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兆奇: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概论

有一年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召开“八一三淞沪抗战”讨论会，议题是熊月之先生访德时得到的一批“八一三”照片，熊先生希望我能发个言，我在谈完正题后又附带提到了东京大学藤冈信胜有关日军暴行照片的所谓“伪造”问题①，表示应该予以重视。我的话还没说完，一位已退休的先生即刻质疑，认为这些事“我们中国人说了算，不必理会日本人说什么”。类似的意见在其他场合已有所闻，并不是“偶然”之见，所以我当场也作了答复。大意是：对日本右翼学者的自弹自赞虽不必在意，对问题本身却不能任其自流；日本右翼学者提出的“伪造”照片的每一张，都有从来历，内容以至于“释义”彻底检讨的必要，这不仅是因为有右翼挑战的“问题”语境，同时也是因为许多照片承自前人，以后的使用基本是“陈陈相因”（我用这个词时并未含褒贬），在时隔数十年后的今天，确应“原始反终”，作一全盘清理。当时谈的虽只是照片，其实对文字、实物等其他材料和日本的相关研究尤其是见解相歧的研究，我以为也应如此。南京大屠杀与一般历史事件的最大不同，用旧话说在于它的“大义名分”，但作为“历史事件”，我觉得它不应被图腾化；既然自信它是一个“真实”，从“功利”上考虑，也不必担忧学术检验，无须免检的豁免权。去年末28卷本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南大、南师大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南京大屠杀史料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第一次出现了对一些“定论”的探讨，让人感到这一牵动着学术界以外敏感神经的著名史事“讨论已成为可能”②。我一直有一个偏见，以为如果我们更坚持学术标准，更有“弹性”，日本右翼学者的许多观点本来可以不攻自破，至少不会像现在那么有市场③。这是我多年来关注日本有关研究的一个突出体会，也是我持续关注日本有关研究的一个重要理由④。

本文所说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取通常的广泛义。有关这点，先须稍作交代。一、“南京大屠杀”（南京大虐殺）虽一度被日本大屠杀派的主流作为1937年末南京沦陷时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正名，如洞富雄等先生的著作⑤，但在日本不是通称。东京审判时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称呼是“南京暴虐事件”（日文汉字与中文同，或英译Nanking Atrocities作“南京アトロツティ一ズ”），今天除了津田道夫，小野贤二等个别学者仍坚持用“南京大屠杀”⑥，大屠杀派的主流渐多以“南京事件”为名⑦；日本虚构派称“南京大屠杀”时必加引号，以表明是“所谓的”大屠杀，近来更有人对“事件”复加引号，意为当时本来无事，“事件”也是“杜撰”⑧。但大体来说，“南京事件”在日本是一个“约定俗成”。本文所称“南京大屠杀资料”，即日本所称“南京事件资料”。这与通常所指其实并无抵触。二、国内学界虽对南京大屠杀的内涵尤其是诸如人数等的关节点有明确而严格的界定，但对材料的取用却十分“宽大”。有些文献的确切含义，比如能证明什么？能证明到什么程度？通篇的意义如何？摘出的某段与全篇精神是否吻合？材料本身是否可靠？特别是有些口传记录的真实性，比如访谈的环境是否有“表达的自由”？采访者对被访者是否有“导向”或暗示？被访者所谈是否合于实际？如以历史学的尺度来衡量，不能说都已得到了严格的检查和令人满意的解答。之所以同样的材料会得出不同以至于相反的结论，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本文不“以貌取人”，各派所编“南京事件”的主要资料都在论述范围之内。

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简介日本有关史料，下篇综论日本史料的价值。下篇为本文重点。

上 篇

日本对“南京事件”持不同立场的三派（屠杀派、中间派和虚构派）都编有资料集，作为自己一派主张的援据。按形式分，有文献和口述二大类，按来源分，有日方官私文献和西文中文文献的日译。以下先按屠杀、中间、虚构三派所编顺序简介资料集。

一、屠杀派

1.《南京事件》

洞富雄编，河出书房1973年出版。此书是《日中战争史资料》的一种，分Ⅰ、Ⅱ两卷（《日中战争史资料》第8、9卷）⑨。Ⅰ卷收录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关“南京事件”的日文记录，共分五个部分，即：(1)起诉书，(2)审判速记，(3)未宣读的法庭证据（检方书证），(4)不提交书证（包括检、辩双方），(5)判决。

Ⅰ卷中审判速记的篇幅最大，包括了从1946年7月25日原金陵大学医院医生（指事发时所任，下同）Robert O.Wilson证人在法庭对检察方、辩护方质证的回答到1948年4月9日中支那方面军⑩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最终辩论的检辨双方在法庭的26次折冲。内容主要为：(1) Wilson、红卍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南京市民（以下为南京市民者不另注明）陈福宝、金陵大学教授Miner Searle Bates、中国陆军军医部（原文如此）上尉梁廷芳、松井石根、无所任公使伊藤述史，中支那方面军参谋副长武藤章大佐、基督教圣公会牧师John Gillespie Magee、中支那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少佐、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上海派遣军法务部长塚本浩次高等官、日本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第十六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大佐、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上海派遣军特约随从人员冈田尚证人先后出庭回答检方、辨方或检辨双方的质证。(2)检察方先后宣读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梁廷芳、金陵大学教授Lewis S.C.Smythe、基督教青年会干事George A.Fitch、陈瑞芳、美国基督教布道团牧师James H.McCallum、孙永成、李涤生、罗宋氏、吴经才、朱帝翁•张继祥（同件）、王康氏、胡笃信、王陈氏、吴着清、殷王则(11)、王潘氏、吴张氏、陈贾氏的书面证词及松井石根1937年12月19日声明、向哲濬等代表检方提出的日军残虐行为(12)报告、徐希淑编《南京安全区文书》(13)、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官报告中鲁甦的证词，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美国驻南京大使馆1937年12月至次年有关南京状况的报告、武藤章讯问记录、第73届议会贵族院预算委员会议事录摘要（大藏公望问、木户幸一答）。(3)法庭先后就松井石根1937年12月18日声明、同年12月9日“劝降文告”、同年12月1日《ジャパン•アドバ－タィサ－》刊载的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的谈话、同年11月16日《东京日日新闻》关于松井石根对Jaquinot等设立南市难民区“援助”的报道作为被告方证据是否受理进行讨论（结果均被法庭驳回）。(4)辩护律师先后宣读日高信六郎、塚本浩次、中山宁人、石射猪太郎、文部大臣木户幸一、第三师团野炮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观测班长大杉浩少尉、第九师团山炮兵第九联队第七中队代理中队长大内义秀少尉、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联队长胁坂次郎大佐、步兵第十九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西岛刚少佐、中泽三夫、饭沼守、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高等官、上海派遣军参谋榊原主计少佐、大亚细亚协会理事下中弥三郎证人的书面证词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长John H.D.Rabe函（摘要）、James H. McCallum书面证词（摘要）、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副领事James Espy报告、1938年2月4日正午美国驻日本大使Joseph Clark Grew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松井石根1937年12月18日“训示”、上海派遣军“金山寺告示”、松井石根所建观音堂戒坛照片、松井石根1937年12月18日声明及“告中华民国人士书”。(5)检方和辩方陈述和辩论。

