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璧墓志》，北魏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刻。青石质，高一百零四厘米，宽八十九厘米。系旧碑改作而成，碑阴上截所刻二螭仍在。志铭魏书，三十三行，行三十一字，背面有题名一列。出土时间、地点有二说：一说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出土于山东德州；一说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出土于河北省景县。后者为是。墓志出土后不久归济南金石保存所收藏，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移藏于山东省博物馆。吴士鑑《九钟精舍金石跋尾甲编》、范寿铭《循园古冢遗文跋尾（三）》、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方若《校碑随笔》、杨震方《碑帖叙录》、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等有著录。
《李璧墓志》书法雄强茂密，独树一帜。杨震方《碑帖叙录》评曰：书法峭劲，极似《张猛龙碑》，而兼有《司马景和》之纵逸，可为习北魏楷书者范本。
《李璧墓志》的结构具有较强的魏碑型的特点：内紧外疏、宽博自由、大小参差、欹正相生。从边缘外接形的角度分析，其边缘处笔划起、止点处占位充裕，体现出外围宽博疏朗的特点。
虽然字距、行距较大，但被长笔划点位、分割之后，既加强了字间、行间的联系，又能使空白(外围空白与字内空白)形成内外沟通，行的两侧边缘笔划之间在齐与不齐之间，齐处在于边缘处大致到达了最宽点，撑住了大外形，使字间谐调统一；不齐处在于两侧边缘处笔划略有局部的少量的凹凸进出，塑造出行的大外行的开(凹)合(凸)，进一步形成了行间的穿插组合。
此外，在横向的列间关系上， 也具有齐中不齐的特点，齐处在于边缘处大致到达了至高点与最低点，撑住了整体结构，使列间谐调同统一；不齐处在于边缘处至高点与最低点处笔划略有局部的少量的高低起伏，塑造出横向列的大外形的开(长)合(短)，进一步形成了列间的穿插组合。
临写时应注意不能把边缘处起止点的位置做反向的修整，如本来好的笔划被斩掉一大段，致使外形轮廓不到位。
同时，还要注意，将边缘处做好理性的判断，再进入内部结构的塑造。从框架型主笔的角度分析，对整体结构起到支撑与分割作用的是框架式的主笔划，占据决定性的位置上，虽然这部分笔划数量少，但体量重，定局面的主体体势，其作用类似于建筑力学原理的框架支撑。相对于框架部分而言，其余的笔划起辅助作用即对平衡的调节，虽然这部分笔划数量多，但体量相对轻，微调、补足主体的体势。
在临写时，要充分地区分出主体支撑的框架型主笔，不能完全按照笔顺建立结够关系，要有所取舍及主次区分，才能意在笔先地把握结构主体。从聚集焦点角度分析，虽然中宫部分包括广义的中宫区域是紧密的，但再细致地加以区分，其实只有一个位置是最密集处，聚焦于此就能够链接住外围的每一综笔划。
《李璧墓志》的焦点处是非常明朗的，通过密集、穿叉、搭接等手法，先攒住这个焦点，就不会造成全局的松散，再聚外围的笔划而形成整体，所谓攒三聚五。临写前要先找到笔划密集相聚的焦点，以此点为内，其余为外， 内紧外疏。进一步地要把握紧处不拥挤，疏处不松散，须知疏密是相对关系，对比度不够，则容易出现平，对比度过了，则失去了谐调性。
以《李壁墓志》为核心展开相关的综合，首先是墓志类之间， 《司马景和妻墓志》 《元腾墓志》 《元桢墓志》 《元略墓志》等与《李璧墓志》在笔意与体势相近；其次与碑之间、共性最多但属《张猛龙碑》：与造像之间、共性最多的当属《龙门十二品》中的王元禅造像、贺兰汗造像等；与摩崖之间、共性最多的是《石门铭》，魏碑时代有其总体共性的某些因素，尤其在气息上。
对魏碑的总体学习即要保持特殊性的一面(每本字帖)、又要进行综合(字帖之间相近相似的粘连)的系统化借鉴，扩张吸收的视野。特殊性是对学习专业的体现，综合展开是创作的需要。通过对《李璧墓志》的学习，相信能给魏碑学习的通性和特性都能打下良好基础。
最后，我们附上陈振濂主席的《李璧墓志》跋：
来自书法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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