果说“以古为源、融古为己、化古为新”来概括他的章草恐怕是再贴切不过了。建国后，时任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的商务印书馆老板、文物收藏家陈叔通（1876—1966年）在一篇文章中说道，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即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康生居四大家之首，这样的评价并不夸张。

此外，康生书法还有一大特点是他的书写题材多为革命、励志名句及毛泽东诗词。康生的绘画属于才气型，尽管题材不广，作画内容大多是花卉、松树之类，但讲究以书入画，笔法坚挺，似拙实工，生动而不张扬，刚直而不僵硬。他对颜色的处理敏感到位，能营造出朦胧的意境。从市场上看，2017年广东崇正发现了康生1924年作《松》 立轴 ，尺幅2平尺（69×33厘米），这是他26岁时的作品，从画面看，笔划坚挺，结构严谨，功力非凡，显见康生自幼学过绘画。1966年当他看到此作时，激动至极，欣然题识：一九二四年，我与承骍同志同学于上海大学时作此图，承骍保存至今不失且加裱褙。重睹旧迹，感忱何其，乃题数语以归之，时一九六六年三月又客上海，鲁赤水。钤印：康生。此作最后以43.7万元成交。

第三，格调高古，观赏性强。康生无论是书法还是国画，格调高古，尤其是章草，上溯到魏晋汉书，融汇一炉，形成独特风格，并有极高的艺术观赏价值。不过，建国后由于毛的缘故，康生处事谨慎，外人少知他擅长书画篆刻等艺术，只有与康生交往过的高干与艺术界人士才了解他。

从存世的相关资料看，国内一些文博机构时有请康生题字题签，如1961年《人民日报》创办学术版，报头“学术”二字便是由康生题写。令人称赞的是1960年荣宝斋出版的《宝晋斋法帖》和1964年朝花出版社出版的《古巴谚语印谱》封面上的题签，古意浓浓，别有意趣。1965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曹娥碑墨迹》也是康生题签的，而且是模仿《曹娥碑》的风格，笔墨沉着、安静，颇为耐看。还有当年《文物》《考古》《中國古代音乐史料概览》的题字也出自康生之手。才子田家英唯独对康生青睐有加，一些懂书画的老干部也时常向康生求字求画，目前市场上露面的作品大多数是康生赠送友人的。尤值一提的是：1961年10月上海朵云轩曾木板水印过康生的一件《墨菊》，可见文博机构对康生绘画艺术的认可。（图7—10）

图7.康生题签“古巴谚语印谱”

图8.康生题签“宝晋斋法帖”

图9.康生题签“曹全碑墨迹”

图10.1961年10月,上海朵云轩曾木板水印过康生的一件《墨菊》

通过这些，可以看出康生在书画上的造诣很高，这是他恃才傲物的底气，也是他自信自负的资本。因此，对于不少艺术界同仁，康生看不上眼，尤其是对郭沫若和齐白石。他们之间不仅互有较劲，还用言语表达自己的不屑。若将康生书法和郭沫若书法放在一起比较，我们不难发现，郭的字在康的字面前显得媚俗、结构松散、内功不足，而康生的书法优势非常明显，他真草隶篆包括甲骨文、钟鼎文无所不精，这是郭沫若无法相比的。拿他们最擅长的行草为例，康生书作单个字字字珠玑、苍劲有力，整体看潇洒飘逸、协调自然、金石味浓，让人一看便知是“康体”，其观赏价值极高。康生1964年赠李世昌的《草书毛泽东卜算子·咏梅诗》和《草书战地花黄分外香》，可谓百看不厌，回味无穷。因此，书法往往需要对比才能显出品位，高低立现。

综合来看，康生在书法功力、个性和观赏度方面都胜于郭沫若。当然，这并不是否认郭沫若的书艺，“郭体”本身就是对郭沫若书艺的肯定，特别是在书写榜书上，郭沫若确实胜于康生，像故宫博物院、荣宝斋、中国银行的匾额都是郭沫若的作品。

如果将康生的绘画与齐白石的绘画比较，我们也会发现，尽管康生绘画有相当造诣，绘画中像荷花等作品寥寥几笔，墨少意多，直逼八大，但他毕竟不是职业画家，仅在花卉题材上的造诣无法与齐白石相比。因此，康生充其量只是绘画领域的票友，但他确实是票友中的佼佼者。（图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