未宣读的法庭证据计有：(1)据南京慈善团体及鲁甦报告的敌人大屠杀。(2)崇善堂埋葬队埋葬尸体数统计表。(3)世界红卍会南京分会救援队埋葬班埋葬尸体数统计表。

不提交书证计有：检察方：(1)《东京日日新闻》百人斩竞争报道。(2)冈田胜男宣誓口供书。(3)黄俊乡证人的书面证明。(4)Frank Tilman Durdin的陈述。(5)《由日本军在南京屠杀支那地方民众、解除武装的军人及南京红卍会埋葬尸体的实况》。(6)《民国廿六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埋葬处摄影》。(7)对人类之罪——中国确认书（中国政府信函原件）。辩护方：(1)1937年12月10日《大阪朝日新闻》摘要（《负伤兵拒之门外，非人道之极的支那军》）。(2)1937年 12月10日《大阪朝日新闻》摘要（《让外国军事专家吃惊的支那军的疯狂大破坏》）。(3)1938年4月16日《大阪朝日新闻》北支版摘要（《处理尸体工作——面临恶疫猖狂期、防疫委员会大活动》）。

判决计有：(1)第二章=法（1948年11月4日宣读）之（ハ）起诉书部分。(2)第八章＝“通例的战争犯罪”之“南京暴虐事件”部分。(3)第十章=“判定”之松井石根部分。(4)印度代表Radhabinod Pal法官判决书之第六部=“在严密的意义上的战争犯罪”之二“‘严密意义’上的战争犯罪、关于日本占领下的诸地域的一般人的诉因第五十四及五十五”。

Ⅱ卷除解题和解说，收了4种文献，计为：(1)H.J.Timperley编《战争是什么——在中国日本军的暴行》(14)；(2)徐淑希编《南京安全区档案》；(3)Lewis S.C.Smythe编《南京地区战争灾祸——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都市及农村调查》；(4)《纽约时报》南京特派记者F. T.Durdin报道。

本书所收是首次为“南京事件”定谳时的依据，虽然就像东京审判本身从一开始即受到质疑和不满(15)一样，对这些依据怎么看也向有歧义，但由于东京审判有着“国际”的权威名分，无论持维护、修正、反对何种立场，对东京审判的证据、结论都无法绕开。如果追溯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论争，主要争点几乎都可以在东京审判中找到源头。所以，即使今天随着各种文献的发掘，尤其是随着争论从法庭转向“学界”(16)而多少有了从容探讨的余地，使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已有所深入，本书所收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2.《南京事件资料集》

日本“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17)编译，青木书店1992年10月出版。是集分上下两卷，上卷为“美国关系资料编”，下卷为“中国关系资料编”。

上卷包括：解说、第Ⅰ编“文书记录的南京事件”、第Ⅱ编“新闻报道的南京事件”、附录“F. T.Durdin和Archibald T.Steele访谈资料”。其中第Ⅰ编计有：(1)南京空袭；(2)Panay号及Ladybird号事件；(3)南京的状况；(4)南京国际难民区；(5)日本军的残虐行为。下卷包括：解说、第Ⅰ编“新闻报道的南京事件”、第Ⅱ编“著作资料所见之南京事件”、第Ⅲ编“遗体埋葬记录”、第Ⅳ编“南京军事审判资料”、附录1“南京事件有关中文记事目录”、2“主要中文资料集目录”。

下卷主要取材于南京图书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二档馆和南京市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国民党党史会编《革命文献》及《大公报》等报刊。

本书上卷所收多为首次结集(18)，许多材料颇费搜寻，得之不易。而且，作为中日之外的“第三者”，至少不会因为“民族感情”作左右袒，这是本编的特殊意义所在。

3.《南京事件京都师团关系资料集》

井口和起、木坂顺一郎、下里正树编，青木书店1989年12月出版。是集收摘了日军京都第十六师团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士兵增田六助、上羽武一郎、北山与、牧原信夫、东史郎日记和曾田六助手记、上羽武一郎笔记及第二十联队第四中队阵中日记、第十二中队答后方。另有解题两篇：井口和起“京都战争展览运动和资料发掘”及下里正树“南京攻略和下级士兵”。

第十六师团是日军攻占南京的主力部队之一，本编是日军士兵战时原始记录第一次较集中的公开(19)。作为肇事者的“不打自招”，诚如编者之一的下里正树所说，从中可以切实具体的感受到南京大屠杀的“直接间接原因”(20)。

4.《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

小野贤二、藤原彰、本多胜一编，大月书店1996年3月出版。是集收录了日军仙台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21)会津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斋藤次郎”等(22)16名、越后高田山炮兵第十九联队“近藤荣四郎”等3名下级军官和士兵的19篇日记。

本编主要编者小野贤二先生不在学界（自称“劳动者”），常年的采访、收集都在工余进行，殊为不易(23)，令人感动。本编的最大意义是证明了战时报道的“两角部队”(24)在幕府山俘虏的一万四千名中国官兵大部分遭到了枪杀(25)。

5.《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原士兵102人的证言》

松冈环编，社会评论社2002年8月出版。是集所采“证言”，包括日军金泽第九师团（6人）、名古屋第三师团（5人）、熊本第六师团（1人）、第三十八部队第二碇泊所（4人）、第三舰队第十一战队（1人）士兵，主要是十六师团的士兵（85人），其中又以第三十三联队最多（59人）。

在迄今所有访谈中本编受访人数最多。松冈女士及旅日华商林伯耀先生等在“逆境”中所作的努力，值得赞赏，但在日本屠杀派中也有不同评价(26)。

二、中间派

6.《南京战史资料集》

南京战史资料编集委员会编，偕行社1989年11月出版。是集分日记、作战命令、通牒•训示•作战经过概要•战时旬报•战斗详报•阵中日志、中国方面情报、第三国情报、战史研究笔记、战时国际法七部分，最重要的是前三部分。

日记部分收录了《松井石根大将战阵日记》、《松井大将〈支那事变日志拔粹〉》、《陆军大将畑俊六日志（要约）》、《杉山(27)书简》、《饭沼守日记》、《上村利道日记》、《中岛今朝吾日记》、《金丸吉生军曹手记》、《佐佐木到一少将私记》、《山崎正男日记》、《木佐木久日记》、《伊佐一男日记》、《折小野末太郎日记》、《折田护日记》、《前田吉彦少尉日记》、《井家又一日记》、《初年兵之手记》、《水谷庄日记》、《牧原信夫日记》、《林（吉田）正明日记》、《增田六助日记》、《海军军医大佐泰山弘道著上海战从军日志》。作战命令部分包括中央（参谋本部、大本营等）、方面军、军直至师团、旅团的命令。第三部分收入了包括从中央到基层（大队及中队）的相关文献。

本编由日本旧军人团体编辑，编委除板仓由明（著有《真相是这样的南京事件》）外都是旧军人。如题所示，严格说本编不是“南京大屠杀”或“南京事件”的资料集，但因战争结束之际和东京审判之前日本自上而下两次命令烧毁战时文件，相关文献已十不存一，所以即使“战史”方面的零散文献对从更广泛方面了解日军的所作所为还是有价值。本编所收日军官兵日记的特点是包括最高长官以下的各个层级，与屠杀派所编资料集悉为士兵和下级军官不同。

7.《南京战史资料集》Ⅱ

南京战史资料编集委员会编，偕行社1993年12月出版。是集主要内容为日记，也有部分其他文献。本编标以“Ⅱ”，但似非编辑前编时的预定，因前编未标“Ⅰ”，且内容稍有重复。计有：《松井石根大将战阵日记》（全文）、《松井大将〈支那事变日志拔粹〉》（与前编相同）、《陆军大将畑俊六日志（要约）》（同前）、《杉山书简》（同前）、《松井指挥官、山本实彦对谈》、《河辺虎四郎少将回想应答录》、《对支那中央政府方策》、《上村利道日记》（前编自12月1日始，本编自8月15日起）、《山田栴二日记》、《两角业作手记》、《荒海清卫日记》、《大寺隆日记》、《菅原茂俊日记》、《步兵第三十六联队第十二中队阵中日志》、《步兵第四十七联队阵中日志》、《战车第一中队行动记录》、《太田寿男供述书》、《梶谷健郎日记》、《俘虏处理规则》、《支那事变关系公表集》、《大本营陆军部西义章中佐的报告》、《外国的报纸》、《南京、上海、杭州国防工事的构想、构筑和作用》、《南京城复廓阵地的构筑和守城战斗》、《“从军是走路”——佐藤振寿手记》、《“南京！！南京！！新闻匿名月评》。

日本右翼每为战时文献烧毁“遗憾”，似乎否则即可为日军“洗冤”(28)。其实当时日本军政当局和涉案人是把这些文献视为隐患，惟恐不能悉数清除的。比如松井石根的日记明明还在，在东京法庭上他却谎称已经烧毁。本编所收松井日记“全文”(29)，由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研究员原刚（小屠杀派）在前编出版后“发现”。此编及前编所收日军高级将领的日记，对全面了解“南京事件”的背景，了解日军最高层尤其是中支那方面军和上海派遣军的决策十分重要。

三、虚构派

8.《纪闻•南京事件》

阿罗健一编，图书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共收访谈录35篇及补遗。访谈录计为：《上海派遣军参谋大西一大尉的证言》、《松井司令官随员冈田尚氏的证言》、《上海派遣军特务部成员冈田酉次少佐的证言》、《东京日日新闻金泽喜雄摄影师的证言》、《报知新闻二村次郎摄影师的证言》、《大阪每日新闻五岛广作记者的证言》、《第十军参谋吉永朴少佐的证言》、《第十军参谋谷田永大佐的证言》、《第十军参谋金子伦介大尉的证言》、《东京日日新闻铃木二郎记者的证言》、《东京日日新闻佐藤振寿摄影师的证言》、《同盟通讯社新井正义记者的证言》、《同盟通讯社映画部浅井达三摄影师的证言》、《东京朝日新闻足立和雄记者的证言》、《东京朝日新闻上海支局次长桥本登美三郎氏的证言》、《报知新闻田口利介记者的证言》、《都新闻小池秋羊记者的证言》、《读卖新闻摄影技师樋口哲雄氏的证言》、《同盟通讯社无线电技师细波孝氏的证言》、《炮舰势多号舰长寺崎隆氏的证言》、《福冈日日新闻三苫干之介记者的证言》、《海军从军绘画通讯员住谷盘根氏的证言》、《炮舰比良号舰长土井伸二中佐的证言》、《外务省情报部特派摄影师渡辺义雄氏的证言》、《大阪朝日新闻上海支局成员山本治氏的证言》、《读卖新闻森博摄影师的证言》、《上海海军武官府报道担当重村实大尉的证言》、《同盟通讯社上海支社长松本重治氏的证言》、《福岛民报箭内正五郎记者的证言》、《第二联合航空队参谋源田实少佐的证言》《企画院事务官冈田芳政氏的证言》、《领事官补岩井英一氏的证言》、《陆军报道班成员小柳次一氏的证言》、《领事官补粕谷孝夫氏的证言》、《野跑兵第二十二联队长三国直福大佐的证言》。补遗交代了和上海派遣军参谋松田千秋大佐等32位当事人联络的情况。其中有的本人拒绝采访，有的因年高而为家人拒绝，有的在联络中去世，也有少数作了简短回复。在拒绝受访者中，认为南京大屠杀为“未有之事”谈亦无益居多；少数则因怀疑作者的立场而不愿谈，如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浅海一男，事发时曾报道哄传一时的“百人斩”（肇事者因此战后被南京法庭判处死刑），在拒绝的同时特别说：“希望不要加入到否定这一‘世纪’大屠杀的军国主义的大合唱中去。”(30)

9.《“南京事件”日本人48人的证言》

阿罗健一编，小学馆2002年1月出版。本编是《纪闻•南京事件》的“文库本”(31)。编排作了调整，除某些访谈的少量删节，全删了同盟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的证言，新增了新爱知新闻记者南正义、参谋本部庶务课长谏山春树大佐、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编制班大概章少佐的证言(32)和樱井よしこ的荐词、出版方的“写在文库化之际”，阿罗重新撰写了后记。樱井称此书为“南京事件”的“第一级资料”；阿罗的新旧后记的最大不同，是新后记特别强调日军在南京只有对军人的“处刑”，而没有对平民的犯罪。

资料集方面还有完全译自中国的现成资料或在中国的实地调查，如加加美光行、姬田光义译《证言，南京大屠杀》（青木书店1984年第1版）、《南京事件现地调查报告书》（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一桥大学社会学部吉田研究室，1985年），不再介绍。

资料集之外，另有单篇文献、日记、回忆，访谈等。单篇资料数量庞大，大多内容零散，有些较集中的国内已广泛报道（如中译早于原文出版的《东史郎日记》(33)、已为国内摘译的《日中战争从军日记——一个辎重兵的战场体验》(34)），有些是国外的译本（如平野卿子译的拉贝日记《南京的真实》(35)），所以，在此只择要介绍三种在日本国内未引起足够注意的材料，其余在下篇中引及：

1.《日军第十军法务部日志》

载高桥正卫编《续•现代史资料》六“军事警察”，みすず书房1982年版。本编内容基本未涉及南京，日本各派也都未予关注。但如前已述，日本战败时曾大量焚毁日军文献，第十军法务部日志是日军“仅存”(36)的法务部日志，而第十军所辖各部队又都与“南京事件”有关（第六、第一百十四师团是直接攻击南京的主力部队，第十八师团和国崎支队(37)为切断外部对南京的增援和南京守军的撤退分别攻占芜湖和浦口），所以第十军在攻占南京前后的表现，不仅对认识日军军风纪的一般状况有重要价值，对第十军——上海派遣军也可以推求——进入南京后的表现尤其可为重要参照(38)。

2.《中支那方面军军法会议日志》

载同上。中支那方面军未设法务部，军法会议存在了不足一月。日志记载的案例以第十军为主，也有少量上海派遣军“军中逃亡”等案，可作为前志的补充。

3.《一个军法务官的日记》

此本晚近才发现，作为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的日记正好是可以和第十军法务部日志互校的别本。小川日记除了实录第十军军风纪的本来意义之外，还有二点特别意义，即：一，证明小川在东京审判时为辩护方提供的证词不实（下将详及）；二，证明日军军方战时记载对事实已有损益(39)。

下篇

无庸否认，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由来已久的争议从根本上说和“立场”有关，不过第一手文献不够充分不能不说也为“见仁见智”留下了余地。那么，日本现存的材料可以证明什么？可以证明到什么程度？哪些还有疑问？哪些还不能证明？以下择要作一简括。

一

1.攻击南京是上海派遣军的预决还是“意外”

“八一三”出于中国“先发制人”，现在已为国内不少学者接受(40)。但日本派重兵来沪虽未占着先机，却也不是像日本流行观点所说仅为了消极的“保护日本侨民”。消极说源于东京审判时为松井石根的辩护和松井的自辩(41)。此说在南京大屠杀论脉中的意义是：进攻南京并非事前计划，而是战事发展“迫不得已”的“意外”，因此南京即便有“少量”暴行也是环境使然的“偶然”。

不必否认，日军在发兵时有过所谓“保护我居留民的生命财产和权益”的堂皇说辞，参谋本部也先后有过两次制令线的限制(42)。但这不等于攻击南京事出“意外”或“被迫”。如果我们将视界稍稍放宽，可以看到昭和后日军“下克上”久成风气，现地日军“暴走”的常态化，也已非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以比拟，有人称日本其时已成现地军“随心所欲的机制”(43)，并非夸张。从皇姑屯、柳条沟的爆炸到“满洲国”的建立等一系列事件都由基层发动，事后中央都“不得不”追认，都是显例。“七七”后情况也是如此。当时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后来追忆他和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中岛铁藏少将向“支那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中将传达中央“不扩大”方针时不仅被拒绝而且遭痛斥即是一个生动的例子(44)。从这一意义上说，有没有中央成命并不能作为判断日军行为的恰当根据。

但我们说日军进攻南京并非“意外”，确有实据，而不只是从一般情况的推导。日本旧军人团体编辑出版的“战史”资料《南京战史资料集》有为日军“正名”的意图，但如前所说，此集中所收日军高级将领日记对了解日军的决策还是有价值。我们从《饭沼守日记》中可以看到，上海派遣军尚未出发，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已明确表示：“应该放弃局部解决、不扩大方案”，“应断然地用必要的兵力以传统的精神，速战速决。比起将主力使用于北支，更有必要使用于南京”，“应在短时间内攻占南京”(45)，与东京审判时所说不得已完全相反。《南京战史资料集》Ⅱ所收《松井石根大将战阵日记》新“发现”的10月之前的部分，更详细记录了松井的打算和心境。8月14日松井从陆相杉山元大将处获知将统辖上海派遣军时，即对军方尤其是参谋本部未将“中支”作为主战场“不胜忧虑”。次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他的“痛感”：“应尽快断乎以铁锤使支那政府觉醒”。16日他本想说动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话不投机，转而游说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本间雅晴少将和杉山陆相，表示：“应以攻略南京为目的”，“有必要一举覆灭南京政府，因而对南京政府的压迫除了依靠武力的强力外，加上经济、财政会更有效”(46)。此时所说的“目的”，也是松井所辖的上海派遣军和再后成立的第十军的不变目标。所以攻占南京的日军中央命令虽较晚发出，对上海派遣军而言则是始终一贯的方针。

2.日军是否曾有“和平”进入南京的打算

日本有一个长期以来未受辨别的说法，即声称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时，12月9日曾空投劝降文告，要求中方在次日中午前作出答复，中支那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少将偕参谋公平匡武中佐、中山宁人少佐和冈田尚在中山门外等待至下午1时，未见回复，才向南京发动进攻(47)。今天更将劝降书发挥为“按照国际法”的“和平开城劝告文”(48)。此说在日本“虚构派”“中间派”中十分流行，其潜台词，用渡部升一的话说：“如果这时中国投降，将什么都不会发生。”渡部并声称：“率领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并没有向世界倾诉南京大屠杀，原因就在这里”(49)。此篇劝降文告“虚构派”看得很重。《真相•南京事件》便以《拉贝日记》未记此事作为日记不实的一个根据(50)。以不记某事作为不实根据的不经，无须一辨，但9日到10日的期限日军是否“和平”地等待了一天——从中可见中国军队如果撤守日军有否“不加以攻击”的诚意，则值得澄清。

据当时在宁的中外人士的记录，查明9日到10日日军是否停止攻击并不困难。《拉贝日记》 12月9日一开始就记载了“空袭从一大清早就持续不断”。日军轰炸后来也未停顿。拉贝在第二天续记“隆隆的炮火声、步枪声和机枪声从昨天晚上8时一直响到今天凌晨4时”，“今天城市全天遭到了轰炸”(51)。当日日记还记载了前一夜（9日晚）日军差一点占领光华门及推进到长江边自来水厂的情况。《魏特琳日记》12月9日记：“今晚，当我们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一颗巨大的炮弹落在了新街口，爆炸声使我们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次日日记记载了“夜里枪炮声不断” (52)。费吴生（George A.Fitch，亦多音译成费奇）的南京“日记”记于“1937年圣诞节前夕”，起始时间是12月10日，其中10日记：“重炮轰击着南京南部城门，炸弹在城内开花。”(53)此条记载虽未注明具体时间，难以判断是否在“劝告”的期限正午之前，但与上引互参，可以作为一个证据。12月9日日本的“劝告”发出后，日本并未停止进攻，在国人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到。蒋公穀在《陷京三月记》中记：“（9日）听说敌人已攻到麒麟门一带，逼近城垣了。枪炮声较昨日更来得密集而清晰。城南八府塘，已遭到敌人的炮弹。……夜间十二时后，炮声转烈，都向着城中射击；窗外不时掠过一道道的白光。”(54)敌至麒麟门的“听说”，有日军记录可证(55)。次日上午日军的攻击《陷京三月记》中有更详细的记录(56)。从这些互不相关的中外人士的纪闻，我们可以看到日军的言行完全不一：所谓的“劝告”发出后，南京不仅没能免遭攻击，反而因日军的到来，在空投的炸弹之外增加了大炮的直接轰炸。

日军寡信如此，虚构派为什么还每每提出？或许“虚构派”以为日军高层意在“和平”，轰炸只是上命未能下达。那么，就让我们再来检查一下日军自己的记录，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日军第九师团在9日下午4点，也就是“和平开城劝告”发出之后，发布了如下的命令：

……

二、师团利用本夜之黑暗占领城墙

三、命两翼部队利用本夜之黑暗占领城墙，命左翼队长将轻装甲车两小队归右翼队长指挥

四、命炮兵部队根据所需协助两翼部队作战

五、命工兵部队主要协助右翼部队战斗

六、命其余各部队继续完成之前任务(57)

等待“和平开城”反应的背后，原来是“利用本夜之黑暗占领城墙”(58)！这样的行动是否仅限于第九师团，只是个“偶然”？让我们继续检查日军的有关材料。据第六师团“战时旬报”记：

9日夜半，第一线部队决行。为了立即利用夜袭成果，师团长上午六时至东善桥，命令预备队并炮兵队向铁心桥前进。(59)

第六师团也是“夜袭”。第一百十四师团的“作战经过”记：

9日夜，秋山旅团突破将军山附近敌人阵地，急追敌人。10日晨，占领雨花台附近阵地，达到敌前，并立即开始进攻。(60)

秋山旅团即第一百十四师团属下的步兵第一百二十七旅团。在师团的“战斗详报”和“战时旬报”中对9日晚到10日正午的不间断攻击有详细记载(61)。不仅是师团一级的文献，基层也不乏有关的记载。如属于第十六师团的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在“战斗详报”中记：

联队12月9日夜按照师团“命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缺第一大队及第五、第八中队）作为右翼队从本道（含本道）北侧地区攻击前进，和右侧支队的战斗地域五旗蒋王庙、玄武湖东方五百米南京城东北角连成一线（线含右方）”之命令，光荣地沐浴着接受攻击紫金山一带高地的重大任务的将士，斗志愈益昂扬。(62)

从上可见，日军在“和平开城劝告”发出后，借着夜幕发动攻势并未稍息，并未信守等待中方答复的承诺，源自东京审判的所谓中方逾期未作回答，“日军才开始总攻击”云云，完全不合事实(63)。

3.南京周围有没有被日军屠杀的大量尸体

近3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随着一些重要史料的重见天日，完全否定日军暴行已日益困难，日本有些人不得不作出战略调整，将一些较“次要”的罪行，推出任斩，但对关键的、具有标志意义的“大屠杀”则仍绝口否认，半步不让。虚构派大井满的态度就是这种丢卒保车例子的典型。他在《编造出来的南京大屠杀》中说：“当然，我并不是说日本军完全没有不法行为。七万人的军队什么都不发生，没有这样的道理，这是谁都会认为的常识。大西参谋给强奸兵重重的耳光，并抓至宪兵队，这样的事无疑在各个地方都有。”(64)而在《诸君！》的问卷调查中，他在第一项被杀人数的选择答案中填了“12”(65)，“12”是表明“无限地接近于0”。

南京的被杀尸体最终通过掩埋、焚烧、弃于江中等途径清除干净，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否认南京屠杀的最大障碍，也是虚构派着意“辩驳”的一个关键。松井石根的专任副官角良晴少佐，晚年撰文《支那事变最初六个月间的战斗》，因文中谈到日军的大规模屠杀，生前未被刊出（后刊于旧军人团体主办的《偕行》1988年1月号）。因为角氏的特殊身份，所以他的回忆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争议。其中最大的争点是“下关附近的十二、三万尸体”(66)。据角良晴说，造成这些死者的真凶是第六师团，而下达屠杀令的是上海派遣军参谋部第二课参谋长勇中佐，长勇下达命令时他也在场(67)。对此，“虚构派”“中间派”一致质疑。《南京战史》以为角良晴的回忆“多有矛盾，缺乏信凭性”(68)。《南京战史资料集》所附“战史研究笔记”也认为：“角氏的误解、偏见、记忆失误不胜枚举”(69)。然而，角良晴所说并非孤证。

松井石根本人的日记就有一条证明。松井日记12月20日记：

朝10点出发，视察挹江门附近的下关，此附近仍是狼籍之迹，尸体等仍尽其遗弃，今后必须清理。(70)

第十军参谋山崎正男少佐在12月17日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到了扬子江边的中山码头。……河岸遗弃有无数死尸，被浸于水中。所谓“死尸累累”也有不同程度，这个扬子江边才真是死尸累累，如果将之放在平地上，真的可以成为所谓“尸体山”。但看到的尸体已经不知多少回，所以已不再有一点吃惊。(71)

“中山码头”一带，与角良晴所说正是同地。

“支那方面舰队”司令部军医长泰山弘道海军军医大佐12月16日坐水上飞机到南京，下午 2时，他与舰队“机关长”、“主计长”等一行去战地“参观”，他在当日日记中记：

从下关码头起，在修建的一直线的广阔的道路上开着，路面上散乱着步枪子弹，宛如敷着黄铜的砂。路旁的草地散着活生生的支那兵的尸体。

不久，从下关到通往南京的挹江门，高耸的石门下是拱形的道路，路高约三分之一埋着土。钻入门，从下关方面就成了一条坡道。汽车徐徐前进，感觉是开在充满空气的橡皮袋上缓缓的向前。这辆汽车实际是行驶在被埋着的无数敌人尸体之上。很可能是开在了土层薄的地方，在行进中忽然从土中泌出了肉块，凄惨之状，真是难以言表。(72)

此处之“下关码头”到“挹江门”一带，与角良晴所说也是同地。从这几位无关者的相同记载，此事之确凿不移，不应再有任何疑义。而且，不论其中有没有平民，从江边不是战场来说，“死尸累累”至少是屠杀俘虏的结果。

《南京战史资料集》所附“战史研究笔记”中对角良晴所述中有一条特别予以“批判”。其谓：“‘在横陈着累累尸体的河岸道路上静静地走了两公里。感慨万千。军司令官的眼泪呜咽着往下流’的记述实在让人吃惊。爱着中国，爱了中国的大将决不会在战场的弃尸上行车。而且，车体低的轿车也决不能够在这之上走两公里。我以为，仅在这点上，完全是编造，谁都可以断言。”(73)但这样的“断言”未免武断。这不仅是因为有泰山弘道等(74)所说的“行驶”在“无数尸体之上”的支持，而且是因为这是一个反常理的事，编造是不会走这样的险径的。

屠杀在当时的广泛程度，日军官兵的记载有相当的反映。以下我们再来看一看泰山弘道在上引16日日记中接着的记载。

即将开出门洞进入南京一侧，累累的敌尸成了黑焦状，铁兜、枪刺也被熏黑，用于铁丝网的金属丝和烧塌的门柱的残木相重叠，堆积的土壤也烧成黑色，其混乱和令人鼻酸，无法形容。

门右首的小丘上，刻着“中国与日本势不两立”，显示着蒋介石宣传抗日的痕迹，接近市内，敌人遗弃的便衣兰布棉袄，使道路像褴褛的衣衫，而穿着土黄色军服，扎着神气的皮绑腿，手脚僵直仰卧着的敌军军官尸体，也随处可见。

上引只是泰山弘道到南京第一天所见的一个片段，他在南京的三日，每到一处，都遇到了大量尸体。如第二天（17日）早上，在下关的另两处，看到了“累累尸体”，并亲见一个“血流满面”“求饶”的中国士兵被一“后备兵”(75)从身后近距离枪杀；上午在中山北路沿途看到“累累尸体”；下午与大川内传七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等“视察”下关下游的江汀，看到“无数焦黑的敌人尸体”，又在江堤内看到“‘尝了日本刀滋味’的敌人尸体六七十具”。18日，先在狮子林，看到“此处彼处都是敌人遗弃的尸体”；又在山麓的兵营外，看到“散落的尸体”；到了中山公园，又看到“散落的敌人尸体”(76)。

类似的事发时留下的第一手材料，最有力的证明南京周围至少有大量中国军人——当然不只是中国军人，以下我们会述及——的尸体。那么，这些尸体究竟是战死者还是被屠杀的军人呢？我们在探明这一日本争论不休的“疑问”之前，先来检查一下日军高层有没有下达过屠杀令。

4.在攻占南京过程中日军高层有没有下达屠杀俘虏的命令

日军在攻占南京的过程中，对停止抵抗的中国俘虏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戮，这一暴行出自日军高层的命令，还是仅仅是基层部队的自发行为？由于现存的材料残缺不全，给认识这一问题带来了很大的困惑。日本虚构派因为不承认任何意义上的杀戮(77)，当然矢口否认有过屠杀令，日本军史学界的代表作“战史丛书”和《南京战史》也不承认或倾向于否认屠杀出自自上而下的命令(78)。

在现存史料中，有三条记载明确的涉及了屠杀令，即：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12月13日日记中所记：

因为原则上实行不留俘虏的政策，所以从开始即须加以处理。(79)

第十三师团步兵第一○三旅团旅团长山田栴二少将12月15日日记所记：

就俘虏处理等事宜派遣本间骑兵少尉去南京联系。

得到的命令是全部杀掉。

各部队都没有粮食，令人困惑。(80)

第一百十四师团步兵第六十六联队第一大队战斗详报所记：

八、下午2点0分收到由联队长下达的如下命令：

下记

1、根据旅团命令，俘虏全部杀死；

其方法为，以10数名捆绑，逐次枪杀，如何？

2、兵器集聚，待新指示下达为止派兵监视；

……

九、基于上述命令，命令第一、第四中队整理集聚兵器，派兵监视。

下午3点30分，集合各中队长交换处决俘虏的意见。结果决定各中队（第一、第三、第四中队）等份的分配，以50名一批由监禁室带出，第一中队在露营地之南谷地，第三中队在露营地西南方凹地，第四中队在露营地东南谷地进行刺杀。

但应注意监禁室周围需派兵严重警戒，带出之际绝对不能被感知。

各队均在下午5时准备结束，开始刺杀，至7时30分刺杀结束。

向联队报告。

第一中队变更当初的预定，欲一下子监禁焚烧，失败。

俘虏已看透因而无所畏惧，在军刀面前伸出头，在枪刺面前挺着胸，从容不迫，也有哭叫哀叹救助的，特别是队长巡视之际，哀声四起。(81)

因为这三条材料出自事发当时，属于“第一手”，对复原屠戮俘虏是否出自命令有特殊的价值，所以日本虚构派和部分中间派不惜笔墨，详加“论证”，号称中岛和山田的记载与屠杀令无关，而第六十六联队第一大队战斗详报的屠杀记录从时间和内容两方面看都与事实相违背，因此是编造。

我曾通过广征事发当时的相关文献，参以当事人事后的回忆，证明上述记载就是屠杀令的明证(82)。其中主要论据为：一，第十六师团所辖第三十旅团黎明前发布的“各队在有师团［新］指示前不许接受俘虏”的命令(83)与中岛日记的精神一致，而之所以肯定此命令指的是屠杀俘虏，是因为有第三十旅团下属第三十八联队副官儿玉义雄少佐有关此项命令的如下回忆：

接近于南京一、二公里，在彼我相杂的混战中，师团副官通过电话传来了师团的命令，‘不许接受支那兵投降，处理掉’，居然会下这样的命令，令人感到震惊。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是有人格魅力的豪快的将军，但这一命令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接受。对于部队来说，实在让人吃惊和困惑，但作为命令不得不往下向大队传达，以后各大队没有就此事报告。(84)

儿玉的回忆出于中岛日记引起争议之前，不可能已有针对性的问题意识，所以他所说的“不许”应是三十旅团“不许”的最直接、最明确的证明。从中岛今朝吾日记到三十旅团命令到儿玉义雄回忆，师团、旅团、联队，“首尾完具”，一脉相传，中岛今朝吾日记中屠杀令记载之可靠，无复存疑的余地。二，山田日记不仅“文脉”毫无捍格之处(85)，而且有属于第一○三旅团的第六十五联队在海军码头附近和上元门以东四公里处的大量屠杀俘虏的事实为证(86)。三，丁集团（第十军） 13日上午8时30分发布“歼灭南京城之敌”(87)，所部第一一四师团接命后于9时30分下达“应使用一切手段歼灭敌人”的命令(88)，所部第一二八旅团接命后于12时发出“不惜一切手段歼灭敌人”的命令(89)（第六十六联队的直接顶头上司是一一四师团所辖的一二七旅团，该旅团记载已焚毁，属于同师团的一二八旅团当时也在南京地区，所传达的命令应该一致），第六十六联队战斗详报所记下午2时接到的命令正是“顺理成章”的，完全没有虚构派所说的时间和内容上的抵牾。所以不论当时上级命令是否明确，但六十六联队接命后的屠杀确实是在上级命令下的行动。

综上所述，可以下一个肯定的结论：日军在攻占南京的过程中屠杀的大量俘虏，不是所谓“一部分官兵造成的突发、散发的事件”(90)，而是由现地日军自上而下的命令造成的。虽然今天已无法复原或无法完全复原攻占南京的方面军和军一级的有关俘虏命令的真相(91)，但至少可以肯定，日军在师团一级确实曾下达过屠杀令。

5.南京城周边的大量中国军队尸体是战死者还是被屠戮的俘虏

日军下达过屠杀令，不仅从残存文献的“文脉”中可以发现，关键还是因为如前所述有南京周边地区大量中国军人死亡的事实根据。因此日本除了大屠杀派的少数人，都特别强调南京城外的尸体死于“战斗”，而非屠戮。但梳理现存的日军各级战报和阵中日志的记载，可以看到，在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彻底扫荡”和“歼灭”“敌军”的命令下，日军许多部队的所谓“歼敌”，实是屠杀俘虏。

隶属于上海派遣军第九师团的步兵第七联队，在12月7日—13日的“虏获表”中“俘虏”无一人，而“敌人弃尸”505具(92)，就当时投降接踵而至的情况说，无一活口，一定是因为第七联队“不留俘虏”。在第七联队12月13日—24日《南京城内扫荡成果表》之二中，“败残兵”的“刺射杀数”达6670人 (93)，而俘虏也没有一人。《步兵第七联队作战命令甲第一一一号》明确命令“将败残兵彻底地捕捉歼灭”(94)。“歼灭”之意可含俘获，但将以上命令和结果两相对照，第七联队在攻打南京以及城破后在扫荡中的“歼灭”指的是肉体上消灭，应该没有疑问。而且13日南京失陷后中国军队已放弃抵抗，被杀人数反而大大超过了之前，除了屠杀俘虏，也难以有其他解释。

上海派遣军第十六师团是进攻南京的主力部队之一，其属下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在《南京附近战斗详报》中称：

（13日）下午2时30分，前卫的先头部队到达下关，搜索敌情的结果，发现扬子江上有无数败残兵利用舟筏和其他漂浮物流往下游，联队立即组织前卫及高速炮对江上敌人猛烈射击，经二小时歼灭敌人约2000。(95)

在同一详报的第三号附表的“备考”中记录了12月10日—13日包括“处决败残兵”和“敌人弃尸”两项的尸体6830具(96)。同属于第十六师团的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奉命对城内“彻底扫荡”， 12月14日的《南京城内战斗详报》的附表虽未如第三十三联队、第七联队等详列“敌人弃尸数”或“刺杀敌人数”，但在“（五）”中明确记载了“全歼敌人”(97)。

隶属于第十军的第一百十四师团，在12月15日战斗详报“附表第三”中记“敌人弃尸”共 6000具，而在“附表第一”日军伤亡之一、二、三分表中死亡者合计为229人。

隶属于第一百十四师团的步兵第六十六联队第一大队，情况也相仿，12月12日攻入南京前日，“毙顽强抵抗之敌兵700人”，而自己只死了9人(98)。同大队在12月10日—13日共死17人，而被杀之“敌”则多达80倍以上，达到约1400人。

隶属于第十军第六师团的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十一中队在江东门的“遭遇战”中“毙敌”3300人，而己方死伤相加仅80人。不仅在江东门，据第六师团“战斗详报”记，第四十五联队第二第三大队、第十军直属山炮兵第二联队之一部、第六师团骑兵第六联队之一部在从上河镇到下关的整个战斗中，不仅以十分之一的兵力击败了中国军队，而且“毙敌”11000人，而己方“战死”仅58人，约190比1(99)。

上引材料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一是只有“敌人弃尸”而没有俘虏，一是“敌人弃尸”数量与日军死亡之比例极其悬殊。在对垒的两军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武器装备差距过大，一是一方是已放下武器只能任人宰割的俘虏。当时是哪一种情况，因材料俱在，并不难征明。比如上述第四十五联队的江东门之战，不仅是“零距离”的“白刃战”，而且又持同样的武器(100)。上海派遣军参谋副长（副参谋长）上村利道大佐，12月26日参观挹江门南侧高地的防御设施及富贵山炮台，对地下掩体设施的“规模壮大”“深为感叹”。同是这位上村利道，在次年 （1938年）1月6日去第十六师团参观“虏获兵器试验射击”后，在当日的日记里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下午作为殿下的随行去16D（“殿下”指上海派遣军司今朝香宫鸠彦中将，“D”为师团之代码——引者）视察虏获兵器的射击。自动步枪、步枪、手枪、LG、MG（LG指轻机关枪，MG指重机关枪——引者）、火炮等良好的装备，决不亚于我军的兵器，令人感怀。(101)

参谋本部第三课课员二宫义清少佐在赴中国考察后写的“视察报告”中说：“在近距离战斗所用武备上，［日军］和中国军队相比，不论在资质还是在数量上都处于劣势。”(102)上海派遣军10月在宝山作战时，24厘米榴弹炮、30厘米臼炮多次发射出的炮弹都不爆炸，11月渡过苏州河后，24厘米榴弹炮多次在管内爆炸。不仅重武器，轻武器日军更没有明显的优势。日军攻打上海前任参谋本部支那课长、战争爆发后任第二十二联队联队长的永津佐比重大佐，曾因旧式手榴弹质量低劣，每有“不发弹”（掷出后不爆炸），向上海派遣军参谋大西一大尉大光其火。无独有偶，10月11日在宝山蕰藻浜一线作战战死的第一百一师团步兵第一百一联队联队长加纳治雄大佐，在临死前给师团参谋长的信中也提到手榴弹的“点火不充分”。普通武器如此，“高科技”武器亦如此。在开战前夕从德国运至南京，装备在鸡鸣寺东侧高地的电动瞄准的高炮，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曾使日本海军航空兵感到很大的威胁。曾任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的森英生中尉说：德国对中国的军援使他感到日本受到的是“德国的打击”(103)。引述此类材料并不是要证明中国军队武备已优于日军，在总体上，尤其在飞机、重炮、坦克等重武器上，应该说日军还是占有优势，但这种优势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攻坚战和远程破坏上；我在此想说明的只是：在近距离战、肉搏战、夜袭作战上，日军并没有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的法宝。

所以，在南京周围敌我双方死亡之悬殊如此，除了对放下武器的俘虏的屠戮，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解释。所谓“战斗”，所谓“零距离”的“白刃战”云云，不过是各部队为了邀功的饰词。

南京城内外的大量尸体是被屠杀的俘虏，从军方文献中完全可以证明，同时，在第一线的下层官兵的记录中则有许多屠杀俘虏的亲身经验和亲历见闻。我们不妨再略作征引。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七中队小队长前田吉彦少尉在12月15日日记记录了当天“听说”的所在大队“后备补充兵”屠杀被押送俘虏的经过：

起因只是很小的事，因为道路狭窄，在两侧拿着上了刺刀的枪的日本兵，好象是被挤而落入还是滑入了水塘里。［日本兵］勃然大怒，决定打还是骂，害怕的俘虏忽都避向了一旁。在那里的警戒兵也跳了起来。所谓“兵者，凶器也”，哆哆嗦嗦端着刺刀枪叫着“这个畜生”，又是打又是刺。恐慌的俘虏开始逃跑。“这样不行”，于是边叫“俘虏不准逃”“逃的话枪毙”边开枪，当时一定是这样。据说就是这样的小误解酿成了大惨事。……不能不说此事使皇军形象扫地。为了隐蔽这一惨状，这些后备兵终夜不停，到今晨才大体埋完。这是“非常”或极限状态下以人的常识所无法想象的无道行为的实例。(104)

这样的“误杀”，在当时屡有发生。所以究竟是不是“误杀”，反而无须再论。

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机关枪中队牧原信夫上等兵在12月14日的日记中记：

上午八点半，一分队协助十二中队去马群扫荡。听说残敌因为断了顿，摇摇晃晃地出来了，所以立即坐汽车出发。到达的时候，由步枪中队解除了武装的三百十名左右的敌人正等待着，迅速地全部枪杀后即回来。……在铁路沿线分叉的边上，有百余名支那军受到友军骑兵的夜袭，全部被杀。……下午六时……抓到了六名败残兵，枪毙了。……今天一处异样的风景是某处的汽车库，敌人一百五六十名被浇上汽油烧死。但今天的我们已是看多少尸体都不会有任何反应了。(105)

仅仅一日之中，牧原信夫和他所在的分队就亲眼所见和亲自参加了如许的屠杀，这不是牧原信夫和他的同伴特别有“幸”，这只是当时在南京日军整体的一个缩影。泰山弘道在12月19日日记中记：“据闻，最后坚守南京的支那兵，其数约有十万，其中约八万人被剿灭……。”(106)这“八万人”中的大部分，当都是如上所述的“解除了武装”者。

步兵第七联队第二中队的井家又一上等兵在12月16日日记中记：

下午再次外出，捕来年轻的家伙三百三十五人。……将此败残兵三百三十五人带到扬子江边，由其他士兵枪杀。(107)

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第一小队第四分队的林（吉田）正明伍长，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杀戮，其中24日中有将7千名“俘虏”带到长江边枪杀的记载，所谓“前记的俘虏七千名也成了鱼饵”(108)。林正明的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上引泰山弘道、山崎正男等说16、17日在江边已见大量尸体，“24日”仍在江边杀俘，说明当时江边已成了屠场；二，日本右翼将否定推尸入江作为否定江边屠杀的一环（如果并无推尸入江之事，则大部分遗骨应该还在），而此处所谓“鱼饵”，再一次证明日军屠杀后尸体是推入江中的。

上引前田吉彦说的屠杀的细节，还是“据说”，井家又一在12月22日的日记中则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亲身经历：

傍晚天快暗下来的下午五点，在大队本部集合，准备去杀败残兵。一看，在本部院子里，有一百六十一名支那人，正在等待神明，不知死之将至地看着我们。带着一百六十余名……，关入了这里的一座房子。从屋子中带出五人刺杀。“嗷——”叫的家伙，嘟哝着走着的家伙，哭的家伙，可以看到完全知道结局的丧胆相。战败的兵的出路就是被日本兵杀掉！用铁丝绑着手腕，系着脖子，边走边用棍打。其中也有唱着歌走着的勇敢的兵，有被刺后装死的兵，有跳入水中阿噗阿噗残喘的家伙，有为了逃跑躲入屋顶的家伙，因为怎么叫也不下来，就浇上汽油用火烧，火烧后两三人跳下来，被刺死了。

黑暗中鼓着劲刺杀，刺逃跑的家伙，啪、啪的用枪打，一时这里成了地狱。结束后，在倒着的尸体上浇上汽油，点上火，仍活着的家伙在火中动了，再杀。后来燃起了熊熊大火，屋顶上所有的瓦片都落了下来，火星四散。回来的路上回头看，火仍烧得通红。(109)

如果说前引木佐木久等的“义愤”还不失人道的意识，井家又一的立场则已无人性可言。

上引大多出自《南京战史资料集》。此集出版者“偕行社”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持否定态度，但因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非如日本右翼所说只是“偶发”的个别行为，所以既要汇编史料，就不可能“干净”地不留痕迹。而散见于各种出版物的相关记载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类似的材料。

辎重兵第十六联队第四中队第二小队第四分队第十九班的小原孝太郎，应征时是千叶县小学教师，他的日记从1937年9月1日入伍到1939年8月7日除队，一日不缺。1937年12月15日这样记：

那一带好象就是南京。翻过了山，在稍稍平坦的地方有个村庄。在这里遇到了让人吃惊的景象。在竹栅栏围着的广场中，多达二千名俘虏，在我军的警戒里小心地待着。让人吃惊。后来才知道这正是攻击南京时俘获的俘虏。据说俘虏约有七千人。他们举着白旗来，被解除了武装。其中当然也有在战斗中俘获的，各种情况都有。他们中也在军服之外穿着便服的。在这里先检查一遍，以决定枪杀、役使还是释放。听说在后面的山里被枪杀俘虏的尸体，堆积如山。南京的大部分则好象已经过了清理。

12月17日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在“征发”时斩杀被发现的“败残兵”的血腥过程，同时还记有：

俘虏来了，正是昨天在那个村子里的俘虏。拿着枪刺的约一个小队穿插在中间，走啊走，不知有多少。跑过去问，说是有四千俘虏。都是三三、三八和二十联队在这一带战斗俘获的。护卫也都是这些联队的人。带着这些东西派什么用处？是去南京么？有的说都枪杀，有的说带到南京去服役。——总之，不知道，但俘虏原有两万人，处理的只余下这些了。

18日前往南京途中，小原孝太郎也遇到了大量的尸体，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这样记：“尸体堆积如山，想象着［我军］翻越尸体一路追击敌人直至南京附近的样子。”(110)这样“如山”的尸体的正身，当是记